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下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5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明确告诉大家，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杨杨
像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疫情发生时，怎样才能及时响应、有效防控，甚至做到提前预警？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平常少有人关注的话题，被放到了聚光灯下。
SARS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搭建了一整套的体系，其中就包括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的上线运营。但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出其中仍有短板。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疾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由此成为重要任务之一。
未来，类似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病难保不会再次出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人类社会现在每4个月就会出现一种新传染病，其中75%来自动物。
图片来源：Sarah Grillo / Axios
织牢织密公共卫生治理这张网，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安全，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公共安全等。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说，它不是医疗卫生系统一家的事，而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它不仅有赖于相关法律的支撑，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短板在哪里
对现有公共卫生体系的反思，从疫情初期就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怎样能更有效发挥作用？
在疫情暴发初期，这套直报系统并没有充分展现出应有作用。其中的关键原因，是这条信息通路受到了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不仅报送操作复杂、需要专人输入，运营也不能独立。
由此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讨论，是能否建立一个更立体的传染病监测和预警系统？在直报系统、医护报告外，这个系统还能从就医数据甚至社交网络中收集数据、分析可能的趋势。有专家甚至认为，这类监控应涵盖动物、农业等多个领域。
医疗资源准备不足，是疫情暴露的另一个明显短板。医护资源尤其是传染病防治和治疗的空间不足，导致了医疗资源的挤兑、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的病人死亡。与此相关的，还有医院内造成的感染。
这就对现代的医学中心、医院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在设计、建设、物资储备上，都应考虑到应对大疫情的需要。
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地区，已经在着手改善这种局面。具体举措包括综合医院里设置专门区域，能在疫情出现时转成传染病防治的空间；建设专门的应急物资储备基地等等。
潜藏在“短缺”背后的是另一个事实，即医院和疾控之间的“衔接不畅”。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最近公开表示，“防治结合不紧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短板。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是发现、报告新传染病的前哨，但它们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它们与疾控的合作与协调也存在问题。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公共卫生体系、疾控部门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疫情期间，公共卫生队伍偏重论文、强调科研成果的导向，引发了广泛的质疑。怎样重新回归关注现实需求、关注解决实际问题，是公共卫生系统的一大挑战。
需要平衡治疗与预防的投入
必须看到，中国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上，已经做了很多。
“客观讲，从2003年以来的投资是有成效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说。这从一组数据对比中即可见一斑，2018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医疗支出约占GDP的8.8%。同一年，中国的医疗投入占GDP的比例为6.6%，粗略估算10年间翻了4倍。
因此，中国才能在此次疫情中快速响应。在科研层面，此次对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只花了一周，而SARS时期则是两个月，这为后续检测试剂盒、疫苗的研发创造了条件。
这远不是全部，民众获得医疗服务也变得更容易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哈佛中国健康项目主任叶志敏说，尤其是在中国的乡村，现在获取医疗服务容易多了。
此外，在进口药的获取，对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管控，改善环境预防癌症等方面，中国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从SARS到2009年新医改，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前所未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说。2009年随着中国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也有所提升，新医改后为全国范围内人均50元。
成绩斐然，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还是让公共卫生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此，一些相关行业人士也有无奈之处，一位行业人士向记者抱怨，“平常工作做得越好，越得不到关注；一旦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板子就会集中打过来。”
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性之一，就是普通人平常感受不到，而且，社会回报周期比较长、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才有结果，也增加了公众认知公共卫生体系重要性的难度。
此外，相对于预防，医疗支出中有更多的钱投向了治疗。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太多的钱投向了三甲医院，分给基础防疫的钱太少。
对此黄严忠认为，“治疗与预防”的平衡在全球都是个难题，需要有意识地去做到两边都重视。
是全民的责任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得以查漏补缺。
国家层面的改革已经启动。6月7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发布会上，马晓伟阐述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五大方向，包括疾控中心的改革、推动防治结合、强化监测预警能力等，都是前期广受关注的问题。另外还有疾控体系留住人才的问题，预计将在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上下功夫。
能够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李立明认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提升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环节的协同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体认知的提升，甚至技术的进步。
首先需要的，是法律法规的保障。因为公共卫生的服务对象是群体，涉及群体的利益和健康，这决定了它具有公共政策性质。而公共卫生系统本身只能提供技术性的建议。
有行业人士认为，传染病防治法下一步的修订，应从法律上完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措施。除规范程序外，更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和部门、行政机构和专业机构各自在其中的权责。
同样地，重大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考验的也不仅是医疗卫生部门一家。实际上，这更是对整个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和平时协调机制的一种考验和检验，需要全社会的动员、全民的参与。
问题是，公众对公共卫生的高度关注会否随着疫情过去再度降温，怎样才能转化为日常的、长久的重视？
这个难题还有待破解。2003年SARS疫情后，国内公共卫生的发展一度达到顶峰，但之后随着公众的热情下降又回归“冷门”。叶志敏说，这意味着教育公众，是个需要持续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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