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应义塾大学，日本改革之魂
自由之声、演说之风从这里兴起，为教育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 廖文辉
站在东京最高建筑晴空塔的观景台上向下望去，整座城市尽收眼底。江户川岸边布满密密麻麻的建筑，一直延伸到东京湾的海天临界处。海湾边伫立着红白相间的东京塔，它曾是这座城市的制高点，也是日本人心中一个里程碑般的象征。东京塔下车水马龙，几个穿着得体、打扮精致的大学生在人群中尤为显眼。他们穿过东京的“不夜城”六本木，顺着一条僻静的小路，走进一座高大的拱门。这里便是他们的学校——庆应义塾大学。
对日本人来说，有着157年历史的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精英教育的最高标准，它的医学院和法学院是每一个日本学生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两年前，我进入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读博。在这里学习、生活的700多天，让我渐渐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看来，庆应义塾大学不仅是日本私立大学的最高学府，更是日本改革历史的灵魂所在。
理想之门
庆应义塾大学简称庆大，在关东地区有6个校区，而位于东京湾边上的三田校区是庆大的本部校区，也是最能代表庆大的校区。和所有人一样，第一次来到本部校区，我就被高耸的校门吸引了。石灰色拱门形成了一条走廊，一头是闹市区，一头是校园。这条门道又被称为“理想之门”，取自1933年塾生合唱队自创的歌曲《幻之门》，有着从这里实现理想的含义。走进大门，英伦风格的建筑群中夹杂着郁郁葱葱的灌木丛，阳光点点洒下，常常能见到坐在长椅上自习或者互相辩理的学生。
校园里最有古典气息的建筑是建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的图书馆，这里曾接待过多国领导人和大使。图书馆的窗用的是彩色玻璃，上面刻着庆大的校徽图案——一张盾牌上画着交叉的两只笔尖，寓意为“笔比剑强”，这是庆大在成立之初“教育救国”的理念象征。而这种理念的实施者，便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福泽谕吉，他的铜像位于图书馆的正门口。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19世纪中叶，西方诸强突破了日本的各个港口，开始侵入内地，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对国政无能为力，衰老的幕府在动荡之中垂死挣扎。当时，日本社会开始推崇西方技术，尤其是荷兰的炮火技术，各地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风潮，并把西方学说统称为“兰学”。1854年，19岁的福泽谕吉只身前往长崎，拜访当地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并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和兰学。
1858年的隆冬，福泽谕吉来到江户（现东京），住在当时的外国人居住地——筑地铁炮洲，并在那里教授兰学，人们把他的小私塾称为兰学塾，这便是庆大的前身，这一年后来被定为庆大的创立时间。之后的几年，福泽谕吉曾作为军舰“咸临丸”的军官助手前往美国，也曾跟随使节团出使欧洲多国，学习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知识。
有过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谕吉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性，回国后，他出版了《西洋事情》等书，还曾作为官员提倡对幕府机构进行改革。不过他发现，政府改革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实现，而日本的未来也不应该是用枪弹大炮换来的，于是，他把眼光放在了几十年后，决心投身教育，为日本培养下一代精英。
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正式展开，福泽谕吉为了响应维新，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他将兰学改成了英学，教授英体系的各种文献翻译、民主政体制度以及言论自由等内容，并创办了日报《时事新报》，给庆应义塾定下“以笔强国”的基调。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国内和殖民地相继成立了9所“帝国大学”，全面进入教育强国的时代。
福泽谕吉铜像
三田演说馆
建于1912年的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
先锋气质
初到庆大时，我感受最深的是这里总带着浓浓的“洋味儿”，辩论、演说是这所学校时常会出现的活动。在我的印象里，庆大的学生都有着改革情结，谁也不愿意固步自封。因此，在日本的贸易、金融等领域，庆大的学子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形成一群有实力的“庆应帮”；而在政界，庆大更是诞生了许多改革派大人物，如尾崎行雄、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尽管各界对这些政客的评价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身上都有着庆大学生特有的先锋气质，敢说又敢做。而这种特点，在庆大三田演说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873年梅雨季节前后，福泽谕吉与几位门生对西方的演说与讨论产生兴趣，他们认为演说是西方议会政治中宣扬各自观点时不可缺少的手段，于是在自家举办了演说讨论练习。福泽谕吉用“演说”二字翻译英文“speech”，认为个人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日本普及演说是当务之急。1874年6月，福泽谕吉开始筹建三田演说馆。
三田演说馆竣工于1875年5月1日，原位于校门附近。演说馆建成后，福泽谕吉定期在馆内举办演说会，表达教育理念和政治观点。正是在三田演说馆中，福泽谕吉提出了“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脱亚入欧”等理念。现在位于校园西南稻荷山的演说馆，是1923年大地震后迁移过去并重新修复的。演说馆为欧式风格，木质构架、瓦片顶，四周是镂空的墙壁，内可容纳四五百听众。别看演说馆规模不大，设施简陋，它的地位在日本非同一般。梁启超说过:“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而他口中的“演说”，便是在三田演说馆中诞生的。
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演说之风从教育圈延展到政治界，自东京到地方。当时政府对报纸舆论等主流媒体的控制相对较强，因此演说满足了大众自我表达的愿望，这种自由之声最终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人士。1915年，由于在日本改革时期的巨大贡献，三田演说馆作为日本第一所演说会堂被东京府定为历史古迹。1967年，日本政府公布它成为国家级重要文物保护建筑。现在，这里成为举办各种演说会和授予学生学位的场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庆大校园里演说盛行，哪怕是刚刚入学的新生，也有机会组织自己的演讲活动和研讨会。不论是学术大师还是学校老师，在这里演讲都只能被称为“某某君”，而非“先生”或者“老师”，因为对于庆大人来说，“先生”二字是福泽谕吉的专称，哪怕是现任校长，也只能屈尊被称为“君”。不过这两年，庆大的政治倾向越来越保守，昔日热火朝天的演讲场景也越来越少了。
东京大学橄榄球比赛中的”早庆战“。
“暗战”百年
在日本，说到庆应义塾大学就不得不提早稻田大学，这两所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学校被合称为“私立双雄”。和牛津与剑桥、哈佛与麻省理工一样，“私立双雄”之间也有着百年来从未间断的暗自较劲。
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是大隈重信，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财政改革家。起初，他与福泽谕吉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福泽认为大隈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则认为福泽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一次，一位杂志编辑同时邀请两人出席酒宴，一开始，互不待见的两个人都不屑和对方交流。谁知几杯酒下肚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对福泽说：“我真是羡慕福泽先生，可以被无数前程远大的学子们围绕。”福泽谕吉笑说：“您要不也试着办个学校？”这一句酒后戏言让大隈重信下定决心，在1882年创立了早稻田大学。1901年，福泽谕吉溘然长逝。在葬礼上，他的遗属遵从其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唯独收下了他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
每年，在日本最重要的大学生体育赛事中，所有媒体都会大篇幅报道“早庆战”，即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对抗赛，而为“早庆战”作筹划的各种民间拉拉队也是下足了功夫，在比赛期间总能听到两校支持者震耳欲聋的加油声。
在知名校友方面，两所大学也不分上下：迅销公司创始人柳井正、索尼集团联合创始人井深大、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等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而庆应义塾大学，除了走出多位日本首相、高官，还有川久保玲、山本耀司、武内直子等知名艺术家，近几年更因为培养了许多新生代演艺红星而收获了大批年轻“粉丝”。
从学术到体育，从政坛到演艺圈，两所大学的“战争”从未停歇。得益于这种竞争，“私立双雄”为日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可以说，这两所学校是福泽谕吉和大隈重信的精神延续，共同构成了从明治维新时就孕育而生的改革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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