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
2024年12月25日是“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朱光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朱光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早年所受教育密切相关。
从汉口到重庆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在湖北宜昌一个职员家庭。父亲朱懋功在邮政局做事,母亲万怀英是家庭妇女,“在家里对我管教比较严”,朱光亚曾在文章中说母亲“培养了我‘听话,守规矩,好孩子’的性格”。朱懋功夫妇一共有6个孩子,朱光亚排行老三。1927年,朱懋功调到汉口邮政局,一家人从宜昌搬到了汉口,住进英租界的一所小洋楼。这时国民政府已迁到这里,并将武昌、汉口、汉阳合并为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
朱懋功夫妇很重视孩子教育,朱光亚被送进汉口市立第一小学幼稚园,不久便升入小学就读。汉口第一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教育理念先进,朱光亚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新知识。1935年,朱光亚考入汉口圣保罗初级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开设英文、数学等课程,为朱光亚打开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大门。多年以后,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在圣保罗中学,我的英文念得不坏。初中毕业时,我对数学最感兴趣。”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撤离南京。三天后,国民政府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虽已迁都,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及政府主要机关均在武汉办公。1938年7月底,九江沦陷,日军向武汉进军,国民党驻汉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武汉城里笼罩着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为躲避战乱,也为了继续求学,朱懋功将朱光亚和他的两个哥哥送到重庆读书。这是朱光亚第一次离开父母,此间他先后在重庆合川私立崇敬中学和江北清华中学读高中;1940年春,朱光亚考进了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此时开办不久,是张伯苓在抗战爆发前来重庆选址建设的,每星期一早上,全校学生都要到操场集合,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先由老师带领朗读总理遗嘱,然后校长训话。张伯苓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只要他站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就安静下来。当时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达官名流云集,南开中学中有很多这些人的子女,所以学校有“贵族学校”之说。但无论什么人的孩子,只要进南开都要考试,合格后才录取。成绩差的只能做没有学籍的旁听生,考试及格后才能转为正式学生。在这样一所人才济济的学校里,朱光亚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聪慧和用功。
张伯苓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经常这样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重庆南开中学校友齐邦媛回忆南开生活说:“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经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在南开读书时,朱光亚才16岁,个子虽然比同学们矮,但却是体育和文艺爱好者。许多年后,朱光亚对那段快乐时光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常和高个子同学打篮球,也喜欢音乐和唱歌。”在这样一所充满先进教育理念的学校读书,是朱光亚的幸运和机遇,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也为其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难忘的西南联大岁月
高中毕业后,朱光亚因患病错过了高考,幸好后来补录,被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交通大学同时录取。这时朱光亚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于是选择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暑假前,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重庆两地招收二、三年级转学学生,朱光亚闻讯马上赶去报考。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的学校,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学期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当时大后方水平最高的大学。朱光亚对这所学校早就向往,他经常说:“我非常希望去昆明西南联大,因为那里的教授力量最强。”
朱光亚很快便被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录取,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物理学系师资队伍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中有对我国物理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饶毓泰、叶企孙和吴有训;有战前就在清华和北大任教的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和任之恭;还有一批抗战前后学成归国的才俊如孟昭英、马仕俊、范绪筠、张文裕、王竹溪等。这些教授学术造诣极深,让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教学水准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
1942年8月下旬,朱光亚离开山城去西南联大报到。报到第一天,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了一份铅印的联大校歌,朱光亚轻轻学唱,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情:“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在西南联大期间,朱光亚随吴大猷学习,吴大猷夫人身体不好,吴大猷一面照顾妻子一面给学生上课。朱光亚常去吴大猷家上课,饿了就在老师那里吃饭,有时还背着师母去医院看病,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理学院本科四年需要修满136个学分。学校规定,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重修,这一点和其他学校不一样。因为教学和考试非常严格,所以学生们学习都很刻苦,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得80分以上。无线电学专家朱物华在物理学系开设“无线电原理”课程,他的严格非常有名,考试基本没有高分。但有一次有人竟然得了满分,当时西南联大考试只公布学号,不公布学生名字,大家都猜这个“天才”究竟是谁。后来有好事者考证,满分获得者是朱光亚,他也由此被人刮目相看,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科学家”。
抗战时期昆明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人都外出兼职,挣点钱贴补生活。朱光亚也加入了兼职大军,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42年我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那一年父亲由汉口调到重庆川东邮政管理局,父亲、母亲、妹妹和弟弟又经小路越过封锁线到重庆。此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就逐步下降。1942年秋季起,我在昆明除读书外,开始在外兼家庭补习教师,补助个人生活费用。”
像朱光亚这样在外兼职的学生很多,像后来大名鼎鼎的杨振宁、何兆武都在昆明的中学教课。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辛酸地说:“昆明有好几十个中学,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就在这种艰苦情况下,朱光亚依然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在西南联大物理学系这一年的毕业生名单上,还有另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邓稼先。
留学美国的日子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客观上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正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朱光亚惊叹原子弹的威力,他没有想到自己不久便与核科学发生联系,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1945年年底,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曾昭抡和华罗庚来重庆商谈研究原子弹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先从培养人才入手,三位教授各自选拔两名助手,一同去美国考察学习。1946年9月初,华罗庚率领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王瑞駪等5人,搭乘“美格将军号”军舰去美国。曾昭抡提前去打前站;吴大猷到英国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从欧洲转往美国;华罗庚选拔的另一位助手徐贤修早已在美国学习。
当华罗庚一行抵达美国时,才知道美国政府已加强对原子物理研究机构的控制,想直接进入这些研究室学习已不可能。于是大家各自申请学校研究或就读,朱光亚去了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不久,吴大猷也从英国来到密歇根大学做研究工作。
密歇根大学是吴大猷的母校,历史悠久,朱光亚师从年轻的M.L.Wieden Beck副教授,从事核物理研究。朱光亚学习认真,成绩优秀,很快便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们的好评,他们都亲切地称呼他“KY”(光亚)。
在美留学期间,朱光亚先后在《物理评论》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等多篇论文。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于次年年初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朱光亚决定回国报效祖国,他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28日,朱光亚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从旧金山出发,经洛杉矶、夏威夷、横滨、马尼拉回到了中国。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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