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图书馆门口石碑

西安碑林唐碑“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系传教士伪造

原创 河清 河清

本文是拙书稿《历史的阴谋》的两个片段,作为西史辨伪学派“二大”(第二届研讨会)发言稿。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块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但在中国长期默默无闻的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没有具体发现者,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传说。

话说明朝末年,在西安郊外,几位农民造房子挖地基(桥段熟悉吧,甘肃省博物馆一件“东罗马银盘”也是这么发现的),哎,就挖到了这块在地下埋了800余年的石碑。石碑体量巨大,碑身高约2米,宽1米,全碑高将近3米(2.8米),重达两吨,是一个大家伙(图1-左)。

石碑看上去非常新,刻字清晰。碑首雕刻十分精美(图1-右上)。碑额大字之上,有一个十字图案(图1-右下),明确标志这是一块基督教的石碑。

农民马上报官,官就把这块碑移放到附近一座佛寺,据说是金胜寺里。然后就在寺里继续“埋没”了300年,无人知晓。

图1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同治回乱金胜寺被毁,石碑荒弃野外(图2-左)。直到1907年,一个丹麦考古冒险家,名叫何尔谟(Frits V. Holm),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把这块碑运回欧洲,这才引起中国官方注意。最终,石碑被移入西安碑林。何尔谟运回了一块复制碑,再复制,分送西方13家博物馆和大学机构(图2-右)。西方将其当宝贝,影响巨大……

图2 石碑长久荒弃野外 耶鲁大学收藏复制石碑

为什么这块碑在西方受到如此重视?因为这块石碑记载了西方基督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历史。碑文约1800个字,开头讲了景教的一些基督教特征:“唯我三一妙身”(三位一体),“室女诞圣于大秦”(基督诞生),“判十字以定四方”“印持十字”,“七日一荐”(七天一礼拜)等。

碑文是波斯僧人景净撰写,大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从波斯历尽艰险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带着仪仗队,出城外“郊迎”(好隆重)。迎入皇宫,太宗皇帝李世民给以亲切接见,让他在宫内翻译经书,促膝探讨教理。过了三年,贞观十二年,皇帝对这位外来和尚忽然心生欢喜,觉得这个景教好,“宜行天下”,所以传下圣旨,官费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所大秦寺。同时还让人把自己的肖像也画到寺内墙壁上。接下来又有五位唐朝皇帝接力支持景教。尤以唐高宗最为尽力,在各州建立景教寺,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何等大好的革命形势啊)。唐玄宗对景教也非常热心,不仅派五个亲王亲临大秦寺,建立道坛,还派大将军高力士送来五位先帝画像,放在寺内。最激动人心的是,他还亲自为大秦寺题写了匾额:“天题寺榜,额戴龙书”。之后又有唐肃宗在多地设立景教寺。唐代宗和唐德宗也对景教关照有加……最后提到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高僧,朝廷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皇帝赐他紫色袈裟,是景教的大施主,为弘扬景教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所以建中二年(781年),大家愿意刻一块大石碑,颂扬他的丰功伟绩……

特别的是,石碑上还刻有“古叙利亚文”(图2-2),和74位用“古叙利亚文”和中文书写的景教徒名字。

图2-2 古叙利亚文的碑文

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也殃及灭了景教,石碑被教徒埋入地下。一直等到800年之后,又重现天日……

这是一块完全没有来历、内容脑洞大开、说法错漏百出的石碑。一切都是传说,来自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传说。中国历史毫无记载,而西方极其重视。剃头挑子一头热。

有证据表明,这块石碑是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合谋伪造。

举证之前,先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名里“中国”这个说法,就颇可质疑。尽管“中国”一词西周就已出现,但在近代以前,历朝历代一般不用“中国”作为国名,而是自称汉唐宋明清。只有外国人,以外国人的身份,才会称“中国”。

而急吼吼要表示基督教早已在“中国”流行,只有是传教士此地无银三百两:洋教士才需要如此强调“中国”。一千年前基督教就已经“流行中国”啦!这既是说给中国人听,也是传回欧洲说给自己听,自我壮胆。

指证景教碑造假的理由很多,试举四条。

首先,这块石碑完全没有来历。它是何时何地发现,聚讼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既没有发现石碑的见证人,也没有中国官府的正式记载。只有洋教士和中国信徒自己传说。而且他们自己之间,各种说法也自相矛盾,顾此失彼。也难怪,当时不是手机微信时代,无法统一口径。要是在今天,合伙造假很容易统一口径。

手头有一本朱谦之先生的《中国景教》,是中国研究景教最权威的著作。其中援引著名历史学家冯承钧先生的《景教碑考》,还参考数百种中国和西方研究景教的著述。尽管朱先生也认同景教就是基督教,但他提供了大量反证资料。读者只要不迷信,看完此书一定会明白,景教碑就是伪造的。朱先生为景教碑辩解,实际上非常牵强。

石碑发现于哪一年?有说是天启五年1625年,也有说天启三年1623年。

主张1625年的,有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中国教徒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1625年为主流说法。主张1623年的,有洋教士阳马诺(E.Diaz),中国教徒徐光启《景教堂碑记》提及“天启癸亥”。所以,发现时间说法混乱。

石碑发现于什么地点?更有三种说法。主流派认为发现于西安近郊,农民发现后就近移入金胜寺,所谓“长安说”。第二派认为发现于西安西南70公里的周至县,秦岭北麓的大秦寺(图3-1),所谓“周至说”。第三派是波兰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说石碑的发现地是在西安北边30公里的三原县,所谓“三原说”。

图3-1 西安西郊周至县大秦寺塔

主张长安说的,有洋教士阳马诺,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后来大部分西方人都认同长安说,因为碑文上明确说大秦寺建在“长安义宁坊”(图3-2)。

图3-2 唐代大秦寺所在义宁坊位置

主张周至说的也实力强大。有法国传教士夏鸣雷(Henri Havret)、英国景教碑研究者穆尔(A.C.Moule)、中国学者冯承钧和向达、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等人。原因是西安的大秦寺不可考,周至县的大秦寺倒是至今依然寺塔屹立。

追究起来,长安说和周至说其实都站不住脚。唐长安和今西安,位置大小都相差很大。唐长安城的义宁坊,未必对应得上发现石碑的金胜寺(西安老城西城外丰镐东路)。如果说石碑是在周至县发现,县令让人将两吨重的石碑“运赴长安”,也很不可思议。

最关键的是:周至县的大秦寺,从来都是大秦“禅寺”,是一座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佛家寺庙,绝无记录是景教教堂。寺塔也是宋代而非唐代风格。今天周至县有关方面,要把这个大秦寺弄成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景教寺院,把宋塔说成唐塔,还立了一块景教碑的复制碑,“已引起了当地群众、文物专家及学者的质疑”(网文)。

所以,这块石碑到底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发现,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这样一块完全没有来历的石碑,难道能作为真实历史证据?

第二,碑文来自对中国史籍的附会。

1)最重要的“史实”,唐太宗在义宁坊为波斯僧人建寺之事,是附会了宋朝宋敏求《长安志》第十卷:“(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时间(贞观十二年)和地点(义宁坊),与石碑都对得上。但这里,胡寺根本没有说是景教寺。胡僧也不叫阿罗本,而是叫“阿罗斯”。

阿罗本来自大秦,是附会《唐会要》第四十九卷:“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但阿罗本是波斯僧,并非来自大秦。

2)经教并非景教。石碑所谓“景教”,是附会了“经教”之说。在发现景教碑之前,中国史册里从未出现过“景教”之说。中国史籍中只说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者波斯祆教、拜火教、火教、火祆教等,从未有说什么“景教”。

石碑渲染景教曾在唐代中国极其兴盛:“法流十道”,“寺满百城”。那么无论如何,中国史籍应该有各地“景寺”兴旺情状的记载。但景寺一词,在中国史册全无踪迹。景门、景僧、景众等说法,也子虚乌有。

中国史籍只有说波斯寺、大秦寺或祆教祠。《唐会要》第四十九卷记载玄宗下诏:“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这也是景教碑暗中引用、附会的史籍。但是,

3)大秦寺不等于大秦景教寺。直接把大秦寺说成是大秦景教寺,毫无根据。尤其,

4)大秦不是东罗马。中国史籍,包括佛教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大秦的描述。大秦的位置非常多变。一会是安息以西的“海西国”,或在西海里面,一会儿似乎在印度(四川云南通大秦)。也有说大秦就是波斯。玄奘提到印度人称中国为“摩诃至那”:摩诃为“大”,至那是“秦”(中国),是“大秦”的意思。古时中亚西亚人称中国为“马秦”,也是“大秦”的意思。大秦竟然可以是中国自己!

大秦并非东罗马,另有专论。这里先引用岑仲勉先生:“黎靬、大秦、拂菻一类名称,都无非西方、西域的意义。不过所指的地域,却因时因人而广狭不同……”(朱谦之,第150页)

景教碑本身并没有直接把大秦等同于东罗马。只是说“室女诞圣于大秦”,而且这个“大秦国”,是仿照“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中的西方仙境之国。

是1642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直接把大秦说成是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茹德亚”(Judea)。从此,大秦渐渐等同于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于今成了学界定论。

大秦就是东罗马之说,竟然来自一个17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并在今天中国成为常识,真是可悲复可笑!也说明中国知识界懒惰之甚,对西方说法迷信之甚。

第三,仿刻碑之说露了大马脚。一般人不知道,景教碑被发现之后,据称还有一块仿刻碑。故事来自传教士卜弥格:“碑至长安”那天,西安太守痛丧长子,觉得这碑神异,震惊之余,“为作碑赞,又仿此碑,别刻一碑,皆置之西安城外一哩道观中”(朱谦之,76页)……好家伙,凭空里竟然又多了一块碑!

读者不要小看这位卜弥格。“百艺大师”基歇尔1667年出版风靡欧洲、影响巨大的《中国图说》,最早在西方介绍景教碑的图像,就是卜弥格所画的景教碑图样(图4-1)。但是,卜弥格画的景教碑长相,与我们所看到的景教碑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解释?

图4-1 卜弥格画的景教碑

卜弥格弄出一个仿刻碑之说,完全是一个猪队友。尤其,之后还导致了原刻和仿刻的争议。窝尔(Wall)博士认为,原刻碑被山西巡抚隐藏了起来,世人一般看到的只是仿刻碑。于是他认定,今天人们看到石碑上的汉文是伪造的,叙利亚文是真的……(朱谦之,第76-79页)真碑和仿刻碑,在西方争得一地鸡毛,剧情极其狗血。

第四,石碑长期遭受中外学者质疑。景教碑一经在西方介绍,立即引起当时欧洲“反基督教、反天主教新教、反耶稣会天主教”人士的质疑。他们“认为石碑是伪造的,或认为铭文是在华耶稣会士篡改过的。最著名的三位早期怀疑者是,德国荷兰长老会学者霍恩(G. Horn)、德国历史学家斯皮策尔(G. Spitzel)和多明我会士纳瓦雷特(D. Navarrete)。之后,法国(新教)冉森会士和伏尔泰也持纳瓦雷特的观点。”(某W百科英语版)

直到19世纪,西方学界依然质疑景教碑的真实性:“著名的怀疑者包括诺曼(K. F. Neumann)、儒莲(S. Julien)、索尔兹伯里(E. E. Salisbury)和窝尔(C. Wall)”(同上)

写过《论中国君主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1676)的纳瓦雷特,坚持咬定景教碑是假的。主持法兰西研究院汉学教席40年、“法国史上最受尊敬的汉学家”儒莲(1797-1873),也认为景教碑是伪造的。儒莲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

朱谦之先生专门用一个章节讨论“景教碑的真伪问题——原刻与仿刻”,也提到上述西方学者“皆先后对景教碑真实性发生疑问”:伏尔泰在《中国信札》中认为景教碑是“耶稣会派教士之虔敬的赝造物,用来欺诳中国人之眼的。”诺曼认为“此碑为耶稣会士鲁德照(曾德昭)之伪作”。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索尔兹伯里更明确说“景教碑在今日一般为各学者所认为赝物”!(朱谦之,第78页)

中国也有许多学者质疑景教碑。清石韫玉《唐景教流行碑跋》中有:“所谓景教流行者,则夷僧之黠者,稍通文义而妄为之耳。其实与摩尼、祆教无别。”(同上,第6页)

另一位清代学者钱润道在《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也质疑:“此碑明时始出土,宋人金石书皆未著录。不知果真唐碑否?……故疑此碑,乃明时中国习彼教之人伪撰,以夸张其教。故碑为明人伪撰,诈为明时始出土云。”(同上,第77页)

北大高鹏程教授也质疑此碑:首先,当时就有金石家认为这块“唐碑”太新。第二,书写碑文的吕秀岩号称担任过“台州司马参军”,而台州地方志根本就没有记载唐朝他在台州当过官。第三,最铁证的是,石碑书法明显是柳体书风。而写碑那年(781年),柳公权(778-865)刚刚出生才3岁,柳体还没有问世呢!

景教碑可以确证是伪造无疑。

那么是谁伪造的?诺曼怀疑是洋教士曾德昭伪造。钱润道怀疑碑文是“中国习彼教之人伪撰”,让人眼前一亮。

尽管没有作案现场的直接证据,但完全可以模仿一下电影《阳光下的罪恶》里波罗先生的破案推理。发现有两位作案重大嫌疑之人。他们有动机,也有条件作案:

石碑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图4-2)策划,碑文则由“中国习彼教之”西安人、进士王徵(1571-1644)(图4-3)伪撰。二人共同伪造了这块石碑。

图4-2 金尼阁肖像(1617年) 图4-3 王徵(斐理伯·王)

某W百科英文和法文版介绍金尼阁的词条,都没有提到金尼阁1625年曾在西安居留,非常怪异。西方公认曾德昭是1628年“第一个看见石碑的欧洲人”,有可能是在为金尼阁做掩护。声称石碑是1623年出土,也有故意搅浑时间之嫌,为金尼阁制造不在现场的假象。

金尼阁是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1611年来华。1613年他受命回欧洲,1615年在欧洲出版《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国内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1618-1619年,他率领20多名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其中包括汤若望等人。如果金尼阁不是因教会内部争议1628年在杭州自杀早逝,本来可以成为继利玛窦之后“基督教远征中国”的领军人物。

多种资料证明,金尼阁是1625年到西安,并在西安呆了约两年。西安糖坊街西安最早的一座天主教堂,就是金尼阁主持在1625年开始修建。1625年,他还在西安教徒王徵的帮助下,出版了两本西安刻本的中文书——《推历年瞻礼法》和《况义》。1626年两人又合作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两人在西安合作愉快,成果丰硕。直到1627年,金尼阁才离开西安去杭州。

还有,西方公认金尼阁在1625年就将碑文翻译成拉丁语,并将译文寄往欧洲。这意味着1625年石碑一出土他就在西安看到了碑文。

金尼阁是当时唯一在西安的传教士,同时他又有一位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国信徒王徵。

王徵原籍西安北郊三原。卜弥格说在三原出土景教碑,其实说的是王徵的家乡。

王徵1614年赴京会试落第,认识了利玛窦的副手庞廸我,之后受洗入教。1622年他51岁,考了十次之后终于考中成为进士,当上了直隶广平府推官。他深信自己考中进士是天主保佑的结果,愈加虔信天主教。他深深自责娶妾一事,因为当时在华传教士把娶妾视为重罪。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要求金尼阁给他解罪。在洋教士面前,他自感是个罪人,精神上完全被金尼阁控制。

卜弥格说:“1625年,耶稣会某神甫因为进士Philippe(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碑),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朱谦之,第74页)

嘿嘿,这位“某神甫”,正是金尼阁啊,隐藏好深!这位Philippe王,正是王徵,教名“斐理伯”。这段话透露了:1625年金尼阁曾与王徵一起看到石碑(“同往观之”)。所以,最早见到石碑的欧洲人,根本不是西方宣扬的曾德昭,而是金尼阁。

这段话还给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金尼阁与王徵关系非同一般。王徵不仅学术上全力辅助金尼阁,精神上也听命于金尼阁,让金尼阁为他全家洗礼。

碑文1800字,旁征博引中国经典: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对中国经典如数家珍,波斯僧人景净绝对做不到,金尼阁也写不出,只有“习彼教”的中国教徒王徵才写得出。王徵本是进士,引用儒家经典写这样的碑文,文才绰绰有余。

王徵又是西安人,对西安历史的典籍也稔熟于心。刻碑所需经费,洋教士不缺。当时,滚滚来自美洲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罗马教廷不差钱。这么多明朝末年官员(俸禄可怜)被利玛窦等洋教士搞定、甚至皈依,恐怕与洋教士的钱袋不无关系。安排“发现石碑”事宜,明朝官员当地人王徵,都可以轻易搞定……

伪造一块石碑证明基督教在唐代就“流行中国”,将大大有助于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传教士金尼阁作案动机充分。另一边是中国信徒王徵“斐理伯·王”,完全被神“父”金尼阁所操控。王徵为求解罪,给金尼阁伪撰碑文无可推辞。王又是当地人,作案能力和作案条件充分。

于是波罗先生判定:这块景教碑,是1625年金尼阁在西安期间,与其中国信徒王徵合伙伪造。让人埋入地下,伪称农民掘地发现。

这恐怕也是西方人伪造历史而造假的最早第一块石碑!

17世纪就到中国来造假石碑,那么18、19世纪造假,在希腊等地伪造遗址,就更不在话下。景教碑之后,西方人在埃及挖到罗塞塔碑,在伊朗挖到汉谟拉比碑,在约旦挖到摩押石碑,还有希腊博物馆里那么多类似中国形制的石碑,更可以造假。

景教碑既是假的,那么传教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的景教墓碑,还有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还有2006年河南洛阳农民“盗墓”挖出的景教经幢等,自然都真不了。

但凡中国出土的“古文物”现场与西方人有关联,或与西方历史有牵涉,都需打几个问号。

中国人配合西方人造假,早有案例。19世纪末一些西方人在新疆发现“古卷”,有古代于阗文、吐火罗文、婆罗米文等多种文字,相当一部分是一位名叫斯拉木·阿洪的文盲所伪造。他的一些赝品至今还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等世界重要博物馆里(图5)。

西方那些大博物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成千上万个无名的阿洪、萨利姆(伪造摩押文物)、卡斯特拉尼(为大英博物馆提供赝品)……售卖的假文物支撑起来的。

造假造到中国来了,简直是丧心病狂。

图5 斯拉木·阿洪 阿洪伪造的“古卷” 阿洪伪造的中亚“古文字”

三块开封“犹太碑”也是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伪造

无独有偶,最近(2021年10月)看到“肚子空空空”先生所写“历史考古:《圣经旧约》究竟有多古老”,进而看了“倚天立”先生的7万字长文《“开封犹太人”——嫁接在中华信史上的一段龌龊伪史》。“倚天立”以雄辩的论据证明:三块19、20世纪在开封“发现”的记载犹太人自古定居中国的石碑也是伪造的!为证伪西安景教碑,又提供一条遥相呼应的强大证据。

三块碑中,有两块也是西方人“发现”的!另一块来路不明。

第一块碑据称是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所刻,人称“弘治碑”(图6-左)。1866年2月17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曾任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来开封,偶然在一个清真寺废墟中,“发现”这块6英尺高的石碑“立在污水池边”。

第二块碑是明朝正德七年(1512年)所立,被称为“正德碑”(图6-中),来路不明,“发现人不详”。典型的“欧帕特”(Oopart)——来路异常的制造物(Out of Place Artifact)。

第三块碑据称立于康熙二年(1663年)。1907年4月14日至11月4日,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在中国华北西北进行了为期近7个月考察。在开封逗留期间,不费功夫就发现了“康熙碑”(图6-右)。

诡异的是,第一块弘治碑曾经立在开封某机构门外一些年,但在1960年代神秘失踪。第三块康熙碑,碑文长篇大论(2500余字),应是一块巨碑。但在沙畹发现后根本就不见踪影。甚至石碑拓本也难以见到,只有碑文文本存世(有理由怀疑石碑是否存在过)。洋人神奇发现,又神秘失踪,蹊跷莫名。

图6 弘治碑 正德碑 沙畹在开封发现犹太寺碑

只有第二块来路异常的正德碑,倒完好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但这块碑非常新,碑首“尊崇道经寺即”六个字,清晰得宛如新刻。精细的装饰纹样也可谓纤毫毕现,一点不像经历400年岁月的模样,非常可疑。

尤其令我意外的是,这三块碑竟然也与金尼阁有关!因为最早声称中国开封有犹太人,播散“开封犹太人”说法的,就是这位金尼阁。

金尼阁编撰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十一章里,提到了利玛窦在北京见过一个姓艾(Ngai)的“在种族和信仰上都属于犹太的人”,自称“以色列人”。此人说开封有犹太人,还有犹太教堂,教堂里还保存着五、六百年前传下来的卷轴形式的摩西五书,即《旧约》头五卷(Pentateuch)……

西方还有一个文本声称中国有犹太人,是董并生先生揭露的“西方伪造文献举例——《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这篇所谓孔子弟子榖俶与鲁国公子虢的对话录,是一位名叫“福开”(西文原名待考)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发现”,并将其翻译成拉丁文,“稿存梵蒂冈图书馆,登记号42759”。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文,收在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第274页)。

这篇“中国古代文献”,通过过传教士的翻译,活灵活现再现了孔子弟子榖俶与鲁国公子虢的六次问答。两位西元前5世纪的中国人,竟然大谈上帝。榖俶对鲁公子虢说:“上帝给了您理性”,“上帝创造了一切,他到处都在”,“上帝不就是最高的正义吗?”

鲁公子虢则大赞孔子弟子:“您教我读过希腊文,您又教我读过荷马”,还提到“(古罗马火神和工匠之神)伏尔甘做了一些……金爵,真是一位神匠。”

真是活见鬼!中国古人不仅信奉西方上帝,还会读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引用古罗马神话!

读者可以去读一读这篇西方人瞎编的“中国古代智者”对话录,再联想一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十几篇对话录,一定会明白,那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的对话篇章,也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西方胡编历史的故事大王小说家,何止福开一人?

对话录是借鲁公子虢之口,提到中国有犹太人:“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伏尔泰注:犹太十族在崩溃中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281页)。

但从时间上讲,福开的这篇对话录要晚于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因为金尼阁和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那批传教士,福开肯定在他们之后。所以,最早提及“开封犹太人”的,是金尼阁的著作。

再来说金尼阁这本《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与其说是简单从意大利文到拉丁文翻译利玛窦的中国笔记,不如说是金尼阁利用了利玛窦的材料自己撰写,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定性本书作者为利玛窦,有借利玛窦名誉提高本书可信度的嫌疑”,“即使书中内容大多数都是利玛窦所记……是否存在(金尼阁)大幅篡改,我们认为是极可能的”(《华韵国学》介绍《利玛窦中国札记》)。很可能是金尼阁借利玛窦之口,编造了开封犹太人的故事。

利玛窦在中国筚路蓝缕历经磨难,千方百计想在中国立住脚,忽悠中国士大夫都来不及,较小可能编中国犹太人的故事。而金尼阁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在利玛窦开创的局面上,渴望大展基督教远征中国的宏图。1619年,是他带队20多名传教士来中国,已有显示他当领袖的态势。

金尼阁在书中描写利玛窦发现犹太人之后,想进一步寻找“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的证明”,发现中国多地有“崇拜十字架的宗教习惯”……他这样向欧洲报告,一是为宣扬基督教历史悠久,更是鼓励欧洲教会和传教士,加强基督教远征中国的事业。

所以,金尼阁有动机,也比利玛窦更有理由编造开封犹太人的故事。

事实上,1615年金尼阁写书,说中国有“崇拜十字架”的基督教遗迹。十年后1625年,金尼阁自己亲自动手,在西安伪造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遗迹”——景教碑,上面赫然刻了一个十字架。

而金尼阁编造犹太教进入中国的谎言,这项未竟事业,竟然在240年之后,由一位美国传教士和一位法国汉学家得以完成。

1866年丁韪良(图7-左)在中国开封发现犹太石碑,还应当联系到当时世界上拔高拉长犹太教古老历史的国际背景:1868年德国犹太裔传教士克莱恩在约旦沙漠也发现一块犹太石碑——记载古犹太国王事迹的“摩押碑”(图7-右);1920年代西方人在两河苏美尔地区,圣经犹太人的发源地,发掘“迦勒底的乌尔”;1940年代,在死海西北荒野的山洞“发现”死海“古卷”;1956年美国犹太裔学者克拉默尔(S. N. Kramer)出版《历史从苏美尔开始》,把乌尔推为人类最古老的城市聚落(号称有6-7000年历史),吹嘘苏美尔人在世界历史上首创了27个“第一”:发明了最早的文字和学校,建立最早的城邦,颁发了最早的法典,创作了最早的文学传说……直接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实际上暗指圣经犹太文明),拔高到人类最古老的文明!

图7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摩押石碑

开封“发现”三块犹太碑,记载犹太人早在周朝就移居中国,实际上是同一股国际势力在中国造的假。

丁韪良无疑是读过金尼阁的著作,碑文内容完全对应金尼阁的故事。

对于这三块碑所载修建犹太寺庙无从查考,内容荒诞不经,“倚天立”先生做了非常精深的分析。

第一块《重建清真寺记》碑,宣称犹太人是在北宋年间从天竺印度乘船移民中国,兴隆二年(1163年)在开封建犹太“清真寺”。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重修,立碑纪事。第二块《尊崇道经寺记》碑,宣称犹太人是“自汉(朝)时入居中国”。第三块《重建清真寺记》碑(名字竟然跟第一块碑一模一样),宣称犹太教早在周朝就进入中国:“周时始传于中州,建祠于大梁(开封西北)。”

三块石碑,把犹太教进入中国的历史越推越古老,宋朝、汉朝而周朝。而中国历史全无半点记载。编故事毫不费力。

三块碑都自称“一赐乐业”(以色列)教,始祖是“盘古阿耽(亚当)”,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是阿耽十九代孙也。第二、三块碑称盘古之后传女娲,女娲传阿无罗汉。最后传到“乜(mie)摄”或“默舍”(摩西)……

“倚天立”先生认为,这种把中国神话人物盘古和女娲,附会到犹太教的传说人物身上,用心极其险恶:“把中国的上古神话人物巧妙地置换成了犹太教的亚当、诺亚等人,将中国主流社会价值理论变成了亚伯拉罕的思想,然后虚构了犹太人从周朝起就进入中国的历史,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孔子也好,董仲舒也好,都统统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传教弟子。”

第三块碑记载了康熙二年(1663年),人们从黄河水淹寺之后的淤泥里找回了《摩西五经》等“十三部道经”,清朝进士“开封犹太人”赵映乘给以编订修缮,实际上是为这些在中国出现的犹太经书提供“历史”依据。

这是“让中国历史为犹太教历史背书,让中国历史为耶稣会伪造的十三部经书背书,尤其为《摩西五经》背书,把犹太文明偷换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天下布满盗贼,有盗财的,有窃国的,但是,居然还有打算要盗窃一个伟大的文明的”,“近二三十年来,从‘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起源埃及’、‘中华文明起源犹太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的趋势来看,那些中外文贼,里应外合企图化夏为‘胡’,古今呼应达五百年之久”!(同上)

“倚天立”先生还指出:丁韪良发现犹太碑之时,开封犹太人“陡然出现”。随着西方人放弃资助,又在20世纪上半叶“迅速消亡”。这些据说从周朝起坚守信仰犹太教2000多年的“开封犹太人”,怎么突然变得不肖子孙,把寺庙旧址、石碑和经书,都卖给了外国人换钱了?

真相就是这三块犹太石碑都是假的:“西方历史发明家的老套路——挖碑。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方,挖出一个‘发现者’需要的石碑,石碑上有‘发现者’需要的内容,‘发现者’可以对石碑内容任意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解读。”

这是一个“‘骗了无涯过客’的惊天骗局”,是“嫁接在中华信史上的一段龌龊伪史”!

事实上,希伯来犹太教历史并不悠久。西方公认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先知有交集,说是同根生,只是把犹太教放到伊斯兰教之前(事实应该是倒过来)。《旧约》里的“亚当”应当来自《古兰经》里的“阿丹”。两教戒律多有共通。伊斯兰教讲“清真”,犹太教讲“洁食”(Kosher)(巴黎犹太区有很多“Kosher”餐馆),都不食猪肉。开封犹太碑自称“清真寺”,良有以也。所以有说犹太教就是“蓝帽回回”。我也曾在巴黎索尔邦大学门前小广场,碰到过一大批学生在宣传“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是一家”的活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从族裔上也交织不清。2017年犹太学者施罗默·桑德写书直说《虚构的犹太民族》。所谓“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希伯来语,事实上与阿拉伯语多有共通:都是22个字母,缺少元音,都是从右往左书写……

今天以色列讲用的希伯来语,也是一位19-20世纪立陶宛犹太人埃里泽·伊扎克·佩尔曼(Eliezer Yitzhak Perlman,1858-1922)所“复兴”(实际上是新造),1948年以色列建国正式使用,是一种非常新的语言。而且这种希伯来语借用了许多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词根创造新词。尤其这位以色列“现代希伯来语之父”,后来改名为埃里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明显带有阿拉伯名字的风味,意味深长。

“倚天立”先生揭露三块开封犹太石碑造假,更证实了西安景教碑是伪造。

而在中国的两大古都西安和开封,伪造景教碑和犹太碑的总策划者,正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

500年前西方人就在中国造假,伪造篡改中国历史,一直到20世纪,何其惊心动魄!

文章已于2021/11/20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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