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是高校云集，文化界人士荟萃的“文化城”。为了保存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使其免遭日本毒手，一些国立和私立大学纷纷迁移到内地。辅仁大学由于有德国天主教圣言会背景，没有受到影响，继续开办一直到抗战胜利。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奉国民政府密令，仍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其有利的国际背景，收拢沦陷区青年，培养爱国志士，输送青年到大后方。辅仁大学联系沦陷区内的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坚持在沦陷区办学的三项原则（一）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在整个抗战时期，辅仁大学师生们坚持民族气节，与日伪斗争，成为日伪统治下北平的抗日堡垒。日伪对师生的抗日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轰动整个教育界的华北教授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38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秘书长英千里等，借研究明末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学说为名，秘密组织“炎社”，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沈兼士是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享誉北平知识界，人称为“三沈”。
在日本方面，为了拉拢滞留在北平的知识界人士，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国内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周作人等。该会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
为了与日伪进行斗争，争夺在平知识界人士，防止他们附逆为恶。国民党教育部秘密与北平沈兼士、英千里等人士联系，以“炎社”为基础，组织成立了以辅仁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地下抗日爱国组织“华北文教协会”。
华北文教协会以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为主任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张怀为书记长。委员有辅大秘书长英千里，经济系教授董洗凡、左宗纶，教育系教授徐待峰，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等；干事有国文系讲师葛信益、教育系教授欧阳湘、教师郝德元、历史系讲师叶德禄、英语系助教孙硕人及学生秦晋和孙金铭等。
该会“以联络操守忠贞之士，网罗有志青年为主旨”，根据当时的记录，主要从事了下列活动：
1.组织学术团体，成立中国语文学研究会（沈兼士主持，联络国学家及优秀学生，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藉以引起国家民族思想，并坚定其自信力）、中小学教育研究会（由张怀及外围成员余某主持，联络教育学者及中小学教员，研究建国教育方法，逐步实验，以抵制奴化教育）、文艺社（由英千里主持，为使青年得有正当读物，在辅仁大学名义掩护下发行两种刊物，一为纯文艺刊物，即《辅仁文苑》，一为综合刊物，即《辅仁生活月刊》）。
2.利用临时集会，举办美术展览会、摄影展览会和辅仁大学校友返校节等，借机宣传敌人阴谋及酷虐行为，唤起一般民众之敌忾意识。
3.组织青年团体，以扶持各大学中学，破坏敌伪各团体，输送爱国青年到后方。成立青建学社（即青年建国学社）、亭林学社，前者由高挺秀负责，高任书记，下设社务、事务、助理等，具体活动为破坏敌伪青年党，调查自学会，输送有志青年南下，指导中学生升学，调查敌国内情形及协力外围之学术团体等。后者由华奇负责，主要工作为联络北平三校同志组织团体，介绍人才南下服务，利用实验室制造特种药品。青年社团组织输送爱国青年南下抗日，并为他们提供前往后方的旅费和生活费，开辟了开封、商丘、亳州等几条南下路线。
4.建立学术报国阵线，宣传学术报国。在各大学选定思想纯正、资望隆重之学者，聘为委员，建立中轴，分头联络同志，加以组织，建立普遍风气。
华北文教协会以辅仁大学总部为基地，派出委员和干事分路展开工作。如在未关闭前的燕京大学和在北平的各大学，以及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设有华北文教协会支部，在很多中学里也有协会的联络员。1942年后，文教协会工作不断拓展，经总部委员会决议，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省垣设立分会、聘请忠贞爱国、操守严谨的文教界人士担任分会委员及干事，在总会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敌爱国工作。
辅仁大学爱国师生的抗日活动令其成为日伪当局的“眼中钉”，日伪当局派出特务进驻辅仁大学，严密监视着师生的一举一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也愈加严酷，四处搜捕抗日力量的活动。1941年12月，日本宪兵根据特务密告逮捕了秘书长英千里，但因为证据不足，不得不于3个月后无罪释放。
1942年，华北文教协会探知日本宪兵队罗织一份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就是沈兼士。因为他是主任委员，自觉担负的责任重大，以年岁大，又患病为由不愿先走。文教协会委员的一致劝说，沈兼士才答应走。1942年12月16日，沈兼士离开北平去后方。当月30日凌晨，日本人果然出动宪兵到吉安所左巷6号逮捕沈兼士，当时沈先生早已安全抵达后方，日本人恼羞成怒，不相信他已经逃离北平，于是一面留下几个特务在沈家“蹲坑”，只许人进入，不许出，既怕走漏风声也要抓捕与沈联络的进步人士。另一边派人四处搜寻，甚至远到西山一带都搜索了。1943年元旦时，辅仁大学的顾随、张星烺、孙子书三位教授先后到沈家去拜年，结果三个人都掉进“坑”里，被蹲坑的特务扣住，待了十几天才被放出来。
沈兼士走后，张怀代理文教协会主任，继续领导华北知识界的抗日活动。
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了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并在他家中搜查到华北文教协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名单。日伪当局十分震怒，立即对华北知识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史称华北教授案，或日宪大逮捕。从1944年3月初到20日，华北文教协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敌人抓捕。辅仁大学被逮捕的有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教育系教授徐侍峰、欧阳湘，经济系教授赵锡禹、左宗纶、助教郑国柱，英语系讲师左明彻、助教孙硕人、朱锦章，国文系讲师葛信益，历史系讲师赵光贤、叶德禄，物理系讲师高婴奇、助教吴师循，体育教师李凤楼以及学生秦晋、孙金铭等 30余人。校外华北文教协会骨干被逮捕的有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牛继昌、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邵晓琴、北平益世报社英纯良、北平图书馆李德启、故宫博物院汤有恩、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夏玉峰等10余人。辅大是被捕教授的重灾区，几乎塌了半边天。这一案件震惊了整个华北知识界。
被捕人员被关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本部，经受了非人的虐待。据被捕学生孙金铭回忆：“日本宪兵队审讯被押人员，除少数在白天，多数都在夜间十一二点钟以后进行。每晚午夜后都可听到人们惨遭酷刑的呼叫声音。在审讯中，敌人除棒打脚踢外，常用的酷刑有灌凉水、灌辣椒水、双手吊起来抽打、用火筷子烧、上夹板、上电刑、放人洋狗群中咬、手指钉竹签等等，真是惨绝人寰！我就被灌过凉水。他们把我捆在长凳上，用水龙带朝着口鼻猛灌，不一会儿，我就失去了知觉。等苏醒过来后再次冲灌，这样把我整得死去活来好几次。我的右腿膝关节被打成重伤，天天从关节里流出很多黑血，我就从衣服上撕块破布包扎，一直闹了两三个月才封口。直到现在，我蹲下和站起都感觉困难，走路也不方便。”
监狱中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孙金铭说：“我们在宪兵队羁押了四个多月，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理过发，没洗过手脸，更谈不到洗澡了。衣服长期不换，满身都是虱子，到处都是被抓伤的血痕、伤疤。每天吃的是砖头般硬的红高梁面凉窝头(偶尔给一小块咸菜)，吃后拉不出大便。我们当时的办法是：咬一口窝头，在嘴里咀嚼成粥状，再慢慢咽下。这样大便时，还同上刑一样，很难排泄出，并经常便血。我们喝的是用擦地板的水桶装的凉水。我们长时间被关押在阴暗的牢房里，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东西，就是阳光、空气和凉水。”
后来，日本军事法庭（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判决：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判处15年徒刑，其他人被判7年、5年、3年、2年不等。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辅仁大学的师生们才被放出来。
辅大师生们在日伪残暴统治的北平城中，组织团体，团结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抵制日伪对教育界的控制，保存文化事业；以研究学术为名，宣传国家民族思想，消除奴化教育影响；输送大批有志青年到大后方，支援了后方建设和正面战场。被捕以后，他们在监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最终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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