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赫宁根大学科技技术

低地国家荷兰，在全球以郁金香和风车而闻名。荷兰的世界知名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莱顿都位于该国海岸地带。千百年来，这些荷兰城市与海洋为伴，荷兰的围海造陆工程蔚为壮观，共修建了总长达2400公里的拦海大堤。随着荷兰政府从2009年起启动“退耕还海”方案，荷兰境内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项目已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在荷兰腹地，越来越多的小型城市、村镇似乎开始为世人“发现”，如希特霍伦的羊角村、桑斯安斯的风车村等，都逐渐成为著名的旅游打卡地，甚至改变了当代荷兰旅游产业的格局。

而位于荷兰地理中心区域的小城瓦赫宁根，其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小小的城市体量，孕育了荷兰甚至全欧农业与生命科学领域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及研究中心，吸引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学子和学人汇聚于此；二是作为全球知名的食品产业聚集地——荷兰“食品谷”（Food Valley）的中心城市，汇集了上千家与食品行业有关的企业和机构入驻。荷兰小城瓦赫宁根还真有“大学问”可做。

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

独特的瓦赫宁根“大学+”模式

如果说瓦赫宁根这座城市是因为拥有瓦赫宁根大学而知名，其实并不为过。作为仅有4万居民的荷兰中部小城，本来完全有可能籍籍无名，但瓦赫宁根大学几乎改变了今日瓦赫宁根的一切。这所足够让荷兰人引以为傲的大学始建于1876年，当时叫荷兰国立农学院（National Agricultural College），直到1986年学校才改称瓦赫宁根大学。1997年，直属于荷兰农业部的一系列农业研究所（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 of the Dutc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被并入瓦赫宁根大学。这激发了瓦赫宁根大学管理者们的灵感。他们以此为契机，在符合荷兰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创造了独特的瓦赫宁根“大学+”模式。

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不同，瓦赫宁根大学的准确全称实际上是“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简称WUR）。从校名就可以看出，该校在体制上即进行了大胆创新，从传统的“大学”（U）进化为“大学+研究中心”（UR）。这一模式在学校运营中体现为：以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为整体，在学校内部建制上分为大学、研究机构、职业技术学校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三者之间既是一体，有着广泛的合作和联系，又有着研究、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的不同分工。正是以这种灵活的“大学+”模式，加上雄厚的科研实力，瓦赫宁根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根据其公开的最新年报，在2024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瓦赫宁根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并列，位居全球第64位，居荷兰第一位。

可以说，这样的“大学+”模式使瓦赫宁根大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让瓦赫宁根这座小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与科学城。随着多年的发展，如今整个城市的北部密布大学建筑与科研院所，同时大学生和教师、科研人员的生活区与南部老城交融。由于城市太小，一辆单车足以纵横全城；又由于城市以科研著称于世，虽在荷兰内地，但不显闭塞。整体上看，瓦赫宁根这座城市不仅大学和民居错落有致，城区与郊野同样相得益彰。出小城而南望，就是荷兰国家生态保护区Benedenwaard，其间水网密布，牧草丰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如虎添翼。瓦赫宁根市政部门还贴心地在生态保护区内修建了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可谓做到了精细化管理。

瓦赫宁根大学目前共有超过6500名员工与1.2万名各类教育阶段的学生，因“大学+”模式的运用和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号召力，瓦赫宁根成为荷兰“食品谷”的中心，围绕着瓦赫宁根大学，瓦赫宁根市内遍布与食品行业有关的企业和各类机构，形成与旧金山“硅谷”类似的产业集聚效应。

“食品谷”的中心城市

除大学和科研机构外，小城瓦赫宁根的“大学问”还在于食品产业方面的产学研相结合。得益于瓦赫宁根大学及各类农业研究中心，荷兰“食品谷”的概念，实际上就起源于荷兰农业科技初创企业和实验农场广泛集聚于小城瓦赫宁根这一现象。

目前，作为荷兰“食品谷”中心城市，依托良好的科研氛围和营商环境，瓦赫宁根吸引了大量农业与食品行业相关企业入驻，包括雀巢（Nestle）、达能（Danone）、联合利华（Unilever）、亨氏（Heinz）、美赞臣（Mead Johnson）等世界级食品公司。2014年，中国伊利欧洲研发中心落户瓦赫宁根，是截至目前中国乳业在海外最高规格的研发中心。据统计，荷兰“食品谷”共拥有1442家食品相关企业和机构，年产值约650亿美元，出口额约325亿美元。这使得瓦赫宁根能够成为欧洲食品产业创新发展及技术开发的核心区域，并引领国际食品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

同时，在瓦赫宁根，“食品谷”不仅是一个因产业集聚而形成的经济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家总部位于瓦赫宁根的孵化器公司（Food Valley NL），这一平台机构是由瓦赫宁根市政府、东荷兰发展局及瓦赫宁根大学等9大机构联合组成的区域投资开发主体，拥有包括政府、企业、大学、私立研究机构在内的85个机构成员。作为集聚于瓦赫宁根的上千家食品行业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联络体，为各方提供产品创新方案、商业推广计划和员工培训等服务。拥有这样一个平台，瓦赫宁根获得了食品产业领域世界级影响力，如举办一年一度的全球食品行业领域世界级展会——荷兰食品谷展览会（Food Valley Expo），该展会的特色是发布最新的农产品发展趋势，举办农产品论坛，为海外企业提供接触荷兰食品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机会，并颁发年度最具创新的农产品、生命科学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奖。借助“食品谷”平台，瓦赫宁根可以不断发展新的城市品牌，如2024年3月在瓦赫宁根开展的“‘食品谷’早餐季”，以及10月将举行的“‘食品谷’食品产业峰会”，等等。

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

瓦赫宁根的“中国缘”

瓦赫宁根这座小城与中国企业、高校的全方位合作也尤为突出，成效显著，无论是瓦市还是瓦大，都尤为重视与中国的缘分。荷兰友人一致认为“中国正在成为农业科学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在研究和缓解世界主要问题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专用实验室设施、大规模试验场地和获得学术人才方面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潜力。这些资源是对我们现有设施的补充。他们可以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作出重大贡献。中国面临的问题往往是极其复杂和大规模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为产生新知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对我们在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雄心至关重要。”这是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中文版网站上的一段话，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荷兰观点。

除了中国伊利等食品企业进驻瓦赫宁根，参与荷兰“食品谷”建设之外，还有很多与瓦赫宁根结缘的中国城市，其中尤以北京、上海、福建漳州、江苏盐城、山东潍坊等为代表。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8号楼（旧主楼）内设有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中国办公室，以协助瓦大与中国的大学、研发创新机构、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交流，为瓦大在中国展开教育、培训、合作研发、技术咨询等方面的业务提供支持。在高校合作方面，瓦大与中国农业大学的“交情”最深，高层互访不断，各类中荷联培硕士、博士都在以专项方式长期进行。在农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合作基础上，两校还共同参与了平谷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的建设。

在上海，2021年花博会上出圈的荷兰花园就出自瓦赫宁根大学团队；2017年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期间，主宾国是荷兰，当时荷兰以国家名义派出瓦赫宁根大学代表团访问上海，并专程前往浦东新区合庆镇开展与土壤污染修复相关的科研考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部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合作对象也是瓦赫宁根大学。

在福建漳州，荷兰“食品谷”公司专门设有代表处，自2015年起正式以“欧中现代农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形式运作，至今已近10年。中心组织实施了多个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培育出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蔬菜、花卉新品种。在江苏盐城，由“江苏省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获得者、荷兰专家尼可·卡义克（Nicolas Kaaijk）牵头，联合国内高校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长期开展合作的最佳展示平台，就是象征着中荷友谊的“荷兰花海”。

这些成就不仅代表着荷兰小城瓦赫宁根与中国的“结缘”，还标志着小城的“大学问”已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很多项目已经落地开花结果。我相信，无论是瓦赫宁根“大学+”的产学研模式，还是组建“食品谷”公司并向海外发展的道路，都可以成为中国各类城市和特色小镇经济发展的最佳借鉴。

作者（左一）于2018年随队访问居于瓦赫宁根的霍夫斯泰德教授一家 P31-新华社：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2023年12月1日正式签发启用。图为来自俄罗斯的白若思手持装在纪念框内的“五星卡” 摄影|新华社记者 方喆

追忆访问瓦城与瓦大

其实，我第一次到访荷兰，还是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联合培养博士期间。当时，我所在的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研究院和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有合作项目，我由德方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乌尔里希（Ulrich Brückner）安排，加入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彭轲（FrankN.Pieke）教授的团队。至今我仍和该团队保持着学术联系。

而访问瓦城与瓦大，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二次到访荷兰时最重要的目的。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跨文化管理研究团队不断发展，出于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需要，由学科带头人范徵教授带队，专程拜访了年事已高的国际跨文化管理研究界泰斗霍夫斯泰德教授（Geert Hofstede），我是随队的青年教师之一。霍夫斯泰德教授夫妇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退休后，晚年搬到了瓦赫宁根，与其长子、在瓦赫宁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的扬·霍夫斯泰德教授（Gert Jan Hofstede）团聚。扬·霍夫斯泰德也继承了父亲的学术衣钵，父子二人与迈克尔·明科夫共同出版的《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在跨文化管理研究界享有盛誉。

我所在的跨文化管理研究团队也一直是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的共同研究者。团队曾多次在重要国际会议中与霍夫斯泰德教授团队保持学术联系。在2015年学院的年度国际会议期间，由我负责邀请扬·霍夫斯泰德教授到会演讲。以这些学术交流为基础，我们在霍夫斯泰德父子邀请下正式访问荷兰，除到访扬·霍夫斯泰德教授所在的瓦赫宁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并开展交流外，还专程前往当时已90高龄的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教授家中进行学术专访。

霍夫斯泰德教授一家以荷式家庭礼仪接待了我们一行的来访，我们则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汤显祖戏剧全集（英文版）》相赠。宾主简短相互介绍后，我们就“文化维度”从四维到六维的逻辑连续性、方法论，以及超越跨文化“洋葱模型”和“冰山模型”的“冰河模型”等学术问题与霍夫斯泰德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国内外跨文化管理学界对“文化维度理论”一直以来的一些模糊不清的理解得到了霍夫斯泰德教授的直接回答。我们提出的跨文化管理“冰河模型”，得到了霍夫斯泰德教授本人的高度评价。在学术专访的尾声，霍夫斯泰德教授表示，他个人并不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式的管理理念和实践适用于中国，他还特别寄语中国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者和学生：中国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元，他自己即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也是中华文化的爱好者，并欣赏这一古老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文明。当晚，霍夫斯泰德一家专门带我们在瓦赫宁根的当地餐厅小聚，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地地道道的荷兰“食品谷”饮食文化。

非常遗憾的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教授已于2020年2月去世，但我们仍和扬·霍夫斯泰德教授团队保持着学术联系，追忆数年前访问瓦城与瓦大的经历，我相信这也是中荷教育交流中一段值得珍惜的学术记忆。（作者 张鹏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曾于2011年-2012年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研究院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

来源：《神州学人》（2024年第6期）

作者：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