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贡献

记者 | 蔡木子

编辑 | 郑萃颖

成叠成叠的文件堆满了书桌，一本拳头厚的《环境法》摆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书桌一侧的书架也满满当当，找不出一处空隙。走进Michael Gerrard（迈克尔·杰拉德）的办公室，能立马体会到肃静而专注的气氛。他是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主任，中心设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

已经72岁的迈克尔杰拉德仍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作为开创性的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创始人和教员主任，以及美国最重要的环境律师之一，杰拉德是一名倡导者、诉讼人、教师和学者，他开创了一系列解决气候问题的前沿法律工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有关环境法、气候变化法和能源监管的课程。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杰拉德在环境法领域已经倾注了近四十年的光阴。他是拥有万名成员的美国律师协会环境、能源和资源部门前任主席，还曾担任过纽约市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和纽约州律师协会环境法部门主席。在2009年加入哥伦比亚法学院之前，杰拉德是Arnold & Porter纽约办事处的负责合伙人，多家出版物将他列为世界最领先的环境大律师之一。他笔耕不辍，撰写编辑了13本书，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美国法律》（“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U.S. Law”），这是该领域的第一部著作。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美国深度脱碳的法律途径》（“Legal Pathways to Deep Decarbo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律师最大的挫败感之一是，面对一些迫在眉睫的危机，我们的法律体系似乎无能为力。”在杰拉德撰写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他诉说了自己不断探索、利用法律工具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心路历程。“今天，没有什么比抱着我的孙子Amelia和Neri并思考他们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更能激励我对抗气候变化了。我不知道我的专业工作是否真的会帮助他们和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我知道我正在尽力而为，这让我深感满足。”

不久前，杰拉德在哥大办公室里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杰拉德真的给我们展示了，在面临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头，一名优秀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到底能做什么。

没有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对抗环境变化，会感到“内疚”从顶级环境大律师转型法学教授

杰拉德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查尔斯顿长大，早年这是一个以化学工业为主的小镇。杰拉德家居住的房子位于Kanawha河边。在1960年代，这条河是一条工业下水道。查尔斯顿的空气和水污染让年轻的杰拉德对环境问题产生了兴趣。

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后，杰拉德在纽约市的一家环保组织工作了两年。他发现，该地区大部分最有效的工作都是由律师完成的。这让他决定上法学院，目标是成为一名环境律师。

杰拉德于1975年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并从未改变课程。到2000年初，杰拉德已经成为美国律师协会环境、能源和资源部门的主席，全球知名大律所Arnold & Porter拥有120名律师的纽约办事处负责合伙人。

“2005年，当我开始着手编写一本名为《全球气候变化与美国法律》的书时，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我教育。该书于2007年出版后，我受邀在许多会议上发言，但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担心。”杰拉德说，“当我读到更多关于气候变化危险的科学研究时，我开始感到内疚，因为我没有更充分地投入到这个我已经积累了一些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一项民意调查两次将我评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环境律师，但我渴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

放弃世界级律所的高级职位，抛弃用了30年的律师计时表，2009年1月，杰拉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全职教授。在那里，他创立了萨宾气候变化法中心。中心负责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技术，并培训法学院学生和律师使用这些技术，为公众提供有关气候法律和法规的最新资源。

如今，萨宾气候变化法中心已经成为美国和世界上跟踪和分析气候诉讼案例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不但提供最新的全球气候诉讼案例数据库，很多案例还备有判决、辩护及其他法律文件的链接。

“这个数据库正被全世界的律师使用，我认为它对全球所有参与气候变化案件的律师都有很大的帮助。”杰拉德说，法律是政策生效的方式，“政府当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市场机制或其他方式来引导变化，但法律是确保变化发生的方式，也是律师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编写、管理和执行，将推动这些行动和法律。”

这也是萨宾气候变化法中心创立的使命和意义。

四分之一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发生在过去三年内一次诉讼触发荷兰全国减排

笔者查询萨宾中心数据库显示，截至2023年2月3日，全球气候变化诉讼案例已达2215起。在诉讼案例数量上，美国是领头羊，达到1546起，占比达到近70%；其次是澳大利亚，达到128起；中国目前被纳入统计的案例仅有一起，为2018年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FON）起诉甘肃国家电网公司风电废弃率高，该案件仍在审理之中。

一份萨宾中心参与提供数据源的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2000年以前，气候诉讼案件非常少，近年来开始激增。案件累计数量自2015年以来翻了一番以上。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2020年至2022年之间提交的，且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在过去的12个月中，针对化石燃料公司提起气候变化诉讼增多，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针对食品和农业、运输、塑料和金融部门企业提起的诉讼，也越来越多。

2023年，值得关注的五个气候诉讼方向是：涉及个人责任的案例；涉及过度依赖温室气体清除或“负排放”技术承诺的案例；侧重于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案例；明确涉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关系的案例；探索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法律追索的案例。

杰拉德介绍，目前，大多数气候变化诉讼都与特定设施或法规有关，但也有少数诉讼，尝试一次性解决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例如，Urgenda Foundation诉荷兰王国案。2019年12月，荷兰最高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即责成荷兰政府减少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甚至比其在《巴黎气候协定》承诺的减排量还要多。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没有特定立法法规的情况下，要求政府对气候变化的原因采取更有力行动的法院案件。该诉讼激发了其他几个国家的类似诉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不过还有一些案件悬而未决。

美国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诉讼，大多数已被驳回，但走得最远的是Juliana诉美国案。该案于2015年由21名年轻人带到俄勒冈州联邦法院，声称一项古老的法律学说，即公共信托学说，要求政府保护危险气候条件下的大气层，并且这一要求包含在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中。他们寻求法院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一项从根本上减少排放量的计划。

尽管这一诉讼在法律学者中备受争议，但该诉讼激发了民间期望和大量筹款。然而，2020年1月，存在分歧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该诉讼。法院确信气候变化会造成严重的危险，人类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大多数人认为法院无能为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工作。持异议的法官将气候变化问题比作“一颗冲向地球的小行星”。

“由于各地的政府和立法机构都未能采取足够的行动来对抗气候变化，律师们正争先恐后地寻找或许可用的法律理论，气候变化诉讼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但除了阻碍案件成功的许多法律细节外，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杰拉德说。

比如，政府部门之间的适当分权是什么？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根本威胁是否赋予法院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权力？如果是，法院将如何执行其裁决？谁能够在法院所在国的经济利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之间作出权衡？面对这些困难和许多其他困难，几乎所有法官都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

用好气候诉讼这一“关键杠杆”在30年内减排八成只需花费美国1%GDP

杰拉德还致力于为美国减排提供更为系统的法律路径。2019年，他参与编辑的《美国深度脱碳的法律途径》出版，包含1000多条关于如何利用法律工具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建议。书中把“深度脱碳”的目标定位为：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水平降低80%，同时人口和经济仍保持增长。

“据我们测算，实现这个目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总花费不到美国GDP的1%。”杰拉德介绍。

法律主要在三个方面促进减排目标达成：促进能源使用效率翻倍；确保发电过程中仅释放极少的温室气体；将用于运输、供暖、制冷和某些工业用途的能源从液体燃料（如汽油、柴油和燃料油）和天然气尽可能转向电力，在不可能转化为电力的情况下转向生物燃料。考虑到主要部门的电气化，未来将需要大约两倍于现在的电力。要在不释放温室气体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规模扩大可再生能源容量。所有燃煤电厂将被关闭，天然气发电厂只有在进行碳捕获和封存的情况下才能运行，现存的核电站将尽可能长时间地运行。

为了不让书中1000多条建议被束之高阁，杰拉德和同事招募无偿律师事务所来起草书中推荐的示范法，并将示范法推向国会、州立法机构、市议会、以及有权颁布它们的其他机构。

“这个项目进一步揭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法律和律师能做的事情。”杰拉德说，关于法律，有许多法律工具可用于推进脱碳工作，包括监管授权、奖励、信息提供、扫清法律障碍、市场机制等，例如通过碳税给碳排放定价。但是这还不够，需要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部署法律工具，并且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必须在各个层面参与。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董事会、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等也必须参与。排放温室气体的不同经济部门和技术种类如此繁多，以至于一种标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关于律师，许多律师都渴望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律师拥有最明显的相关专业知识，但他们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也最有可能与自己的客户发生利益冲突。而在公司、金融、税务和房地产等交易领域的律师也可以做出很大贡献。大律师事务所大多代表大公司，大公司可以支付大笔费用。“但我们通常会找到解决客户利益冲突的方法。例如，一家代表石油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不想起草直接打击石油公司的法律，但他们可以在能源效率或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工作。”杰拉德表示。

“可能没有灵丹妙药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在各个层面采取较小的法律行动，最终取得重大进展。”杰拉德对界面新闻说，气候诉讼是让政府和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关键杠杆，是促使他们追究其失败的有力工具。法院可以平息社会上的权力失衡，并赋予法治力量。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找到合适的法律目标，然后“一枪毙命”，这是律师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杰拉德也希望将利用法律工具促进深度脱碳的路径推广到其他国家。他曾经到访中国讲学，对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建设速度印象深刻。

“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的建设规模上，在推广电动汽车的速度上，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这非常令人鼓舞。”他对界面新闻说，但在另一方面，也需要遏止燃煤电厂的排放，努力达成更高的减排量。全球减排进程中，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

(注：部分资料来自“An Environmental Lawyer’s Fraught Quest for Legal Tools to Hold Back the Seas”，Michael B. Gerr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