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把目光放在归化球员身上，就忘记了中国足球在“请进来”之前，还有一段“走出去”的时光。1998年7月，杨晨转会德甲球队法兰克福，成为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留洋”和进球的第一人。此后，范志毅、孙继海、马明宇、李玮锋、李铁、邵佳一、郑智等也先后出现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有的还成为主力球员。而目前的中国国家队中，只有武磊一人“留洋”。
其实，在海外的中国足球人口数量并未减少，反而增加，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甚至未成年球员去欧洲、巴西等地深造，中国球员“留学”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是自费出国。也就是说，中国足球“走出去”的步伐，悄然从“留洋”变成了“留学”。从字面看，“留洋”的意思是“留在西洋”（当然，也可以是东洋、南洋，但主要是西洋），留学的意思是“留下学习”，前者更强调是工作的状态，后者更强调是学习的状态。
虽然少了20多年前“大留洋”时代的风生水起，但“大留学”时代的静水深流或许更有力量。与选拔公派、成建制、成批次地“走出去”相比，基于私人自主选择的足球留学，显著特征是分布得更散、渗透得更深，比如，更注重基础教学，同时降级压力相对较小的匈牙利、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较之以前得到了更多家长的青睐。
这种多样性大大增加了可能性，不是只有扦插在“主干”（主流联赛）上的小苗才能成材，也许就有小苗喜欢在更自由的枝干上生长。比如，受文化隔阂、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很多“留洋”球员难以融入社会大环境和球队小环境，慢慢就被边缘化了。文化适应性其实是一种筛选机制，整队出国留学，看似能够解决与身边人的交流难题，实际上与当地文化更隔绝了。而个体完全地文化浸润是解决适应难题的最好方式。
由于绝大多数孩子在国外很难立足，只有极少数球员在成年后能在一些低级别联赛获得出场机会，“出口转内销”现象十分普遍，大家就对这种以个体行为为主力的足球留学产生一定怀疑。完全不必这么悲观，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见效慢的路径，却实在是在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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