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舫济校长和他的圣约翰大学
卜舫济，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将一个小书院创办成一所世界闻名的大学，创造了人间奇迹。
中国大学始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始于圣约翰大学，而圣约翰大学与卜舫济紧密相连，卜舫济校长是圣约翰的母亲和父亲。
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卜舫济校长有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呢？
在上海做上海人
柯兆银：您是一个美国人，怎么会想到来中国的？
卜舫济：1864年2月22日，我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883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随后进入圣公会总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1886年获神学学士学位。我在神学院期间，有一位美国人开设了一所学校，星期日下午为中国洗衣工上课，她邀请我去教英语，于是我和中国人有了第一次接触。此后，我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我萌发了到中国宣教的愿望，并且如愿来到上海。
纽约早年街景
柯兆银：您刚到上海时，印象如何？
卜舫济：1886年11月18日，我22岁，坐轮船来到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我感到十分新奇，黄浦江畔的外滩真漂亮，一条条马路很整齐，我看见雄伟的现代化楼房，看见头裹彩巾指挥交通的锡克籍巡捕，我感到来到一个东西方交汇的城市。
清末的十六铺码头
我被接送到美国圣公会的中国传教基地，位于梵王渡的圣约翰书院，受到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布恩生（William Boone Jr.）和上海圣约翰书院院长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的接待。
10多天后，我前往上海县城参观，感觉非常不好。老城四面有围墙，街道狭窄阴暗，道路肮脏，粪便和垃圾随处可见，臭气熏天，当地的行人也是掩着鼻子匆匆走过。我很震惊，上海县城和公共租界有天壤之别啊！我认为，中国和世界隔绝得太久了，太落后了，落后才需要改造，基督教正可以大有所为啊！
柯兆银：您是如何适应上海生活的？
卜舫济：我来到嘉定县城，借住在当地农户人家。我白天走在街上，常常被中国孩子追着喊“猴子”，当地人视我为“野蛮人”，我深感羞辱，十分生气。晚上，我看见菜油灯闪烁，街道漆黑，看见打更人在敲打着铜锣，时光倒退了500年，我被放逐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我努力学做中国人，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发辫；我学说中国话，学习用毛笔写字，学习用中国的礼节待人接物。1887年的一天，我借住的那家主人外出，一位文人来访，我代替主人接待客人，敬茶，递上水烟筒，还用不流利的中文和客人交谈。
嘉定早年情景
柯兆银：您在上海生活，看见的中国教育状况如何？
卜舫济：我第一次访问乡村私塾，看见大约30个男孩挤在一间小屋里。当得知我要听学生背诵课文时，先生用戒尺敲打桌子要学生安静，命令学生背书。学生像鹦鹉学舌地一样背诵他们并不理解的古文，背错了先生立刻严厉训斥。我很震惊，这种中国式的教育就是训练记忆力，仅仅让学生会读会写汉字而已。我在上海待了一年，对中国教育有了初步了解，中国流行千年的私塾教育模式，从不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只要学生死记硬背“四书五经”，难怪中国不可能产生一流人才。
柯兆银：您到了上海，就决心用教育来推动中国前进，是吗？
卜舫济：人们都这样说，真实情况不是这样。我离开嘉定县回到了圣约翰书院，这时，圣约翰书院创始人施约瑟已退出了圣约翰书院，掌门人是传教士文惠廉，华人牧师颜永京协助管理。我在圣约翰书院担任英语教习，我很不愿意做这份教师工作，1988年2月9日，我写信给母亲说，不管主教作出什么决定，我下定决心把书院作为临时落脚点，我要离开。同年6月12日，我出任书院监院，就是校长，我还向圣公会上海教区的领导表示，我应该去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幸运的是，我不久就改变了想法，我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这时，我才决心全身心地投入教育。1890年，我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作了演讲，主题就是要把教会教育机构作为“训练未来使徒”的“西点军校”，我的演讲大受欢迎。
圣约翰书院老师合影
我对成功的看法是……
柯兆银：您是一个美国人，在陌生的中国办学并且非常成功，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卜舫济：拆除一所旧房子，建造一所新房子，或者在一块空上造房子，总要有一个新房子的设计蓝图。我办学，欧美先进的大学体制就是设计蓝图。各行各业的成功模式，总是凝聚了许多已经被证明成功的真理和常识，凝聚了许多成功的道理和经验，这种真理和常识，这种道理和经验，都是许多年许多人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才获得的，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学呢？
做好一件事，参照好的榜样，就容易成功，这就像要学好中国学书法，找一个名家如王羲之、柳宗元、赵孟頫的字来临摹，就容易成功。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善于学习适合自己的好的东西并且实际使用，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能力。
圣约翰大学的校刊和校训
柯兆银：中国的情况毕竟和欧美毕竟很不同，您是全部照抄照搬欧美的教育体制吗？
卜舫济：我在引进欧美教育理念和体制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挑选一些中国特别需要的西方做法的时候，加以特别强化。我有一次外出，穿过田野时突然要下雷阵雨，我坐的那辆独轮车车夫非常认真地问我，是否看到有龙从天上下来到河里饮水，他还说龙要喷出大水来淹没土地。我在担任英文教员时，也深感学生的科学知识缺乏。车夫也好，学生也好，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无知让人震惊，而科学知识既是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基础知识，也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我花了许多时间给学生讲授化学、物理、天文学等知识，我在办学时突出科学教育，把它定位于和英语同等重要的学科，而在欧美，科学的课程不过是普通的课程而已。
柯兆银：您的个人性格在办学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吧？
卜舫济：是的。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和这个人的性格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是一个是锲而不舍，不成功不罢休的人，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不顾一切地朝前冲。举例说，1886年年底，我认识了中国姑娘黄素娥，她的聪明伶俐和学识，她的娴静清雅和稳重端庄的仪态，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决心要娶她为妻。当时西方教会反对传教士与当地华人结婚，我才不管这些，对黄素娥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狂热追求，可是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谢绝；我继续一次又一次的追求，黄素娥终于感动了。1888年8月23日，我们在圣约翰教堂举行婚礼，那是我们最神圣最幸福的时刻。我结婚后，黄素娥辞去了圣玛利亚校长职务，协助我办圣约翰大学。她不顾身体赢弱，多次赴美为圣约翰大学募捐经费。我和黄素娥育有三子一女，他们成年后都曾在圣约翰工作过，长子卜其吉在圣约翰担任教育系主任和注册处主任，最后担任副校长。
瞧瞧，我大胆地追求爱情，于公于私我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卜舫济和中国太太的结婚照
柯兆银：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人追求成功最重要的要注重什么？
卜舫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成功标准，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成功标准。我认为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就是我培养圣约翰学生的整体要求：要有完整的知识框架，包括重要的科学知识；要有优秀的品格；要有创新的思维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要有特长，比如英语要特别好；要有健壮的体魄；要有美育的才能，学会至少能够欣赏一门艺术如唱歌、绘画和摄影等；还要有绅士风度。什么叫绅士风度？我认为绅士的标准，就是拥有良好的习惯，总是能够体谅别人的感情，对待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我认为，绅士风度是保持圣约翰良好声誉的最好东西。
一个人追求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接受良好的教育，它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注重视野、智慧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一个人要终生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始终有竞争的能力，始终能够走在社会前列。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给社会作出的贡献，所以，一个人的成功，能够便自己的人生变得美好，也将使社会和自己生活的城市变得美好。
柯兆银：您离开圣约翰很多很多年了，您最怀念的是什么？
卜舫济：我怀念我的亲友，我更怀念圣约翰大学，怀念我的同事，怀念一届届学生的学生。1940年的文学士李承基经常来我家，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北面，接近苏州河畔，有座小洋楼，红瓦白墙，树木环绕，这就是老卜的住所。外表美观，但屋内设备极为简朴，充分显示他的生活宁静和乐道精神……”我怀念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家，圣约翰大学是我的家。
卜舫济校长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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