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大学传播学硕士

作者：陈思甜（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全球欧洲”专项博士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6期

导 读

本文试图基于食物传播视角完成对于国际传播历史的再解读，进而以“国际传播中的食物”启发“食物的国际传播”。

一、引言：食物传播的范式与重点

作为文化符号，食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研究对象，食物在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内已受到广泛关注。相较而言，传播学视野下的食物研究尚未成熟化、系统化，“食物传播”（Food Communication）更难称“显学”。当前，国际传播学界在食物传播的整体框架下进行了一些尝试。

课程设置方面，美国匹兹堡大学传播学系就曾开设“食物、媒介与文化”课程[1]，而马萨诸塞大学的库克斯教授也曾教授“食物与/作为传播”[2]。

会议层面而言，由瑞典和英国所组织的“食物与传播”会议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分享和讨论传播与食物交叉研究成果的品牌化平台。

著作方面，肯·阿尔巴拉主编的《食物研究国际手册》中有“食物和传播”独立一章[3]。随后，学者克雷默等人所编写的《作为传播的食物与作为食物的传播》成为食物传播研究的经典汇集。该书的章节划分基本指明了食物传播的具体研究方向：食物与媒介话语、食物与自我身份建构、食物与社会文化以及食物与自然世界[4]。

以“食物”“传播”为并列主题，“新闻与传媒”为学科，在中国知网开展检索，可获得300余篇文献。从“主要主题”来看，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美食纪录片、美食类短视频的内容特征和传播效果分析。[5][6]

2018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联合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等机构举办了“饮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讨会，会议主题与食物传播极为接近，或者说可划归食物传播范畴。而在国内高校传播学院系，还未见以“食物+传播”为主题的相关课程。食物传播在国内尚属“前范式”积累阶段。

二、国际传播的“第四支撑点”：食物

本文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尝试，即以食物传播视角解读国际传播史，将食物传播和国际传播进行交叉与融合，来进一步丰富和开拓食物传播相关研究。同时，为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首先，以食物传播解读国际传播史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需得到论证。媒介必须被紧密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里，而不是封闭式兀自关起门来“以媒介看媒介”[7]。同时，如果考虑到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在促进传播系统内部冗余化、构建韧性传播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物”的食物同样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

其次，食物还可以作为客体嵌入国际传播。国际传播的独特性根基在于“国际”二字，依赖边界的形成。而早在边界形成之前，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食物及其分享行为就已是惯习。此外，食物是一种被广泛生产和消费的符号，是威廉斯口中构成“普通文化”的最基本元素之一，不仅具有媒介的时间偏向，且有媒介的空间向度。

在马特拉看来，国际传播的历史和它的表象是历史的组合图案，交织着战争、进步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交错的轨迹[8]。尽管如此，在这一三角结构之中，仍然潜藏着能够梳理传播脉络的“暗线”。食物便是典型代表之一。在此，不妨将食物理解为国际传播的“第四支撑点”，选取历史上参与传播的数个标志性食物，并回溯其背后的历史语境，进而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进行解构与重构。

三、食物传播视角下的国际传播史

菲利普·阿梅斯托在其著作《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中，在全球视野下创造性地使用“八大革命”展现了食物史的全貌，它们分别是：烹饪、仪式、畜牧、种植、高级饮食（美食）的出现、食物贸易、哥伦布大交换和食物工业化[9]。从这一思路出发，结合国际传播的“边界前提”，食物传播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应以前四大革命为基础，始于第五革命，至少发展至第八革命。而杰里·本特利所提出的全球史五大主题，即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交往与碰撞、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族群[10]，也可作为启发性锚定。基本确定各传播阶段之后，在特定历史时期/事件中选取代表性食物，进而以之为支点开展系统性分析。

（一）果子：文化交流。鉴真东渡和日本遣唐使促成了以果子为代表的食物的国际传播。这是一次从中心到边缘的“外溢式”周边传播。鉴真东渡日本期间，在传授佛学的同时，还传播着当时中华大地的文化成就。唐代的饮食文化和寺院的饮食风俗也被带到了日本。贵族对于食物透明感的追求、寺庙供佛食物的美感要求和饮茶之风共同促进了作为辅茶食物的果子在日本的流行。与此同时，日本派往中国学习技术和制度的遣唐使和禅师也带回了一些唐代面点工艺，进而推动了果子的引入与本土“和果子”文化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同唐代一样，当时果子在日本同样几乎是贵族和僧侣的专属之物，显示了阶层差异。这实际反映出宗教在古代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次交流活动以佛教文化为起点，对唐代而言是宣传，对日本而言是交流、学习、借鉴。

当然，考虑到政、教的相近性，果子及其所代表的古代食物国际传播背后的政治维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日本天皇派遣使者学习吸收唐代文化，根本上是为了稳定自身的统治。而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也是极佳的例证。

（二）蔗糖：文化碰撞。同当时亚洲大儒家文化圈内的国际传播不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与食物相关的传播多与贸易相关，呈现出一种逐渐扩散的“晕染”传播模式。贸易是不同地区食物进行交换和循环的重要动力。由于气候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蔗糖在很长时间里对于欧洲人来讲都是奢侈品。在新航路开辟和哥伦布大发现之后，欧洲人意识到了美洲种植甘蔗、烟草等作物的适宜性，开始进行殖民扩张活动，大三角贸易最终形成。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跨越大洋的经贸圈，而蔗糖贸易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至此，贸易驱动下的食物国际传播步入新的阶段，即全球化初期的国际传播。

从蔗糖的视角看，三角贸易呈现出国际信息流的双向/多向传递。在三角贸易的笼罩下，欧洲诸国力行思想控制、输出西方价值观，非洲、美洲等地的本土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以意识形态观之，以蔗糖为代表食物的国际传播反映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对于国际秩序的巨大影响。

宏观上而言，以蔗糖为代表的国际传播阶段承上启下。它是古代食物贸易的进阶模式，是食物第六革命和第七革命过渡的见证，同时又为之后食物工业化时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始于此。

（三）汉堡：文化霸权。美式霸权常常被理解为美国对于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信息流的绝对控制。但这种理解更多地聚焦于传媒领域，而对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缺乏观照。从食物传播的视角来看，美式霸权同样存在，甚至更加根深蒂固。“二战”之后，美式饮食成为现代西方饮食中扩张最快的一个分支。以速度和价格为优势的麦当劳、肯德基等连锁餐厅先是席卷全美，然后风靡全球。更为重要的是，汉堡引发了“社会的麦当劳化”，[11]并经由国际传播渠道将其影响扩张至几乎整个世界。以汉堡为例理解美式霸权不能脱离媒介语境。大众媒介的助推成为麦当劳成功不可忽视的要因，它们对于大众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劝服、塑造和统一都显示出强劲的引导力。以汉堡为理想工具，麦当劳等美国企业通过食物等产品及其携带的价值观轻松入驻世界各地，以和平方式构建出难以撼动的“饮食帝国主义”。国际信息流呈现出单向压倒性态势。

同国际传播全球化初期相同，以饮食文化为代表的各国本土文化在这一阶段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精神殖民。但与先前不同的是，输入国在早期多以积极态度迎接这种隐形浸润，而在后期则展现出一种融合与分歧之间的张力。这也意味着食物传播视角下国际传播第四阶段的到来。

（四）煎饼：文化迁变。食物传播视角下国际传播4.0阶段的出现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治层面，后殖民主义的兴起让各国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反殖民地饮食得到倡导。“民族食物”一词不断得到强化，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表达自身文化独特性和原真性的方式。在经济层面，布里曼以“社会的迪士尼化”完成了对于里尔茨所提出的“社会的麦当劳化”的进阶。[12]简单来说，“迪士尼化”时代的特点是消费导向，旨在构建多样性、选择性、独特性的空间。

回到媒介/技术领域。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为更多方发声提供了机会。尽管基础设施和监管权仍在西方手中，但来自中国等地的国际信息逆流已较为清晰。现代的食物传播越来越依赖媒介的助力，平台的高自由度为素食主义、环保主义等话题构建了场域，进而反制食品工业/文化工业。

煎饼在TikTok上的爆火反映出新时代国际传播的诸多特征，如信息流来源的丰富性、多向传递、高互动性等。这一时期的交流领域更多地落在文化层面，并在平台的基础上呈现为一种混合性、协商性、解放性的转文化传播实践。作为文化符号的煎饼在不同的受众当中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记忆，而由外国网友所独创的“新式煎饼”更是文化的再创造与再生产。米歇尔·埃斯帕涅所提出的“文化迁变”（Transfert Culturel）概念也点明了这一时期的传播模式：迁变并不是简单的交流行为，而是文化在不同背景中动态的重新塑造与演变。[13]

四、食物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国际传播中的食物”能够启发“食物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而通过食物传播赋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上文梳理的国际传播发展阶段，可提取出四大有关食物角色的核心观点，以其为主要支点进行彼此联结，形成食物国际传播的理论体系与策略矩阵。

（一）民族饮食的吸引力。食物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思想传统。在更宏观的层面而言，代表性食物和民族饮食还是展现国家形象、构建民族认同、加强文化自信的途径。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煎饼的爆火证明在中华美食的国际传播中，对于传播对象和传播内容的选择应持开放态度。既在国与国的官方交往和外交场合中，如国宴、招待宴时展现“符号化”的、精美的中国传统美食，又能够在民间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向外传递“接地气的”、有中国地方特色和风格的大众化食物、小吃，这样才能真正提升食物国际传播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同时，应具备精准传播和“一国一策”思维，探索在不同文化距离下世界各地对于中华美食的差异化感知和需求，如在和日韩等国的交往中主打周边传播模式[14]，寻找共同文化记忆，而在欧美市场中更多发挥“陌生人效应”，营造食物的异域感和独特性。

（二）食品企业的扩散力。国际传播2.0、3.0阶段显示出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食物消费的巨大影响。能够实现量产、承受长途运输、价格合理，能够打入、占领足够的海外市场才是“被看见”的前提。对于尚未实地前往中国体验饮食文化的外国消费者来说，食品企业的产品往往代表着他们对于中国美食的第一印象。目前，中国的一些地方性饮食已通过企业化运作走出了国门，并不断地优化、升级和联动，展现出了极强的国际传播能力。对于面向海外、初创期和摸索期的中国食品企业而言，这些成功案例都是可供学习的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学习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核心观念、确定可复制性。

同时，学界的理论化反思也能够为企业传播实践提供引导。如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食品产业的国际传播效能，新华社瞭望智库组织举办了“以食为媒，向世界传递中国价值观”的专题研讨会。总之，食品企业应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民族饮食（吸引力）、新媒体（传播力）以及人民（决定力）三大要素之间建立互动联系，并以其为出发点开展实践，如发挥海外网红的带货能力、定期开展市场调研等。

（三）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国际传播4.0阶段为中华美食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新媒体环境中，拥有足够“网感”和传播潜力的食物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煎饼”。信息不再是一种单向的传输，而是“分享—反馈—再分享”的循环，极易形成部落化社群。

在大众化和日常化的背景下，社交媒体平台存在“叙事”逻辑。从与文化、企业、人民的联动视角出发，首先便是要挖掘民族饮食的历史传统，结合诗词、典故等深度展现饮食文化魅力。其次，食品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建立社交媒体账号，及时向国外网友介绍产品、通过评论功能了解消费者感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比传统的文字描述更加直观，更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因此，提升镜头记录和拍摄能力，充分展现我国美食的形象极为重要。谙熟平台传播逻辑、擅长影像剪辑制作的国际网红可作为合作对象，同时更应多培育本土知文化、爱美食、懂传播的新兴意见领袖。

（四）人民作为食物产消者的决定力。人是食物传播的动因、媒介和归宿，是决定性产消者。可以说，理解食物传播和实现食物传播实践的根本都在于“人”。在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在食物传播中的作用，应着眼于以下三大群体。

一是作为“桥梁人群”的海外华侨华人。这一群体可在两种文化间游刃有余地行走，既懂中国文化，又知异域风俗，是中华美食国际传播中的“流动性”传播主体和文化使者。他们可以通过分享实际经历或直接展示厨艺触动受众。

二是国际友人群体。“百闻不如一见。”曾在中国生活或工作过的外国人士拥有具身感受中华美食的体验，他们的分享往往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不易引起他人的误读或排斥。外国留学生通常对中国文化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可从较为深入的视角开展释义，展现我国饮食的魅力。

三是青年一代。这一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群体不仅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并且拥有很强的创造力和积极的分享意愿。走近Z世代、了解他们的喜好对于中华美食的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

【本文为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跨文化战略研究”（编号：2018BCK00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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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婧，高博.美食纪录片中的“一带一路”文化研究与类型创新：以《早餐中国》《风味人间》《丝路味道》等为例[J].电影评介，2023(24):92-96.

[6]金强，郭朝阳.各民族美食类短视频对民族文化交融的促进[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1):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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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特拉. 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思想与战略的历史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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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陆地，孙延凤，陈沫.被周边传播现象及其价值分析[J].青年记者，2024(04):84-88.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思甜.媒介•流变•重构：食物传播视域下的国际传播[J].青年记者,2024(06):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