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其散文集《恋人絮语》中写道：“当高架桥上的火车经过荷兰的大城市时，旅行者的凝视便坠入那些无窗帘遮掩、明亮通透的室内房间。房内的每一人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私事，仿佛窗外经过的成千上万的游客见不着他们似的。”
的确，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外围的居民区遍布了几乎代替了整片外墙的大玻璃窗。似乎是因为常年多云多雨阳光稀少，荷兰居民也并不怎么把窗帘拉上。常常在街上走着，头一偏朝左右侧的大窗户内一望，就可看见有人刚下了班正像蚕丝剥茧般褪去束缚自己的西装、领带、皮鞋，毫不在意窗外人的眼光与惊扰，仿佛在玻璃窗之外还隔着一层肉眼不可见的结界将其包裹起来使得他们可以如此安心得“暴露”自己的隐私。
荷兰一直被视为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的国家。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中仅有44%是荷兰公民。然而正如那层肉眼不可见的结界将室内的人保护起来使得其可毫无忌惮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更衣，荷兰公民似乎也被层层国家政策、欧盟政策保护着，使得这自由、多元在“外人”眼里禁不住仔细考量。
近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中国学生微信群里炸开了锅。某一越南学生因为毕业论文提案被其荷兰导师否决了三次如今面临延迟毕业。而延迟毕业则意味着需额外承担一年的学费与生活费。该越南学生怀疑其导师连续否决其提案的原因在于一份他不愿签署的合约。在论文监督初期，该荷兰导师提出要与该越南学生签一份“学习合约（learning contract）”。该越南学生因不同意合约中的一条“请不要在六次论文指导以外的时间发邮件给导师”，拒绝签署该合约。自此以后其论文提案连续被否决。导师给出的否决理由是该学生没有全用A-level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而当该越南学生私下与该导师监督的其他欧洲学生核对情况时，发现其他同学也并没有全用A-level学术期刊的文献，而他们的论文提案则都通过了。事情被中国学生得知后，微信群内群情激昂，不少学生表示要出席越南学生的公众听证会，为该同学壮势。甚至有同学提出要举牌抗议，上街游行，提高阿姆斯特丹大学对亚洲学生的关注度。不少同学也指证该老师有“歧视亚裔”的嫌疑，理由是其对亚裔学生态度冷淡。不过，也有欧洲学生提出该老师不是歧视亚裔，而是排斥所有非荷兰学生，甚至会在课堂上用荷兰语与荷兰学生交流，而置其他非荷兰学生于不顾。
然而，中国学生对该事件的热情也并未活过事情被传播开来的当晚，次日微信群便又回到了转卖二手物品、询问生活讯息的日常。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美国文学评论家修夏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在《书写与疯癫》（Writing and Madness）一书中说的一段话：“现代性，正是失物，是在以为找到了‘一直在追寻’的‘它’的过程中升腾起的热情中遗失的失物。热情，于是乎便成为了‘错失的机会’的标志。我们不断想接近‘被热情充满’的状态，却又在热情升腾过程中一次又一次驱离那个‘一直在追寻’的‘它’”。与其说现代人一直追寻的，是那个抽象的、能给碎散的现代生活带来无可比拟的稳定性的“它”，不如说是“内心被热情填满”的状态。而此次中国学生通过该越南同学表达出来的只持续了一晚的“中国式”愤怒，则是一次短暂的热情的间歇性发作，是热情的周期性升腾，是对跨越他国与异乡之间的沟壑的短暂渴望。这一次愤怒的集体表达，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热情持续时间虽短，却将不少积压已久的问题带到了台前。不少学生在表达愤怒的过程中表示会有时不时在课堂上“插不上话”的感觉。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学院学生CC表示自己不怎么在课堂或小组讨论中发言的理由主要是“听不懂”，或者“讨论的话题不感兴趣”，以及“英语口语差怕问题说不清楚于是就不说了”。CC甚至遇到过小组讨论中其他组员全用荷兰语交流且若CC不问他们讨论内容，他们也不会主动翻译给CC听的情况。然而CC表示也能理解荷兰学生：“荷兰人眼里留学生还都是以欧洲学生为主的，差别不大，沟通也没障碍，所以不会因为你是中国留学生多考虑你一点。”社会科学学院的中国学生TT也表示自己在课堂上“会有碍于自己口语没有其他学生好而选择不做声的情况”。然而TT并没有“被歧视”的感觉：“我还没有遇到明显歧视的，大家都是学社会学的，我只是觉得有的老师视角窄，但这和研究无关，所有人的选题都是窄的”。人文学院的JJ也表示“插不上话”往往是因为“没有共鸣感”，“英语不好”或者碍于翻译不便：“其实我也可以讲对中国人同等重要的东西，什么老子、孔子的句子，但是欧洲学生应该也不会感兴趣。而且就算切题，也会担心自己有卖弄的嫌疑，翻译描述又有一定难度，所以不愿费力。一来二去，就真的成了光听不说的人。” 而JJ也表示在以亚洲或者中国为主要话题的课上，中国学生的话语权似乎比欧洲学生还要大一些，老师与同学会对中国学生的发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此，JJ表示不排除有“东方主义”的嫌疑，即欧洲老师与学生表现出兴趣纯粹是因为中国学生的“异国风味”（exoticism）或者中国学生的发言戳中了他们对中国某些负面形象的预期。
如上所述，中国学生“噤声”的情况的确可见于荷兰高校。荷兰人一向以“立论争辩”为主要学习方式或者讨论方式。我辩，固我在。在长期“立论争辩”的氛围中，荷兰学生养成了思辨速度快，以及语速快的习惯。而“立论争辩”的习惯不仅仅局限于荷兰学生，西欧主要国家英国、德国、法国都有着“辩论”传统。得利于荷兰语与英语的相似性，荷兰与英国地理上的接近，以及重商主义国家教育体制对“英语教学”的偏重，荷兰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高于大部分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学生，甚至可与英语母语者相当。在说话如子弹连续发射的荷兰学生的“重攻”之下，一直被教导“谨言慎行”、又因为种种体制原因英语水平无法达到与荷兰同学同样高度的中国学生便渐渐“被静音”了。而当课堂内还坐了不少英国、美国等英语母语国家学生的时候，中国学生就“被消音”得更彻底了。
西欧学界目前仍旧被一种“战斗”话语支配着。学者的研究的价值建立于其他学者的疏漏之上。学术研究变成了以他人弱点为目标的“寻宝活动”。课堂讨论也常常沦落为寻找他人话语中的漏洞以建立自己话语的合法性以及权威性的无休止争辩。而该争辩传统又与西欧语言对连词的重视分不开。而对连词的重视又反射出了西欧文化对逻辑的连续性的倚重。很多包括荷兰学生在内的欧洲学生的发言主导了课堂讨论往往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观点的原创性，而是因为其连词的运用恰当有效从而构建出形式上令人不禁退避三舍的看似“完整”的架构。不擅长用连词的中国学生将破碎的话语咽回了肚子，颇有一种“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无奈感。由于无法适应这种“立论争辩”氛围，大部分中国学生无法被有效地纳入课堂讨论之中。中国学生的沉默使其逐渐处于“边缘”位置，而对“被边缘化”的感知常常会与“被歧视感”互换，使得中国学生被“噤声”的问题常常被拔高到“种族歧视”的层面。
巧合的是，近日笔者参加了牛津大学世界英语文学研究学者Elleke Boehmer于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的讲座“我们需要再次讨论非殖民化”（We Need to Talk about Decolonization again）。主题虽是非殖民化，演讲者全程却从未提及亚裔英语文学，非殖民化的中心显然被放在了非裔英语文学上。而当在场的白人研究者还在抱怨白人作家侵蚀了公众本应转移到非裔作家身上的注意力时，亚裔作家甚至都没有出现在这场讨论的竞技场中，更不用提华裔英语作家了。比起非裔，亚裔似乎缺少了几场如黑豹党或者“黑人的命也是命”一般吸睛的社会运动。从文学到人权，亚裔在西方社会得到的关注都远远不如非裔。
近年来，荷兰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激增，一跃成为继德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生群体。国际留学生一直被荷兰政府视为潜在劳动力。政府在培养留学生身上花的钱大都通过学费和毕业后留荷工作的留学生缴纳的税收当中补偿回来。而近年来人数激增的中国学生自然成为了又一大潜在劳动力市场。中国学生相较于欧盟学生更是要缴纳五倍至六倍的学费。今年年初法国教育部宣布上调非欧盟学生学费，虽引起了非欧盟学生的抗议，却也得到了部分法国民众的支持。显然让国际留学生与向国家上缴了多年税收的本国公民缴纳一样的学费是不合理的。而非欧盟学生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本身财力水平就远不如荷兰、法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荷兰的中国学生虽多付了五、六倍的学费，却似乎并没有相应地得到学校更多的关注。学费差异似乎成为了中国学生“被噤声”的机构呼应。荷兰高校与荷兰学生目前也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近几年来中国学生数量上的激增，中国学生似乎在这场教育交易中担当的更多是“荷包”的作用。
巴特那段关于荷兰玻璃窗的话后接了句：“这就是当家庭的真谛被展现在了眼前”。玻璃窗内的家庭生活望着令人神往。而在神往被淘尽之后，留下的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怅。透明玻璃窗变成了不可跨越的沟壑，仿佛这里的ATM机虽无插了锁的隔间，却时刻提醒着你摄像头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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