谁都知道，现在大学文凭已经不值钱了。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清华大学2023学年本科就业率仅15%，北大17%，复旦也只有18%，剩下的主要毕业去向是考研升学，而那与其说是为了深造，不如说是“不好找工作，多逃避几年”的拖延战术。
名校尚且如此，其余不问可知。然而，对国内的家长来说，孩子不上大学，仍然是被逼无奈，很少是一种主动选择。毕竟大学文凭虽然贬值，但你没有大学文凭的话，机会更渺茫。
然而在日本、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并非人人都想上大学。不久前举行的2024年日本高考共有49.2万人报名，首次跌破50万人大关，是1992年以来报考人数的新低。在日本，大学毕业后想继续考研深造，甚至还会被视为“懒人”，认为你只是在逃避现实，不想走进社会。英国的工人阶级和美国的黑人群体，甚至有一种顽强的理念，认为上大学毫无必要。
你觉得奇怪吗？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龙樱》剧照
现代教育一直很昂贵，供养个大学生在哪里都不容易。《私人生活史》卷四谈到，19世纪的法国，别说大学，上中学都“始终是局限于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产物”。大学就更贵了：1880年巴黎一名女仆的全年薪水是500法郎，但一名读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仅报名和参加入学考试就要1000法郎，学医则更高达3000法郎。根据法国大学生总会联合会的数字，法国大学生2022年开学第一个月所需开支平均为2527欧元，足以消耗掉法定最低月工资，这还是在法国公立大学基本免费的情况下。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社会学者应星发现，科举时代要赶考，至少一要有钱，二要有闲，“为了不到1/40的中举率，科场应试者不得不承担起10-15年读书不挣钱的损失，以及10年以上求学期间的学费。”近代新式教育因为集中在城市里，费用就更昂贵了，自费留学是连小康家庭的财力都难以支撑的，因而新一代知识精英出身寒门的子弟比例很低。虽然现在我们普遍把上大学乃至留学看作稀松平常，但在很长时间里，这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奢侈消费，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到。
更关键的是，社会也未必需要那么多高学历的人才。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他那本1951年出版的经典研究《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指出，“一般的估计是，大约80％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可以在三个月内学会”，这通常不需要大学学历就能做到，而大学毕业生挣的钱也只比美国平均收入高1/10。对大多数美国青年来说，四年大学教育不仅“毫无必要地昂贵”，而且也“不为社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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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有类似情况。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所·研修机构根据厚生劳动省2021 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推算，高中或专科毕业的，一生平均能赚到2.58亿日元，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值则为2.9亿，也就仅仅高出12%而已。何况，读大学本身也要花钱：日本国立大学四年的学费要518万日元，私立大学的文科需690万日元，理科则更高达812万日元。这对于那些经济本不宽裕的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日本有1万多名学生因为实在没能力偿还读大学期间欠下的债务而宣告破产。
不夸张地说，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子女的教育费用恐怕是最重大的投资项目之一。这种现代教育理念将孩子视为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大量的资金、时间、精力的投入，当然希望看到“投入产出比”（ROI）——虽然家长在意的产出未必是以金钱的形式呈现，往往还包含了孩子的人格发育、幸福快乐等难以量化的因素，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越是普通家庭，越无力承受“投资失败”。
而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诸如建筑工人、管道工、护理员等对学历要求不高的职位，报酬也很丰厚，还很容易找到工作，在就业市场上更抢手：2022年高中毕业生就业内定率97.9%，比大学毕业生高出2.1个百分点。其结果，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毕业生找不到适配的白领工作，转而去干体力活、打零工，而应聘这些职位其实都不需要大学文凭，那花钱花时间读四年大学还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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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达国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职业歧视的现象并不严重，社会福利保障好，劳动力又很短缺，这都确保了体力劳动同样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不至于拉开太大差距。社会价值取向多元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就不成立了，在大学当老师还是在工地搬砖，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如果哪个孩子从小就喜欢做木工，也不必非得逼着他去考大学。
而国内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异，哪怕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现代化，但人力成本还是很低廉。前些年倒是也有“硕士当阿姨”的都市传奇，但社会反应大抵是将之看作一种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何况这肯定只是少数高端市场需求。月嫂的费用倒是水涨船高，但普遍来说，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和办公室白领的报酬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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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就知道，当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这样的说法，就表明体力劳动价值的相对提升，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心态会造成多大冲击。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心态势必就处于一种无法缓解的矛盾境地：一方面苦于学历崇拜之下的“内卷”，不甘愿自家孩子去从事低学历的体力劳动；另一面，职业歧视仍然存在，又大大限制了人们的择业范围。
这个问题要解决，肯定非常棘手。即便“看上去很美”的日本教育/就业体制，也有另一面：那种乍看“理性”的选择，在现实中难免意味着穷人家的孩子会出于经济考虑放弃深造机会，尤其在教育费用依赖父母的情况下，寒门子弟势必无法“任性”。1963年，厚生省还规定“接受生活补助的人不允许读大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大学生被视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想读大学就不再是生活保护的援助对象了。
两难之处就在这里：如果基于自家经济状况理性考虑，那么在不同阶层的孩子智商平均分布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较低阶层的孩子在人生选择时受到隐形的限制，牺牲向上流动的机会。虽说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已经使得不同工种的劳动都得到了相应的合理报酬，但不可否认，受教育仍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的最重大后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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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下每个家庭都为深陷教育“内卷”而疲惫不堪之际，我们是时候反思一下了：难道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吗？与其焦虑于自家孩子成为失败者，不如跳出这个狭隘的陷阱，去设想一个良好社会，在那里，不同的人都能凭着自己双手的劳动过得有尊严。
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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