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2024年12月25日是“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朱光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朱光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
从汉口到重庆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宜昌一个职员家庭。父亲朱懋功在邮政局做事，母亲万怀英是家庭妇女，“在家里对我管教比较严”，朱光亚曾在文章中说母亲“培养了我‘听话，守规矩，好孩子’的性格”。朱懋功夫妇一共有6个孩子，朱光亚排行老三。1927年，朱懋功调到汉口邮政局，一家人从宜昌搬到了汉口，住进英租界的一所小洋楼。这时国民政府已迁到这里，并将武昌、汉口、汉阳合并为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
朱懋功夫妇很重视孩子教育，朱光亚被送进汉口市立第一小学幼稚园，不久便升入小学就读。汉口第一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教育理念先进，朱光亚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新知识。1935年，朱光亚考入汉口圣保罗初级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开设英文、数学等课程，为朱光亚打开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大门。多年以后，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在圣保罗中学，我的英文念得不坏。初中毕业时，我对数学最感兴趣。”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撤离南京。三天后，国民政府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虽已迁都，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及政府主要机关均在武汉办公。1938年7月底，九江沦陷，日军向武汉进军，国民党驻汉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武汉城里笼罩着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为躲避战乱，也为了继续求学，朱懋功将朱光亚和他的两个哥哥送到重庆读书。这是朱光亚第一次离开父母，此间他先后在重庆合川私立崇敬中学和江北清华中学读高中；1940年春，朱光亚考进了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此时开办不久，是张伯苓在抗战爆发前来重庆选址建设的，每星期一早上，全校学生都要到操场集合，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先由老师带领朗读总理遗嘱，然后校长训话。张伯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只要他站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就安静下来。当时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达官名流云集，南开中学中有很多这些人的子女，所以学校有“贵族学校”之说。但无论什么人的孩子，只要进南开都要考试，合格后才录取。成绩差的只能做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考试及格后才能转为正式学生。在这样一所人才济济的学校里，朱光亚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聪慧和用功。
张伯苓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经常这样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重庆南开中学校友齐邦媛回忆南开生活说：“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经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在南开读书时，朱光亚才16岁，个子虽然比同学们矮，但却是体育和文艺爱好者。许多年后，朱光亚对那段快乐时光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常和高个子同学打篮球，也喜欢音乐和唱歌。”在这样一所充满先进教育理念的学校读书，是朱光亚的幸运和机遇，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也为其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难忘的西南联大岁月
高中毕业后，朱光亚因患病错过了高考，幸好后来补录，被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交通大学同时录取。这时朱光亚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于是选择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暑假前，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重庆两地招收二、三年级转学学生，朱光亚闻讯马上赶去报考。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学校，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学期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当时大后方水平最高的大学。朱光亚对这所学校早就向往，他经常说：“我非常希望去昆明西南联大，因为那里的教授力量最强。”
朱光亚很快便被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录取，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师资队伍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中有对我国物理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有战前就在清华和北大任教的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和任之恭；还有一批抗战前后学成归国的才俊如孟昭英、马仕俊、范绪筠、张文裕、王竹溪等。这些教授学术造诣极深，让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教学水准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
1942年8月下旬，朱光亚离开山城去西南联大报到。报到第一天，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了一份铅印的联大校歌，朱光亚轻轻学唱，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情：“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在西南联大期间，朱光亚随吴大猷学习，吴大猷夫人身体不好，吴大猷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给学生上课。朱光亚常去吴大猷家上课，饿了就在老师那里吃饭，有时还背着师母去医院看病，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理学院本科四年需要修满136个学分。学校规定，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这一点和其他学校不一样。因为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所以学生们学习都很刻苦，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得80分以上。无线电学专家朱物华在物理学系开设“无线电原理”课程，他的严格非常有名，考试基本没有高分。但有一次有人竟然得了满分，当时西南联大考试只公布学号，不公布学生名字，大家都猜这个“天才”究竟是谁。后来有好事者考证，满分获得者是朱光亚，他也由此被人刮目相看，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科学家”。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人都外出兼职，挣点钱贴补生活。朱光亚也加入了兼职大军，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42年我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那一年父亲由汉口调到重庆川东邮政管理局，父亲、母亲、妹妹和弟弟又经小路越过封锁线到重庆。此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就逐步下降。1942年秋季起，我在昆明除读书外，开始在外兼家庭补习教师，补助个人生活费用。”
像朱光亚这样在外兼职的学生很多，像后来大名鼎鼎的杨振宁、何兆武都在昆明的中学教课。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辛酸地说：“昆明有好几十个中学，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就在这种艰苦情况下，朱光亚依然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在西南联大物理学系这一年的毕业生名单上，还有另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邓稼先。
留学美国的日子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客观上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正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朱光亚惊叹原子弹的威力，他没有想到自己不久便与核科学发生联系，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1945年年底，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曾昭抡和华罗庚来重庆商谈研究原子弹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先从培养人才入手，三位教授各自选拔两名助手，一同去美国考察学习。1946年9月初，华罗庚率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等5人，搭乘“美格将军号”军舰去美国。曾昭抡提前去打前站；吴大猷到英国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从欧洲转往美国；华罗庚选拔的另一位助手徐贤修早已在美国学习。
当华罗庚一行抵达美国时，才知道美国政府已加强对原子物理研究机构的控制，想直接进入这些研究室学习已不可能。于是大家各自申请学校研究或就读，朱光亚去了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不久，吴大猷也从英国来到密歇根大学做研究工作。
密歇根大学是吴大猷的母校，历史悠久，朱光亚师从年轻的M.L.Wieden Beck副教授，从事核物理研究。朱光亚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很快便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们的好评，他们都亲切地称呼他“KY”（光亚）。
在美留学期间，朱光亚先后在《物理评论》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等多篇论文。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于次年年初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朱光亚决定回国报效祖国，他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28日，朱光亚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旧金山出发，经洛杉矶、夏威夷、横滨、马尼拉回到了中国。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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