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威廉姆斯

此文作者阿布拉姆·范·恩根（Abram C. Van Engen）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宗教与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早期文学史、宗教史、思想史、记忆史、情感史，对十七世纪清教思想的研究尤为精深。本文原题“How America Became ‘A City Upon a Hill’: The Rise and Fall of Perry Miller”（Humanities, Winter 2020, Volume 41, Number 1），经作者授权，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夏冰清翻译，杜华副教授校对。

佩里·米勒（Perry Miller）

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是上世纪中期哈佛大学的历史和文学学者，是学术界的巨人。正如学者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所总结的那样，从1931年到1963年，米勒“主持了大部分关于美国文化的早期形式的文学和历史研究”。米勒帮助建立了他称之为“美国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的研究，促进了新学科“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的兴起。

米勒致力于研究他所称的“美国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merica），试图解开它的奥秘，理解“美国为使自身可被理解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在米勒去世后，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说“米勒的历史工作……水平如此之高，不仅让那些欣赏他的想象力和探索能力的人感到愉悦，而且还对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自我理解做出了贡献”。

对佩里·米勒来说，这种自我理解起源于清教徒。米勒曾回忆，早在研究生期间，“我就明显地知道，我必须从清教移民开始研究”。《荒野之旅》（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1956）是米勒读者数量最多的一本书，在这本书短短三页的序言内米勒使用“begin”“beginning”“began”“commence”和“origin”的次数达到14次，而且都是直接用于清教徒。由于米勒从清教开始研究美国，而且由于他的研究方式如此新颖，并拥有巨大冲击力，所以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长串学者，他们怀着新的兴趣开始早期新英格兰的研究，他们所有人都是为了二十世纪而重构清教主义。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然而，米勒最持久的影响不是来自其对清教徒的总体性研究，而是来自他对一篇特殊文本的断言。在断言“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从根本上说是清教主义的时候，米勒转向了美国的确切起源——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乘坐阿贝拉号（Arbella）到来，建立了波士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转向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文本中被标记为起源的那一刻。虽然，其他清教徒在1628年建立了塞勒姆；五月花号上的英国教会分离派在1620年建立了普利茅斯；荷兰人在1609年到达了曼哈顿岛；西班牙在1565年建立了圣奥古斯丁；美洲原住民此前一直都在这儿。然后，还有更南边的另一个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成立于1607年，米勒将它排除在外，认为它缺乏“能够让我条理清晰地开始的内部一致性”。

换句话说，米勒并不寻求美国的某个起源（an origin of America），而是探求对于起源的表达（an expression of origins）：“我可以利用的第一个清晰的表达体”。对于米勒来说，清教徒“尽其所能地充分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比约翰·温斯罗普更出色或更令人信服了，当时他在旗舰阿贝拉号上进行了一次俗人布道，称它为‘基督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的布道，现如今主要因其宣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而出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此篇布道中的这句话置于其政治生涯的中心。里根从约翰·温斯罗普开始追溯美国的故事，对美国例外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他解释说，美国例外论指的是“有某种神圣的计划，将这块伟大的大陆置于两大洋之间，供那些对自由有着持久热爱和特殊勇气的人去寻找”。在2012年，美国例外论——用短语“山巅之城”来概括——成为了共和党党纲的官方准则。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在米勒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没有一个政治家把“基督慈善的典范”作为美国的起源，或者通过引述、引用或援引它来谋求国家公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篇布道的存在，也没有人把这个国家描述为“山巅之城”。在米勒之后，也不仅仅是里根拿起了它，温斯罗普的文字几乎被每一位在任的总统所引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在米勒职业生涯之前的许多年里，市场上的历史教科书均未把约翰·温斯罗普所乘之船的到来视为美国历史的特殊开端，也没有把美国称为“山巅之城” 。米勒去世后，温斯罗普的布道开始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教科书中传播，到2010年甚至出现了一本以《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为标题的新的美国历史教科书。

米勒的主张也重塑了文学。整个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史上都没有“基督慈善的典范”的位置。米勒去世后，温斯罗普的布道逐渐成为定义和解释美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代发展的关键文本。到1979年，这个文本成为《诺顿美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的开篇和支柱。这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美国文学选集。无数的学生今天仍在阅读它。

为什么会这样？对佩里·米勒来说，温斯罗普的布道意味着什么？温斯罗普的布道对于在米勒之后的二十世纪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以至于他们如此热烈地采纳和宣传它？

1905年，佩里·吉尔伯特·埃迪·米勒（Perry Gilbert Eddy Miller）出生在芝加哥的奥斯汀区的一个新英格兰移民家庭，离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家只有几个街区之遥（译者注：1920-1921年间，海明威曾在芝加哥居住），而后者大致是同一时期在伊利诺伊州的奥克帕克镇长大。与海明威一样，米勒成长为了一个无神论者（有时是不可知论者），对意义有着存在主义的追求（existential quest），对旅行和冒险有着强烈的渴求。高中毕业后，米勒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但很快就退学了，在科罗拉多、纽约、墨西哥、地中海和非洲漫游。他声称，自己是在非洲卸货桶装的美国石油时顿悟的。想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米勒解释说，他和吉本一样，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中非的丛林边缘，同样郁郁不乐的我，被赋予了一种使命，即阐释我所认为的美国最深层的驱动力。”他将把他的思想、职业生涯、课堂、笔和公开演讲，都献给这一事业。他用余生来寻找美国的真正意义，并说服美国民众相信美国的真正意义。

米勒后来重新入读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在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随即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美国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美国开始于十七世纪清教主义的智识文化，衰落成20世纪美国物质主义的现代巨兽。他试图让美国回归理性，回归其本源，回归一种比石油能买到的所有商品都要丰富的智识和文学文化。 当他偶然发现一篇1630年的鲜为人知的布道时，米勒决定，讲述他的故事的最好方式就是宣扬这一特定文本的重要性。

“基督慈善的典范”有目的地开启了米勒的美国故事。米勒讲道：“在现代社会，一个清晰明确地了解自我意图的社会是非常罕见的”“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地理或政治上的偶然和意外中成长起来的”。他解释说，在其他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即使是最爱国的公民也不敢说，这个国家最初致力于什么有意识的目标。” 欧洲有许多传说和神话，有一段被迷雾笼罩的黑暗过去。但是美国有一个记录在案的过去——一个书面的、表达清晰的开始。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这些文本。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考察其来源。米勒坚持认为，人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阅读温斯罗普的一篇布道文。

在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后，这种对目的的需要——这个关于一个国家在目的中建立并从此被其定义的故事，引起了思想家和作家的广泛共鸣。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生活》（Life）杂志颇具影响力的编辑亨利·卢斯（Henry Luce）要求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阐明并解释这个国家的目的。 他声称，“美国人民正在寻求一种明确的国家目的感，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受访者包括政治家、诗人、记者、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从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到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每一个人。

这个庄严团体中的大多数人都被一个似乎已经迷失方向的国家所困扰。正如著名记者约翰·杰赛普（John Jessup）所写的那样，“在国家的崛起与伟大的目标之间，在目标的丧失与国家的衰落之间，难道没有联系吗？”问题似乎在于自满。财富让美国人变得软弱。约翰·W·加德纳（John W. Gardner）宣称，“我们的部分问题是如何在吃饱后保持清醒”。没有向美国人民提出任何要求。在获得物质成功和世界权力之后，美国似乎满足于让公民去消费和消耗，而不关心更高的目标。

整个学术界和公共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此种担心。大卫·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大卫·雷斯曼（David Reisman）、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作品中谴责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反智主义，这些作品被美国大众理解和辩论。米勒把自己描绘成一匹“独狼”（a “lone wolf”），但他的担忧绝非孤例。他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美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短暂的。他宣称：“历史布满了文明的尸体，这些文明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就会躲在墙和护城河后面，在那里腐烂。”他认为美国的物质文化很快就会枯竭。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天才“来问你自己，至少你要时不时地问自己，美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正在以稳步加速的速度冲向一个巨大的特大都市，最后，这个特大城市由于纯粹的重负，将逐渐痛苦地停止，然后在惯性的作用下崩溃成废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所总结的那样，“他能想到的是美国的终结，即便不是美国的富裕的终结”。然而，对米勒和其他人来说，仅仅是富裕本身就构成了死亡。

为了回到那种潜在的使命感，美国人必须回归清教思想——尽管不是教义。在提出这样的主张时，米勒认为， 在标志性意义和具体内涵这两方面，“基督慈善的典范”均很重要。对米勒来说，这篇布道意味着美国的故事具有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根据他的说法，温斯罗普自觉地将他的社会建立为一个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典范，一座引导其他国家走向上帝的纪念碑。在他最著名的一个比喻中，米勒解释说，清教徒参与了对基督教世界的“侧翼攻击”。“新英格兰是宗教改革的高潮，”他说。这是“世界历史的高潮”。米勒声称，这就是温斯罗普的布道所发出的信号。温斯罗普“在航行中向移民们宣讲，世界的目光将注视着他们，他们将如一座山巅之城，供所有人观察”。如果这篇布道是美国的起源，那么美国从一开始就在纠正全世界的道路方面发挥着作用。温斯罗普布道的这一方面将在里根总统和今后许多其他人的政治演说中频繁出现。

但温斯罗普布道的内容——米勒认为温斯罗普作为一个典范，实际上所说或提议的内容——与里根和其他人的看法截然不同。根据米勒的说法，这篇布道呼吁清教徒构建高度的社区团结。它与美国梦无关，与改善生活无关，与赚钱或取得成功无关。事实上，米勒声称，温斯罗普明确拒绝了所有这些想法。独来独往，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甚至试图致富——这些正是温斯罗普想要防范的危险。社会的成功依赖于成员之间相互的爱，“在这项工作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根据米勒的说法，清教徒展现了一种“对团结的强大信念”、一种“活的凝聚力”和一种“在共同奉献中团结在一起的友谊理念”。米勒坚持认为，与今天不同，新英格兰的理论家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聚合，而是一个为明确目的而运作的有机体，所有部分都从属于整体，所有成员都贡献了明确的份额，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地位”。

米勒认为，对更高事业的承诺和对上帝的奉献使清教社区非常成功，而他们冒险事业的成功——它所产生的财富——最终破坏了冒险事业本身。当清教徒开始赚钱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崩溃了。他写道：“在登陆一百年后，他们被迫惊讶地看着自己，几乎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事业和计划，他们的目标和奉献。对米勒来说，这次失败的重点很清楚：清教徒的灭亡不是源自外部的反对；而是内部原因所致。它是由清教徒自己的成功造成的。

在20世纪50年代，米勒看到这个故事再次上演：美国的成功，其突然的财富和权力，将很快证明这个国家在走向毁灭。根据米勒的说法，这种模式在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许多社会中重复出现。米勒明确地将美国比作罗马帝国，后者的衰落正是由于其成功而引发的解体所致。对米勒来说，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胜利和成就会导致失望和灾难；进步是由于自己意图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任何进步是彻底安全的，因为所有的增长都包含着新的、可能更具灾难性衰退的种子。正如历史学家亨利·梅（Henry May）所总结的那样，“他关于清教主义的作品都阐释了一个口号：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失败”。无论米勒走到哪里，他都看到同样的历史规律在重演，在他的脑海中，可以从美国崛起的现代财富中看出美国衰败的开始。

米勒提出这些主张的方式使他有别于其他学者。他“对胡言乱语和礼貌不耐烦，”一个学生回忆说，“态度生硬，喷着鼻息——也许与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头宏伟的鲸鱼并无二致。”米勒去世的时候，在《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上的他的讣告将他比作梅尔维尔笔下疯狂的亚哈船长：“那些争吵的句子，忧思的态度，让人无法不分享其快乐的巨大而可憎的笑声，所有这些都被一些超人的、恶魔般的东西所触动。他活得很紧张，甚至是自我毁灭。” 他的“举止常常很糟糕，”另一个学生回忆说；“他的漫不经心的谈话意在让人震惊。”

在开课时，米勒会试图“吓跑那些蜂拥而至的人群”，他会首先列举自己的“巨大成就”，然后给学生们列出了一份同样庞大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阅读清单。这样炫耀权力似乎会让他远离学生，然而“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感觉不到他关心你和你的想法，”一名学生回忆道。“米勒并非不善良”另一个人补充说；“他只是不留情面。”在一次研究生研讨会上，他禁止我们称赞其他同学的论文。他说：“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残忍。” 根据至少一种说法，这些经验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一名学生记得，有次他在门外等待时，听到米勒的办公室里有激烈的争吵。当喊叫声平息后，他敲门进去，才发现米勒是一个人。争吵是和他自己发生的。

在20世纪50年代，米勒的论点和抱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十年中，他开始创作一部名为《美国人的思想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的巨著——试图捕捉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美国人的思想”的方方面面，将其全部整理成九本连贯的书：宗教、法律、科学、教育、政治经济和组织、哲学、神学、自然和自我。这本汇编将成为他所有努力的顶点，是他三十多年潜心研究的高潮。米勒曾声称，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是这个真正项目的序曲——这个项目也是他最后的研究项目。

当米勒开始准备写作《美国人的思想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的时候，他向他能找到的所有基金会寻求资金支持。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多少基金会，也很少有基金会愿意给予帮助。有一个基金会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雇用一个名叫艾伦·海默特（Alan Heimert）的研究生，海默特不久将取代米勒成为哈佛大学的鲍威尔·M·卡伯特（Powell M. Cabot）美国文学讲席教授。然而，米勒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帮助。他向一位名叫塞缪尔·罗森塔尔（Samuel R. Rosenthal）的好朋友说明了自己的挫折，罗森塔尔是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律师，作为回应，他资助了米勒。1956年，塞缪尔·罗森塔尔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万美元，这足以支付米勒连续三年的一半工资和福利，使他每年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用于写作。米勒承诺，他将全身心地投入到“伟大计划”中，不做“一丁点苦工”，这些在过去曾时常让他陷入困境。三年的时间，似乎很充裕。

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

三年过去了，米勒给罗森塔尔写信，解释他缺乏进展的原因。他为材料的缺乏和项目本身的雄心辩解：他承认“我时常为我的项目中隐藏的自大感到不知所措”。 收到这封信后，罗森塔尔干脆提供了更多的钱。米勒拒绝了。他在1960年声称他有足够的材料，足够的笔记。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它写下来。这本书很快就将完成。尽管如此，罗森塔尔坚持认为，只要米勒需要，他创立的“D and R基金”将提供更多资金。然而，米勒拒绝了他的朋友，向罗森塔尔保证这本书就要完成了。考虑到他1963年去世时留下的东西——他只完成了九卷中的两卷——米勒不可能真的相信他曾经接近完成。

佩里·米勒的职业生涯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他被妻子赶出家门，独自住在哈佛大学的一间宿舍里，最终酗酒而亡。米勒一生都钦佩清教徒对目标的追求，钦佩他们构建理解社区整体的模式的努力，但他最终似乎被自己对意义的追求压倒了。他从约翰·温斯罗普和《基督慈善的典范》开始——一个对起源的清晰表达，一种让他能够连贯地开始叙述的条理性——但随着他的推进，随着故事的扩大，随着美国叙事的弧线向多个方向弯曲和转移，他没能找到能将所有事情结合起来的范式。阅读他的论文，人们可以感觉到，在他生命的尽头，米勒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

在很大程度上，米勒确实失败了。不是说尽管他努力，但还是失败了；而是说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的努力。米勒对清教徒和“基督慈善的典范”的全身心的投入最终不能解决或解释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主要关切。在米勒职业生涯开始之际，W. E. B·杜·波伊斯出版了《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1935)，这本书对历史研究如何系统地排斥和诋毁非裔美国人的斗争和贡献做出了尖锐的描述。第二年，1936年，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写了《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Let America Be America Again”）——呼吁美国的承诺最终延伸到非裔美国人身上。1941年，也就是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Life)杂志上发表《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同一年，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记录了大萧条时期1200万黑人的各种的生活和希望。十年后民权运动爆发。这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非裔美国人从南方迁移到北方，从农田迁移到城市中心，包括米勒长大的芝加哥奥斯汀社区。杜波依斯在1903年预言说：“二十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 然而，在佩里·米勒所有伟大的作品中，肤色界限的问题没有出现。当然，没有一本书，也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解决每一个问题。但米勒明确给自己设定了解释“美国的意义”的任务，而这一意义从未触及席卷这个国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如果米勒感到自己失败了——如果他感到他的美国故事越来越难以维系，对美国人民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他是对的。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米勒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他最大的期盼。他将约翰·温斯罗普的布道“基督慈善的典范”带到公众面前，并将其变成美国起源的关键文本。米勒宣称这是对共同体的第一个明确的声明，一篇阐述了美国将致力于心灵生活的布道词。米勒从温斯罗普的文字中读出了反对美国梦的基本前提的不朽证词。历史的讽刺在于——米勒很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宣传温斯罗普的布道时，他使其成为他最担心和最哀叹的一切的关键声明。在未来的几年里，温斯罗普的 “山巅之城”布道将成为里根总统的“在山巅上的光辉之城”：对个人自由、物质繁荣和美国权力的庆祝——最重要的是，呼吁美国人重拾乐观精神，重新相信自己。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容易滋生失败。而在使温斯罗普的布道成为美国文化的基石方面，没有人比佩里·米勒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