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泉学院和可汗学院

法国学者于丽埃特（Juliette Sade），在她最近的新书《人渣革命》（The Residue Revolution）中借用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关于描述作为“人”这个主体，剥离了所有外在属性之后，所剩余的“人渣”这个本体概念，来描绘了关于被统一教育制度所奴役的人，应当如何去反抗这样的监牢，以及预言了这座监牢的崩塌：

“那些受大规模教育流水线和标准模式下所铸造出来的人们，当被这些刻板知识，规训与惩罚，质量管理的考试，以及被出厂合格标签所打上烙印之后，去除掉这些灌入大脑的铅毒，他们作为人，还能剩下些什么？剩下的就是人渣。而未来的革命，就是关于人渣的革命。”

（来自网络）

在美国恐怖小说大师爱伦·坡的《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和洛夫克拉夫特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中都描写了一个拥有数百年基业的家族最后消亡的故事。它们就算堡垒再坚固，无疑都拥有着诅咒或世代遗传的悲剧血脉，最终都倒塌在砖残瓦碎的末日里。而如今一座数百年的，从屋顶到墙根，看似坚固的高墙，却布满弯弯曲曲裂缝，就要崩裂为碎片的堡垒，它的名字叫做“现代教育制度”。

之所以称之为“现代”，只因它的年龄不过数百岁，诞生于普鲁士的黑森林。从它降生的那一刻起，它便是社会主义式的，由国家母体所操控的，关于人的生产工业化。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上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19世纪法国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规章制度条款中，就有着类似于普鲁士教育制度的模式，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就举过这座巴黎少管所的例子。所有的时间分割由固定时间的鼓声决定，以规训少年犯们的每日作息，细致到吃饭、睡觉、起床、穿衣、祷告、洗手、劳动、学习等：

“第21条：进餐。犯人在10点钟暂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们必须先在各自院子里洗手，然后分组进餐。午餐后休息到10点40分。第22条：学习。10点40分，随着击鼓声，犯人列队分组到教室。上课时间为2小时，交替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第23条：12点40分，犯人以组为单位离开教室，回到各自院内休息。12点55分，随着击鼓声，犯人按劳动小组集合……”

事实上，在当今学校中所习以为常的电铃声，替代了曾经昏暗少管所里的手动鼓声，一切变得更加具有自动化和工业化，如每个未成年人的大脑中安上了一根发条橙子，正如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中所示：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被强制习惯性所操控的。这种强制性，自普鲁士时期到今天，都被称之为“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初概念，来自于16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今德国）时期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来对抗天主教所把控的教育垄断权。这项提议后来受到军政府重视，随后在17 世纪出现了《魏玛学校章程》和《学校指南》，规定入学年龄为5 岁，要求：“所有儿童直至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并形成法规：第一次缺席时，每缺课一节，罚家长1便士，依次递增，至每节课罚金6便士为最高额。

这项由反垄断初衷建立起来的制度，很快成为了新的教育垄断。推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创建1800 所学校，制造了“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而到了1794 年，腓特烈大帝掌握了全普鲁士境内所有孩童的教育控制权，在《普鲁士民法典》中宣布：

“凡普通学校与大学，都是国家机构。只有得到国家认可和批准，才能开办学校。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随时接受其考核和检查”。

普鲁士的崛起和战争为整个欧洲带来巨大的震惊和冲击，各国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教育体系，正如法国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不要忘记，那些在地图上用黑色标示的迷失的省份“黑色污点”。

自此，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全面在西方世界全面开花，为德国的共产主义埋下了理论实践的伏笔。该观点认为，社会是可控制且可计划的，在某种“良性”的顶层设计中，社会资源将会得到更有利的调配，从而实现国家层面上的宏大梦想和千年计划，正如今日某国挑战民主制度所宣称的“制度自信”。

在这一思潮的驱使下，统一步伐依赖于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依赖于统一教育，于是，自由之花便会被扼杀。在最严格贯彻这一要求的普鲁士，便出现了它应该拥有的症状。在德国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所撰写的剖析德国民族性格的一书《铁血与音符》（How to Treat the Germans）中，就讲述了其专制教育对国民思想的摧残。

那些在德国历史上曾经重要的思想之智者们，大多不属于普鲁士地区。施瓦本的开普勒、巴伐利亚的丢勒、荷尔拜因、歌德、席勒、巴赫、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瓦格纳、约翰·斯特劳斯、布莱尼茨、叔本华、黑格尔、格林兄弟、尼采，全都来自于萨克森或奥地利的南德人。

除此之外，贝多芬和康德是混血，门德尔松、海涅、马克思则是犹太人，而普鲁士则盛产军事强人，如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埃米尔·路德维希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地区间的社会性差异。正如二战后，普鲁士所在的东德地区，习惯性地拥抱了带有超强纪律意识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埃米尔·路德维希看来，德国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黑色纳粹风暴的漩涡中，不是没有历史车轮的悲剧。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说：“德国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德国人。”

德国知识分子痛恨本土现代教育体制下的集权社会国民的奴性，甚至期望于境外势力对德国的解放，贝多芬为拿破仑写歌，认为德国被拿破仑征服也比本国暗无天日的专制世界更好，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更是宣称：

“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在被战争所席卷的欧洲，普鲁士教育所带来的强国模式，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借鉴，让每一个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战争年代，组织化的社会比散漫的社会具有更强的力量，为了追求并纯化这种力量，甚至演变出了社会达尔文式的反人类政策。

如一种病毒，从欧洲蔓延到美洲，再到亚洲，随着各国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拉通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系统教育模式，主宰了人类自孩童到成年近20 年的漫长时间，这种现代教育体系便统治了整个地球，直到如今。

毫无疑问，具有普鲁士基因的现代教育制度，是战争时代的产物，在数百年来对人类的规训和教化中，它所撕裂的裂口已愈发显现。教条的固化，工业化的教育生产模式，便利了政府主流思想的洗脑，对未成年人强制而潜移默化的价值观输入，再加上陈旧知识与社会的割裂，正如海德格尔曾说：“人没有办法从头开始建立真相”，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就被植入了统一教材的芯片。法国学者于丽埃特在她的《人渣革命》中指出，对于这种大规模生产人渣的世界工厂，应当彻底扫除到历史的尘埃当中。

（来自网络）

2015 年，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指出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教育体系，正在毒害着所有亚洲国家，应试主义、学历主义及低效用的教育机器，对残害青少年的成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中村修二看来，现代教育体系还不仅仅是为思想控制提供便利这一处危害，普鲁士教育下的学科划分，本身就为割裂人类思想创造了分裂的利刃：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浩瀚而美不胜收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同样，原本行云流水、融会贯通的概念被分成了一个个单独的‘课程单元’。”

正如“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所指出的那样，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学校是如何仅仅为了方便于统一应试的目的，而扼杀了知识的思想，将其低端地异化为“应试技术”，萨尔曼·可汗举了代数为例子：

“在学习代数时，学生们多半只专注于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考试的内容仅仅是各单元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们只记住了一大堆X 和Y，只要将X 和Y 代入死记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们的值。考试中的X 和Y 体现不出代数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数的重要性及魅力之处在于，所有这些X 和Y 代表的是无穷的现象和观点。”

这正是当今学生厌恶学习，而与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璀璨思想失之交臂的原因，而这种应试性的课程单元设置，正是于丽埃特所表明的“人渣原子化”的系统原罪，它使得知识被切割成了碎片，而由这些追求单一化效率的碎片所拼凑出来的人类产品（毕业生），必定是残脆的及人渣化的：

“他们不能被称之为‘人’，而应当是残次品。他们残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造成的短视，在民主国家，他们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把自己拖入黑暗的深渊，而在专制国家，他们更甘愿为想做奴隶主而不成的奴隶。而形成这一局面的，正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规范化、模块化和标准化所造成：‘人的价值不应当是被应试的，只有产品才能被应试’。当今整个人类世界的危机，其根源性，就在现代教育体系。”

于丽埃特指出，如今庞大而臃肿的教育体系，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知识垄断”。应试作为一种上升通道的砝码，它以知识壁垒的特征，演化为一种“技术锁”，死死地锁住了每个个体未来的命门，人的可能性被压缩成一颗颗螺丝钉。

消灭应试，是否是可能的？在《人渣革命》一书中，指出应试本身并不是现代教育制度的独有特征，正如市场经济并不仅仅属于民主国家，它也在专制国家内实行。它背后所显示的实质是：应试是否是垄断的？正如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当判断是否有某种经济体是垄断的一样：“应试不是应当被消灭的，而是看它是否是被垄断的。”人们曾经警惕过政治权力的垄断，警惕过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垄断，警惕过新闻舆论领域中的话语权垄断，如今，人们还未真正正视过知识和教育的垄断。

于丽埃特在她的新书中，预言了现代教育体系必将最终瓦解：“革命已经正在发生”。早在1977 年，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就提出并实践了如何使得教育和艺术能够不依附国家权力的现实可行性，创立了“自由国际大学”（FIU），这一主张直接针对在现代教育制度之外另创一个自由教育生态。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一篇名为《无条件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大学的独立性和自由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不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在这里，大学独立性在德里达的极端推演下，他口中所称的“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而可演变为一种可以被物理意义消除的，被主导的大学。

(来自网络)

破除教育垄断权，可汗学院在Youtube 上公开其教学视频，向全世界完全免费且公开的网络课程，包涵了几千段涵盖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从小学、中学乃至部分大学科目的内容。其优质的课程使得许多中学教师直接在课堂上播放影片让学生学习。

它冲破了现代教育体系，瓦解了现代教育体系对时间的权威划分，并消灭了教室的物理实体。教育的中心应当是教师，而不是学校。而现代教育制度，恰恰是以垄断平台的方式垄断教师，而这种局面，在未来将不再可能存在了，正如约瑟夫·博伊斯所称：“我在哪，学院就在哪。”

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事实证明，主动化学习比被动化学习将带来更高的效率，教育市场化是人类未来的真正方向。在未来，开放的、多元化的独立学院，将完全取代统一化的现代教育体系（高考制度将会被完全瓦解掉），所有的，各自完全不同的独立教育实体，将与民众形成完全的双向选择。在这里，不再会有统一化教材、统一化教育模式和统一化考试，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学校”。不再有任何年龄、地域和国籍的限制，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正如萨尔曼·可汗对他自己的使命所宣言的那样：“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在这里，到处是各种不同的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的吕克昂学院、伊斯兰追逐真理与知识的卡鲁因大学、远离尘嚣的深泉学院、免费公开化的可汗学院、博伊斯的自由国际大学、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自由开放存取的学术资源库（Open Access）、无数私立私人学院、专业技能培训机构、开放实验室、独立基础通识教育机构、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等。尽管面对未来的美好图景，现实变革的阻力却依然强大，于丽埃特指出：

“瓦解现代教育体系的关键，在于瓦解教育垄断权。这场变革难以是自上而下的，而应当是自下而上，它的本质是革命。教育既得利益者，跟其他所有领域的垄断者拥有同样的维稳心态，他们会动用一切可行的方式阻扰这场变革。而这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他们手中的行政力量。”

在于丽埃特看来，支撑这座现代教育制度堡垒的根基，早已开始动摇，而支撑它唯一的承重柱，仅仅只剩下了行政力量，它们是：强制性义务教育和学位制度。一纸证书无法判定一个人的实际价值，用人单位看重的，仍然是个人实际能力和工作资历经验，而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本身往往比博士学位更加重要。论文本身就是反考试制度的：“它展现的是对知识和专业的实际帷幄能力”。在思想交锋和论证答辩中，它们返回了柏拉图主义时期，而非普鲁士的标准与统一。

在《人渣革命》中，于丽埃特将马丁·路德誉为，用义务教育掀起的，第一场针对教育垄断权的革命。而如今，人们应当用自由教育，掀起针对义务教育的第二场教育垄断权革命。在结尾处，于丽埃特把这场革命视为一场危机，也同样为一场机遇：

“历史就是一部启示录，率先作出变革的国家，它将会像当初第一场教育革命的普鲁士那样，一跃成为欧洲强国。而那些甘愿保守的国家，将会被崭新的世界远远地抛在后头。现代教育制度已深深地毒害着世界，并把它拖入深渊，人们应该挣脱这束缚，从人渣变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