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石溪大学历史学者伊利斯·格雷厄姆（Elyse Graham）出版的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书与匕首：学者和图书管理员如何成为二战中不可思议的间谍》（暂译，Book and Dagger: How Scholars and Librarians Became the Unlikely Spies of World War II）备受关注。该书揭开了二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不为人知的谍战内幕。
电影《间谍之桥》（2015）剧照。
二战伊始，美国成立了如今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传统情报间谍活动中的两个重要类别是人力情报（Human Intelligence, HUMINT）和信号情报（SIGINT）。前者主要指从人力资源处搜集的信息，后者则主要指通过技术截获的信息。
这两大渠道获得的信息后续还需要缜密复杂的情报分析工作，最后由专门人士将其整理成简明扼要的资料传递出去。整个分析过程隐藏在幕后一整套间谍网络之下，它们耗时复杂，经常吃力不讨好，但对现代情报系统的整体运作至关重要。
《书与匕首》讲述的就是这群情报分析人员的故事。格雷厄姆将他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拯救出来。通过梳理历史资料、解密的情报局文件，格雷厄姆发现他们中许多人并非出身专业间谍，大多是文科教授，不少人曾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乃至图书管理员等。这些“图书馆的老鼠”在当年的间谍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书与匕首》英文版书封。
“二战不仅仅是一场士兵和科学家们的战争。”格雷厄姆认为，这也是历史学家、藏书家与艺术家的战争，“是（文科）教授们的战争”。
格雷厄姆在书中重点讲述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他们分别是芝加哥大学拉丁语博士、档案管理员阿黛尔·基布雷（Adele Kibre）、耶鲁大学英语系教授约瑟夫·柯蒂斯（Joseph Curtiss）、以及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
其中，柯蒂斯曾打着为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藏书的旗号，在中立的伊斯坦布尔收集出版资料；基布雷则被派往瑞典收集、拍摄、印刷关于第三帝国的资料；肯特则在华盛顿担任研究与分析处欧非分部的主管，负责将大量信息转化为具体的答案输出——比如德国汽车轮胎中合成橡胶的比例、摩洛哥铁路侧线的精确长度以及飞机外壳上能承受的最多子弹数等。这些工作需要“近乎超人的耐心”。
“战争也许是在战场上打响的，但却是在图书馆赢得的。这就是盟军情报部门的真正天才之处：雇佣大量有天赋的业余爱好者。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开瓶器思想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图书馆走来，打赢了一场纸张、书籍和学术的战争。当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悄悄回到了学术界的小树林中。”格雷厄姆在书中写道。
这些人士在战后回到祖国，帮助奠定了现代情报的学科基础，并由此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面貌。图书网站亚马逊在该书的书籍信息栏中也写道，这个故事揭示了人文学科拥有改变世界的不可磨灭的力量。
参考资料：
1.The‘Library Rats’Who Helped Win World War II
www.nytimes.com/2024/09/24/books/review/book-and-dagger-elyse-graham.html
2.Book and Dagger: How Scholars and Librarians Became the Unlikely Spies of World War II
www.amazon.com/Book-Dagger-Scholars-Librarians-Unlikely-ebook/dp/B0CRDT3W56
编译/申璐
编辑/荷花
校对/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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