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学毕业典礼

文/么思齐

编辑/漆菲

这个5月，哈佛大学结束了60年来最紧张、最具争议的一次毕业典礼。由于哈佛大学董事会在毕业典礼前宣布，将剥夺13名亲巴勒斯坦学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引发学生们的强烈不满。

哈佛大学不是美国唯一一所毕业典礼发生混乱的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辛辛那提泽维尔大学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等高校的毕业典礼均被抗议活动扰乱。许多大学甚至取消了大型毕业典礼，改为简单的小型仪式，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

自美国警方4月下旬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大规模逮捕行动后，美国高校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据哈佛大学旗下人群计数联盟（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统计，从去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到今年5月初，全美1421所公立和私立非营利性大学中，318所发生了抗议活动，123所出现了露营抗议。而截至目前，全美有近3000名学生因抗议被捕。

随着毕业季和暑假的到来，外界原以为抗议活动将偃旗息鼓，但不平静的毕业典礼似乎意味着这场“战斗”远未休止。

2024 年 4 月 24 日，学生和其他抗议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帐篷营地里。

哈佛毕业典礼成抗议现场

当地时间5月23日，哈佛大学举行第373届毕业典礼，但近日来抗议的学生和校董会之间的交锋让这场典礼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紧张气氛中。

在美国各大高校的“反战运动”中，哈佛大学是少数未强行驱逐抗议者的学府，但校方却在5月10日一反常态，用“永久开除”威胁亲巴勒斯坦等学生组织停止活动，并称如果抗议者不离开校园营地，他们将被勒令停学。

这并不是说说而已。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报》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称，5月17日，五名参与抗议的学生已被停学，另有二十多名学生被留校察看，至少有十余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可能无法参加毕业典礼，甚至无法获得毕业证书。

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哈佛大学与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这一正式处罚出来前已经达成协议，和平结束了抗议活动，学校忽然变脸的做法让学生感到无法接受。

批评者指出，这些处罚行动违背了哈佛大学临时校长艾伦·加伯在5月14日与学生达成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哈佛大学的抗议者营地将被拆除；学校同意允许“因抗议被迫缺课”的学生复课，并提议让学生与管理哈佛大学捐赠基金、养老金、运营资金等的哈佛管理层会面，讨论从以色列撤资的可能性；学生违反校园纪律的案件也在评估中；此外，学校还将讨论设立巴勒斯坦研究中心的事宜。

若不能如期毕业，将对学生产生终身影响。随后，文理学院多达115名教职员工在5月20日投票建议保护这些学生毕业的权利，称尽管他们违反了纪律，但仍应允许他们获得学位并毕业。

投票通过两天后，哈佛董事会依然宣布了剥夺13名毕业生学位文凭的决定。《哈佛深红报》指出，这突显出在今年大规模亲巴抗议活动席卷大学校园之后，哈佛大学教职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直言，“这可能会引发教职工抗议，毕竟从一开始，大家就对校董会有着相当大的不信任”。

果不其然，毕业典礼上，尽管校方特意提前修改了传统的日程安排，校董会成员也放弃了惯常的游行，从侧门登台，但还是没有阻止抗议。代理校长加伯在典礼开始时的讲话中提及“抗议活动给校园带来混乱”时，引起台下一片嘘声。

代理校长艾伦·加伯在演讲时要求人群默哀一分钟。

学生代表发言人施露蒂·库马尔（Shruthi Kumar）在演讲中临时掏出一张藏在礼服袖子里的纸条，痛斥了学校的做法。

“这个学期，我们的言论自由和团结表达成了被惩罚的事，当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必须表彰今天不会毕业的2024届的13名本科生。我对校园中不容忍言论自由和公民抗命权的行为深感失望。学生们已经发言。教师们已经发声。哈佛，你听到了吗？哈佛，你听到我们了吗？”库马尔重复道，这番话赢得台下经久不息的欢呼和掌声。

学生代表发言人施露蒂·库马尔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参加典礼的学生们也用行动表达了不满，超过1000名学生起身离场，一些学生举着写有“停止种族灭绝”的大型横幅抗议，许多人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高呼着“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走出会场。

哈佛毕业生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并高呼口号走出校门，抗议学校让13名毕业生因抗议活动而无法毕业。

毕业生玛格丽特·马诺（Margaret Mano）说，13名学生不能毕业使原本快乐的毕业典礼蒙上一层阴影。“真是喜忧参半，我的朋友们不能和我一起毕业了。”

不过，哈佛大学在声明中保留了学生上诉的可能性——如果13名学生上诉成功，仍有可能获得学位，结果将依据具体情况而定。

为了表达不满，正式毕业典礼结束后，在亲巴学生组织“哈佛脱离被占领巴勒斯坦学生联盟”的主持下，哈佛埃普沃斯教堂为13名被剥夺学位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模拟毕业典礼”，颁发的“毕业证书”由上述联盟签字。

正式毕业典礼结束后，哈佛埃普沃斯教堂为13名被剥夺学位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模拟毕业典礼”。

在这场拉锯半年的抗议活动中，哈佛大学有师生和管理者被牵连。

去年10月7日，哈佛大学30多个学生组织签署一封公开信，要求以色列为哈马斯发动的暴力袭击负责。之后，部分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遭到人肉搜索，他们的名字和照片被贴在卡车上“示众”；犹太学生同样在社交媒体上遭遇辱骂；一些捐赠者因此撤回了对该校的捐款。

今年1月初，哈佛大学首位非裔女校长克劳迪娜·盖伊（Claudine Gay）被迫辞职，成为该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仅任职6个月。主因是她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对校园中掀起的“反犹太主义”思潮处罚表态不明确。

哈佛首位黑人女校长盖伊今年初辞职，成为该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风波也让不少教职工受到牵连，例如知名犹太历史学者德里克·彭斯拉尔（Derek J. Penslar），他担任了该校打击反犹太主义工作组组长，却因为“打击力度不够”而受到外界批评。

不少和解协议为“空头支票”

近一个月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参加了游行或在大学扎帐篷设营地，谴责加沙地带发生的流血冲突，呼吁以色列结束针对巴勒斯坦的行动，并呼吁学校停止对以色列的财政支持，从那些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撤资。

这股抗议浪潮导致美国超过2900名学生被捕，不过自5月中旬以来，抗议在多所高校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其中，哈佛大学同意与学生讨论其捐赠基金及其与加沙冲突相关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抗议者让校长同意了支持停火；在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学生们赢得为10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承诺；布朗大学则承诺，董事会将投票决定是否从以色列撤资。

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表示将于7月“促进学生与相关决策者的接触”；华盛顿大学表示，校长和其他官员将“亲自会见不超过五名学生代表，讨论撤资请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承诺“及时审查抗议者主要要求的撤资问题”；加州查普曼大学也达成协议，大学董事会的投资委员会将在9月听取学生的撤资提案并进行投票；瓦萨学院表示，将努力招募和支持自去年10月以来失去教育机会的巴勒斯坦学生，还表示将“支持学生领导的难民筹款活动”。

4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的营地。

看似校方连连进行妥协，但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表达了担忧。该报指出，其中不少协议为模糊的空头支票，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一项明确承诺大学捐款不再用于投资与以色列相关的公司，没有一所大学直接同意撤资，而这恰是学生抗议的主要诉求。此外，有些协议仅仅提及免除因抗议被停学学生的处罚，或扩大巴勒斯坦研究的课程。

这不仅引发来自学生抗议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校方让步不够；在保守派和犹太团体这里也不讨好，后者抱怨称，这些协议是在奖励那些扰乱校园秩序并违反大学政策的学生。

4月下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们正在举行抗议活动。

研究并支持学生运动的美国历史学家安格斯·约翰逊（Angus Johnson）表示，许多协议感觉像是“踢皮球”，只是在拖延时间，并未解决多少问题。但他亦指出，能达成协议仍然代表了双方的胜利，“这些营地在未来几周很可能会消失。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最好是轰轰烈烈地告一段落，并可以宣称‘我们赢得了这个和那个——秋天见’。”

协议之所以难以有力度，主要卡在学校捐助者的意见上——毕竟，任何从以色列撤资的举措都会遭遇捐助者和政界人士的反对。

虽然学生抗议者有成功先例，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抗议者成功迫使大学从施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撤资。但在以色列的问题上，远没能在美国社会达成共识。

更何况，许多私立大学的捐赠基金都由外部资产管理公司控制，这些资产的分配不会完全公开。例如哈佛大学背后的“哈佛公司”，在其领导下，哈佛大学以5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巩固了其作为全球头部学术组织的地位。该公司不仅能影响到校长人选，也会对大学的很多关键问题进行权衡。

多所常春藤名校的抗议活动也招致一些校友、捐赠者和政界人士的愤怒。证券公司Hilltop Securities高级董事总经理弗雷德·普拉格（Fred Prager）表示：“常春藤名校已经凋零。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新冠疫情和去年10月7日之后发生的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只不过是助推器罢了。”

为堪萨斯城HNTB（美国第二大建筑公司）招聘技术人员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则说：“人们对这些毕业生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与他们实际教的东西以及学生离开时学到的东西有很大关系。”

4月下旬，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营地上的抗议者。

美国反犹主义卷入大选因素

在这场6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校园骚乱中，反犹主义抬头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明尼苏达大学学生记者亚历克斯·斯泰尔（Alex Steyer）告诉美国媒体，“抗议活动本身是非暴力的，但犹太学生却认为宣扬的言论是暴力的。”

斯泰尔称，确实感受到反犹主义抬头的氛围，“校园里的反犹主义明显增多。今年我们学校收到122份报告，其中42份针对以色列或被标记为反犹主义，16份针对巴勒斯坦或有‘伊斯兰恐惧症’。”

一些犹太学生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坦言担心暴力言论随时可能演变成暴力行动。在这些人看来，安全在此刻是相对的，在校园看到的激烈言论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不过，耶鲁大学学生代表阿尼卡·塞斯（Arnika Seth）称，“全国的媒体似乎都在渲染犹太学生在美国高校不安全的说法，可我们很反感这样的说法。这波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许多族裔的学生都对自己的安全表示了担忧，担心被人肉搜索。”

塞斯强调，也有很多学生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安全，不喜欢被归入“不安全”这一类别。

从2023年10月7日到2024年5月8日，已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统计有 10000 多起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校园“战火”持续之际，反犹主义也被卷入政治砝码中。总统拜登和民主党正面临校园抗议带来的挑战。

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面临对其内部反犹主义的指摘，而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态度是，既支持言论自由，也谴责反犹主义。但在如此针锋相对的环境下，对以色列的合理批评几乎全被视为反犹主义言论，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真正的问题是，民主党能否再次将自己塑造成稳健的掌舵者？”曾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执行主任的丹·塞纳（Dan Sena）说，“如今造成全国混乱的事件越来越多，让民主党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曾领导众议院民主党竞选机构的前众议员史蒂夫·伊斯雷尔（Steve Israel）表示，虽然共和党人可能看到了一个机会，但现在就断定它会在11月发挥作用还为时尚早，“校园到了夏天一般不会有很多人留下，这一事件上的能量可能会随之消散，问题在于（抗议浪潮）到了秋季是否会卷土重来。”

秋天开学后，大学的首要困境仍是如何在保护言论自由和防止反犹主义抬头之间取得平衡，特别是在美国当下对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都趋于分裂的背景下。

前哈佛大学教授、知名宪法专家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将大学校园的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抗议活动比作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初期，他担心这些学生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领导人，“这很像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当时纳粹学生也是阻止犹太人进入大学”。

前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将大学校园的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抗议活动比作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初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英文视频讲话，指责美国“反犹主义浪潮”，也将抗议活动场面比作是纳粹德国大屠杀前的景象。

5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320票对91票通过《反犹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以打击美国高校的反犹太主义行为。该法案要求教育部在执行反歧视法时，使用“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制定的标准来定义“反犹”行为，也提出了关于遏制反犹言论的更高要求。

但该法案面临着不小争议，毕竟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明显是两回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王震撰文分析称，从当前美国的政治生态来看，这部法案有较大概率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经拜登签署后成为一部新法律。

但王震认为，该法案并未触及真正的反犹主义根源。“冷战后的反犹主义浪潮主要源于传统的反犹主义偏见、极右翼势力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中东和平进程停滞引发的不满等因素。”

随着近年来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在欧美国家，以白人至上主义等为代表的种族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幽灵也出现上升势头，这些都为反犹主义的回归提供了社会土壤。“该法案只关注作为表现形式的反犹主义，而无视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消除反犹主义。”王震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