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

《两班：朝鲜王朝的特权阶层》，[日]宫嶋博史著，朱玫译，中西书局2024年1月出版，224页，48.00元

十八世纪朝鲜实学家朴趾源（1737-1805）写过著名短篇小说《两班传》，描述了一位落魄两班终年靠借粮维持生计，最后不得不向同村富裕庶民出售两班头衔来偿还欠粮的故事。小说运用讽刺手法，揭示了两班阶层的虚伪和寄生性质。对两班阶层的嘲讽不止停留在十八世纪。直到今天，韩语中还有一句讽刺两班的俗语叫做“狗卖了二两半钱（개 팔아 두 냥 반）”。即是说，狗都能卖到二两半的价格，而两班的身价只有“两半（谐音，意为一两半）”，所以两班连狗都不如。

两班所遭受的讽刺能够延续至今，恰恰说明这一阶层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朝鲜王朝（1392-1910）通常被称作“两班官僚国家”，正是因为两班官僚制度的发达是该时期的显著特征。两班阶层兴起之后，整顿政治并强化科举，逐渐形成在实质上主导政治发展的统治主体。同时，他们坚持性理学，标榜儒家政治中的德治理念，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统治者的权位与修德。由于两班的存在，儒家理念得以渗透到朝鲜社会各个角落。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儒家礼俗仍盛行于当今韩国，这一现象也被认为是朝鲜后期两班“全民化”以致儒家文化下沉扩散的一种结果。因此，既往的两班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政治和性理学层面。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名誉教授宫嶋博史先生则另辟蹊径，专著《两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出发剖析两班阶层的形成与变化。本书日文版于1995年问世，韩译版最早出版于1996年，并于2014年再版。诚如韩译版副标题所总结的，作者的旨趣在于“寻找我们未知的两班本质”，即试图回答“两班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今天看到的汉译版（以下简称“本书”）译者朱玫教授系作者高徒，拥有专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语言功底，保证了译本的质量。本书去掉序言与结语，共由八章组成。揆诸全书，作者从两班的概念入手，进而揭示两班阶层的成立过程、经济基础、日常生活方式、统治结构的确立与变化、“全民化”趋向等内容。以下按作者逻辑重梳本书，并就其定位、贡献以及作者的问题意识略陈拙见。

作者观察到当代韩国日常中的儒家色彩远浓于日本，故希望考察韩国为何能更深入地接受儒家文化。而在朝鲜王朝时期，主张接受并弘扬儒家文化的群体正是两班，这便是本书的缘起。在第一章里，作者先简单辨析了“两班”这一概念。两班原指由文官和武官构成的官僚阶层，然其地位并非世袭，故作者强调不能用传统的“身份制”概念来界定。这里介绍一下背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史学界掀起“反殖民史观”浪潮，批判后者对韩国历史的他律性、停滞性理论，努力寻找韩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动力，学界谓之“内在发展论”。该论调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旨在证明韩国历史的自律性和发展性，如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盛行的民族主义史学；另一种旨在证明朝鲜后期以来的社会经济内部变化中可能自主萌生近代化，如“资本主义萌芽论”“身份制解体论”等。尤其是“身份制解体论”，将两班视为一种身份，认为两班的“全民化”意味着身份制的消失。作者要批判的正是这种主张。作者指出，朝鲜王朝始终没有在法律层面就两班的地位给出明确规定，两班只能是一种社会身份，区分标准因时而异。之后作者根据两班居住的地区，将其分为在京两班（京班）和在地两班（乡班），其中后者的存在形态更加复杂，也是难以设定两班划分标准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地两班分布广泛，其活动方式与韩国传统社会的种种特征紧密相连，所以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在地两班身上。

在地两班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在第二章里以安东权氏同族集团（同姓同本的集团）的权橃一族为例进行了说明。作者挖掘族谱材料，指出任何一个同族集团都存在一位“始祖”，且其一定具有显赫功绩。始祖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其子孙后代为展示自己的社会威望而挑选出来的。即是说，同族集团是历史产物，形成于始祖之后的时代。此处作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吏族阶层跃升为两班阶层。约翰·邓肯（John B. Duncan）在《朝鲜王朝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hosǒn Dynasty）一书中曾指出，高丽王朝时期（918-1392），地方势力本身在当地拥有话语权，尔后才进出中央政坛；到了朝鲜王朝初期，只有先得到中央官职后才能拥有支配地方的权力。这些地方势力被称为“乡吏”。得到中央官职的乡吏与作为传统地方势力的乡吏之间又出现分化，前者就成了所谓的两班或始祖。本书的概括则更一目了然：要形成两班的同族集团，就需要有始祖在科举，即文科或武科中登科。一旦有人获得中央官职，其后代就可将其奉为始祖，进而跃升为两班。在高丽时期，“两班化”的乡吏往往移居到都城周边，变成所谓的在京两班；到了朝鲜时期，由于“士祸”等政治事件，一些新晋官僚被下令归乡，此后其后嗣世代居住该地，逐渐就形成了在地两班。一言蔽之，在地两班的形成，就是乡吏中分化出两班的过程。

在地两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广泛形成，这一现象是否与朝鲜社会的变迁相关？本书第三、四章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加以探讨。两班的经济基础大体由两部分构成：奴婢和农田。这里补充一些背景。朝鲜时期法定的身份有两类：良人和贱人，其中后者便是奴婢。奴婢主要由高丽时期奴婢的后代和因谋逆等罪被贬为贱人的罪犯构成，分为公奴婢（从属官府）和私奴婢（从属主人），两班拥有的是后者。私奴婢根据主人需要充当劳役或缴纳“身贡”（贡物）。第三章当中，作者利用权橃一族的财产继承材料“分财记”，发现分财对象中奴婢数量众多，并推测奴婢数量的激增与在地两班的广泛形成有密切关系。事实上，颁行于十五世纪末的法典《经国大典》中有规定，奴婢身份遵循“一贱则贱”原则，即父母当中只要有一位是奴婢，所生子女便是奴婢。该规定直到十八世纪才改为“从母法”，即母亲若是良人身份，子女可从良人。在“一贱则贱”原则之下，不难预想奴婢数量的增长，时期与在地两班的形成基本吻合。

金弘道（1745-？）的《筛稻谷图》描绘了丰收时节贱民的辛勤与两班的闲暇。来源：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分财记”中另一种分财对象便是农田。农田主要来自于政府分配的土地，两班拥有土地收租权。第三章当中，作者对权橃所有地的面积和分布以及借地类型进行梳理，发现其所拥有的土地有一半属于“直营地”，耕作的劳动力来自大量奴婢。朝鲜前期普遍使用的耕种方式有两种：并作和作介（作介在本书第三章中也有提及）。前者是土地所有者向耕种者提供田地、农具和种子，耕种所收由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对半均分；后者是土地所有者让耕种者耕种水田，并将一定规模的旱田作为补偿给予耕种者，旱田所收全归耕种者所有。如果耕种者是奴婢的话，两班自然无法袖手旁观，因为奴婢的收获多少直接影响到身贡。诚如作者所言，十六世纪的在地两班仍普遍利用奴婢经营直营地，所以他们很关注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田的开发。根据韩国学者金建泰的研究，到了十六世纪，可用于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收租权逐渐失去意义，所以两班通过继承、买卖、开垦等方式来积累耕地，确保财源。其中的开垦便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了。于是在第四章当中，作者以《农事直说》《农家月令》等朝鲜时期本国的“农书”为例，介绍了该时期的耕种方法和荒地开垦方法，并指出“农书”中记载的农法促进了耕地开发，也对朝鲜半岛农业摆脱中国的绝对影响起到决定性作用。两班阶层则进一步推动了农法的发展。另外，通过分梳“分财记”，作者发现庆尚道北部山区的平原开发和全罗道沿海地区的农田开发，都与在地两班的推动不无关联。

除了确保经济基础之外，两班们日常还做些什么呢？这便是本书第五章的内容。作者通过十六世纪末在京两班吴希文（1539-1613）的日记《琐尾录》来窥探两班的生活、思考方式。概言之，两班的日常生活包括抚养家族、指挥监督奴婢等，但最重要的是“奉祭祀、接宾客”。祭祀平均每月两次以上，加上祭品准备的时间，这在两班日常生活中占据大量比重。接待宾客对两班的经济生活也有影响，因为其中的礼物交换可以为两班提供食物等生活所需品。作者借此点出，货币经济在在地两班生活中占比非常小。另外，不论是土地耕作还是祭品备置，都需要劳动力。故作者在此又讨论了两班与作为其“手足”的奴婢之间的关系。对两班来说，与奴婢之间不是单纯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虽然奴婢在人格上没有自由（可以被买卖），但奴婢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土地，还可进行商业行为，拥有积累财富的渠道。所以两班对奴婢不敢掉以轻心。

1992年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卧龙面某两班家族后嗣的真实祭祀场景。来源：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

随着在地两班的广泛形成，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开始凝聚成一个社会阶层，并通过各种手段寻求阶层的联合。本书第六章即考察了这种联合方式，分别是乡案、联姻和学阀。乡案是各地制作的两班名簿，记录了在地两班的组织情况。想要被录入乡案需经过严格审查。在地两班为了将自己与母体的乡吏区分开来，在乡案中会有意排除乡吏。乡案组织会直接间接地参与地方行政，具体通过辅佐地方官（守令）监督、指挥乡吏来进行。如此一来，在地两班就确立了在地方统治体系中的地位。联姻指代在地两班阶层内部的通婚倾向，作者认为这是体现了在地两班阶层确立的指标。学阀即学问上的师承联系。在地两班通过制定乡约，维护地方风俗秩序的同时实现社会教化，儒学也由此浸润到朝鲜的农村地区。实现儒学普及的场所叫书院。作者指出，书院在供奉儒教先贤的同时，也是两班子弟的私人教育机构。其实书院还有另一项功能。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赐额书院，这是指拥有国王亲笔书写匾额的书院，拥有特权地位。特别地，国王下颁匾额的同时，会赐予书籍、土地和奴婢，后者时而为在地两班所私吞。因此，建立书院除了能培养学阀，还有机会获得土地和奴婢，这也是当时在地两班争先恐后建造书院的一大原因。另外，随着在地两班阶层的确立，同族成员不断聚居形成聚落，在地两班的特定同族集团在其中保持统治地位。作者认为，同族聚落是两班统治体制的据点，在整个朝鲜社会建立起朱子学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绍修书院匾额，1550年朝鲜明宗御笔，2001年选为韩国庆尚北道有形文化财第330号。来源：绍修博物馆

到此为止，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在地两班阶层“扩大再生产”的样态。但本书第七章指出，这种发展到了十七世纪中后叶出现停滞。作者通过“分财记”和户籍大帐等材料，发现十七世纪后叶作为分财对象的农田规模和登记在案的奴婢数量均有所减少。伴随着经济发展停滞的，是继承制度发生了变化，从子女均分继承变为长子优待继承。长子优待继承的方式是增加奉祀份额以保证祭祀的费用。另一个变化是亲族制度形态的变化，即由父系血缘集团构成的同族集团结合的强化。这一点从族谱形式的变化和“门中”组织的成立当中得到体现。本书特别强调，这些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地两班阶层经济实力的下降而非朱子学的普及。

在地两班同族集团结合的强化，恰恰意味着这一阶层的根基不再稳固。在地两班为了保护既有权利，以朱子学意识形态作为屏障，逐渐走上保守道路。随之而来的便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对两班阶层的讽刺。与此同时，开始出现挑战在地两班的群体。然而，此处的挑战并不意味着要推翻两班阶层，而是要成为两班阶层。在第八章当中，作者分“中人”阶层及其以下阶层对此作了介绍。中人阶层包括地方乡吏和庶孽，他们以获得两班地位为目标，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要求提升服丧时间、使用“幼学”称号等。中人以下阶层包括常民和奴婢。作者借用四方博（有趣的是，四方博正是殖民史观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指出从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两班户明显增加，而常民户和奴婢户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同时，户籍大帐中拥有“幼学”职衔的人迅速增多。作者在此提出两个耐人寻味的观点：第一，拥有两班头衔的人数增多，不意味着作为身份阶层的两班数量的增长，而是意味着两班阶层以外的人有跃升为两班的倾向；第二，两班的“全民化”并不代表两班统治体制的动摇，反而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下级阶层变得更加趋于稳定。最后作者指出，能够使得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向下扩散的条件是农民阶层小农经营的稳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延续性的巩固。

《高宗四年丁卯蔚山户籍大帐》书影，前三户均为“幼学”。来源：首尔大学奎章阁

掩卷之际，不得不惊叹作者身为外国人对韩国史理解之独到与深刻。作者大量使用包括族谱、户籍大帐、“分财记”、土地买卖文记等中国国内学界鲜有关注的朝鲜古文书材料，化繁就简，用精炼平实的语言将两班阶层从“特权化”到“全民化”的过程娓娓道来。当然，首先要明确的是，本书的定位并非专业学术书籍，只是带有专业性的科普读物而已。但这并不妨碍本书为国内韩国史研究同仁提供助益。诚如译者所言，国内对于朝鲜时代史的理解是零碎而片面的。进一步说，我们尤其缺乏对朝鲜社会本身结构性变化的观察。作者身为日本人，从“旁观者”视角看到两班阶层在朝鲜社会历史上的地位，并将其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日本武士阶层进行比较，发现其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性。就这一点而言，作者的研究方式颇具启发性。另外，本书在叙述时也照顾到不熟悉该领域的读者，除了图表以外，还见缝插针地对必要概念进行说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背景。

不过更发人深思的是作者的问题意识。窃认为，作者核心观点在于，在地两班阶层形成于由他们主导的耕地开发之时；其存在形态的转变，发生于十八世纪前后，彼时正是耕地开发达到极限之时。巧合的是，两班阶层经济实力增长出现停滞也是在十七世纪后半叶。杜婷娜（Martina Deuchler）认为这种停滞出现的原因，是十六世纪末壬辰战争的爆发所导致的耕地流失和奴婢逃亡，以及战后人口增长引发的土地零碎化。综合来说，两班阶层的形成与变化，都与土地有密切联系。虽然本书中没有详细介绍，但作者对这种联系有自己的理论解释，是为“小农社会论”。

“小农社会论”的要点如下：土地开发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农业开始向集约型方向发展，这会给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变化。具体到朝鲜社会，随着集约型水稻作业的普及，佃户（小农）开始成为生产主体，两班阶层从农业管理中脱离出来，“土地贵族”色彩逐渐褪去。这是因为，与使用从属劳动力（奴婢）来开展大规模直营地管理的方式相比，将土地租借给佃户并从中收取地租的方式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这种方式使得农业经营的责任落到佃户身上，两班开始依托于地租收入维持经济，也就成了所谓的“寄生”群体。而为了继续统治佃户，两班选择强化朱子学这一意识形态。这也是本书中所强调的一点，即朱子学的普及不是“因”，而是“果”。

“小农社会论”不只适用于朝鲜半岛。作者在其他论文中指出，中国经过宋代至明代的长时间变迁逐渐形成了小农社会，朝鲜半岛是在朝鲜王朝后期，日本是在江户时代前期。换言之，“小农社会论”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事实上，这正是作者用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作者认为韩国的“内在发展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都旨在从欧洲寻找自身的发展模式，并不能真正勾勒朝鲜时期的史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可以算是作者“小农社会论”的一个具体实践。两班阶层失去土地特权的事实恰好反证了小农社会的一大特征，即政治统治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

白璧微瑕。由于本书只是科普性读物，许多问题只能点到即止，未作深入分析。最典型的便是“两班≠身份”的问题。关于朝鲜时期身份制的讨论，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本书第八章当中提到的“职役”。职役是朝鲜时期不同身份的人们所承担的各类国家劳役。一般认为，在严格的身份制国家，职役与身份应当一致。但在朝鲜时期，两班这一特殊阶层可以免除职役或只承担极为轻省的少量职役，由此两班与需要承担职役的其他百姓（常民）区分开来，形成事实上的社会身份划分，即所谓的“班常制”，这与法律层面的“良贱制”并不等同。“班常制”与“良贱制”能够同时存在，这一点是朝鲜时期社会的一大特征。另外，在身份制国家，统治阶层通常被特定家族垄断。但朝鲜时期的两班作为统治阶层是依靠科举选拔而出的，且其地位并不世袭，再有势力的两班家族也不能保证后代仅凭家族出身就能免试步入仕途。此外，不同阶层之间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能够实现跃升。哪怕是奴婢，也能通过“赎良”的方式摆脱贱民身份。韩国学者权乃铉著作《从奴婢到两班》便以贱民出身的金兴发为例，揭示了其一步一步积累财富，最终让第五、六代后嗣得以获得与两班相同职役的过程。可以说，作为“两班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子问题，“两班是身份吗”同样值得深究。作者反对“两班＝身份”的说法，但书中未对此展开进一步论述，不免遗憾。当然，这个问题在其另一部著作《我的韩国史学习》中是有阐发的，此处按下不表。

总的来说，本书凝练了作者从土地经济角度出发对朝鲜社会的诸般思考，以其独到的见解重新解读了两班阶层的形成与变化，对既往论说产生冲击的同时，为我们探索朝鲜时期史像提供新的视角，是不可多得的启蒙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