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产业大学的内山老师

藤野严九郎，作为鲁迅笔下严肃可敬的“藤野先生”为人们所熟知。2024年4月至6月，大阪大学待兼山会馆举办“三位藤野先生”展。展览围绕藤野家三代人在医学、文学方面的贡献与交流展开，第二部分介绍的便是鲁迅和藤野先生这对师生。

展馆内，主办方从藤野严九郎的生平讲起，亲切地向参观者介绍藤野先生与留学仙台的鲁迅之间的种种过往。近处电子屏中用中日双语轮播电视台对藤野先生故乡居民的采访，听他们讲对藤野先生的印象。屏幕左侧是许广平书“藤野严九郎碑”的拓印，右侧则放大展出了鲁迅之子周海婴访问仙台时的报道。再远些的展柜里保存着鲁迅致增田涉的书信，书信中，鲁迅表示希望自己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里能够收录《藤野先生》一文。6月2日午后，来自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馆长赤泽秀则在展厅讲解室以“鲁迅与增田涉”为题举行延展讲座。展览从藤野严九郎的资料切入，通过图像、文字将藤野先生、鲁迅和增田涉两对师生的足迹连接。

一 鲁迅与藤野先生

展览从藤野先生端坐于研究室办公桌前的一张黑白照片开始。

1874年，藤野先生出生于日本福井县，儿时接受了汉学、书法、算盘等方面的训练。从爱知医学校(现名古屋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院，以下简称仙台医专）解剖学系。

1902年，鲁迅22岁。他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西医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前往日本。1904年，藤野严九郎晋升教授后不久，仅比藤野小7岁的中国学生周树人（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学习，由藤野先生和另一位教师分授解剖学课程。

鲁迅回忆中的藤野先生朴素、正直、有些古板，对当时留学的鲁迅不抱偏见、留意关照。每周课后，藤野先生都会叮嘱鲁迅交来讲义，他仔细用红笔批改。从语法错误、板书疏漏到如何画图都一一更正。

在校期间，震惊于国人的麻木，加上“漏题”风波中感到强烈的被歧视感，鲁迅意识到挑战不在于用医学强壮国民体魄，而在于通过文学改革民族精神，遂决意退学。他在《一支笔》中写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鲁迅在仙台不到两年就离开了。与藤野先生道别时，深感可惜的藤野先生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写下“惜别”两个字，交给了鲁迅。此后不久，仙台医专改组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既非帝国大学毕业，又没有留洋经历的藤野先生被迫辞去教职，于1916年底回到家乡。

1926年，鲁迅在半月刊《莽原》上发表作品《藤野先生》，将藤野严九郎描述为一位朴素、正直、严谨、超越狭隘的民族偏见，热忱关怀和帮助异国青年的教师。此后，鲁迅一直没有停止寻找藤野先生的下落。

1934年，增田涉（鲁迅学生，中国文学研究者）与佐藤春夫共同编译《鲁迅选集》。谈及对作品收录的建议时，鲁迅回复道：“《某氏集》(即《鲁迅选集》)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1934年12月2日书信，见《鲁迅大全集第八卷》）鲁迅或许是希望借用作品《藤野先生》译介到日本的契机找到他。

数年过去，鲁迅依然不时谈到在仙台时的回忆，讲到自己对藤野先生的敬意。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呐喊〉自序》等文章中，鲁迅都将仙台留学当作自己的一段重要经历反复书写。

虽然几番托人寻找，但藤野先生依旧杳无音信。直到去世前几个月，鲁迅仍在继续打听藤野先生的消息。增田涉前来探病时，鲁迅颇遗憾地说：“既然没有藤野先生的消息，也许先生已经去世了。”

另一方面，被迫辞职的藤野先生归乡后做了当地诊所的医师。《鲁迅选集》出版后，藤野先生从儿子恒弥的语文老师处得知，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已成为中国的著名作家，并写有《藤野先生》纪念自己。但直到鲁迅去世，两人始终未能恢复联络。正如当初鲁迅在退学后寂寂无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未与恩师通信一样，可能此时同样算得上落魄的藤野先生也不愿将自己的窘状传达给已然成为作家的学生。

1936年秋鲁迅去世，消息传到日本后藤野先生非常感慨。据藤野先生之侄、副溶血弧菌发现者藤野恒三郎回忆，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时，藤野严九郎“正襟而坐，把（报纸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接受记者访谈作了《谨忆周树人君》。这篇文章刊登于《文学案内》杂志三月号，藤野先生写道：“他大概曾到我家来辞过别，最后的会面是什么时候，却忘记了……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姓野坂的先生教过汉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说里和友人之间把我当做恩师谈着，我要是早读到该有多好啊！听说周君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早通了音信，他本人也该多么欢喜啊！”藤野先生认为自己为鲁迅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小小的善事，他热衷于教育，关照学生，不仅对鲁迅。

鲁迅去世后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期间，军方曾向藤野先生索要他诊所囤有的药品，但都被藤野先生以诊治乡民为由拒绝。他在家乡行医十余年，广受当地居民认可。鲁迅在文中写他是“在我所认为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

1945年8月10日，战争结束前夕，藤野先生在出诊时倒下，次日清晨去世。

二 鲁迅与增田涉

大阪大学主办的“三位藤野先生展“展出期间，主办方邀请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馆长作了题为“鲁迅与增田涉”的讲座。鲁迅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也离不开他的学生增田涉相助。鲁迅与增田涉，好似时隔30年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师生关系在上海的翻版。

增田涉，生于岛根县，中国文学研究者，曾将多部鲁迅作品译成日文。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日本东京大学），在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的影响下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就读期间，就已经接触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1年，立志学习中国文学的增田涉来到上海，经老师佐藤春夫和内山完造的介绍师从鲁迅。他跟鲁迅学习中国文学，在其指导和帮助下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语，同时完成日文《鲁迅传》初稿，经鲁迅亲自改阅。

增田于内山完造处得知，鲁迅几乎每天都会在下午一点钟左右到内山书店来。之后，他便瞅准了时机前去，见到了鲁迅。鲁迅先后赠予增田涉《朝花夕拾》和《野草》两本书。若阅读后遇到不懂之处，增田便将疑问留到次日前往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时。虽然当时增田涉还不能完全理解鲁迅笔下的文字，但能感受到鲁迅对旧中国社会强烈的愤怒和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意。

两人每天在书店见面的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某天，鲁迅邀请增田涉到他家里去。增田在《师弟问答集》绪言中详细描写了这段经历：“从这时起，我就每天到离内山书店不远的先生寓所去。一般都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在内山书店碰面，跟其他人闲聊一会儿，然后两个人一块儿上先生的家。鲁迅和我并坐在书桌前，给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我用日语逐字逐句地译读，遇到疑难问题译不下去时，鲁迅就用熟练的日语给我讲述和解答。我边听边做笔记。我提的问题不单单是词句，也包括内容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涉及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鲁迅以极大的热情亲自教导他，历时数月逐字逐句地讲解作品，这段经历对增田涉来说相当难忘。在增田涉的描述中，当时的讲解除了留下的一些笔记外，后来大都忘记了。但每天在老师的工作台前并坐着诵读他的著作之时，看着老师的风貌、举止，听着他的话语、笑声，却逐渐形成了自己“心目中的鲁迅”。

增田涉的上海游学于1931年底结束。分别时，鲁迅将自己的一张照片赠予增田涉，并赠诗《送增田涉君归国》。又一次惜别后，师徒二人开始了五年的书信往来。

二人的书信始于1932年1月，终于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五日。书信原件现藏于岛根县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可考证的出自鲁迅的亲笔多达58封。其中不乏鲁迅隐藏身份期间，署名为“隋洛文”等笔名的信件。

两人在书信中探讨过社会、文学、翻译、生活等许多话题，常有鲁迅亲切而幽默的笔调。如以父亲的身份述说对孩子海婴感到头疼：“海婴这家伙却非常捣蛋，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1934年8月7日书信，见《鲁迅大全集 第八卷》）又比如收到增田涉长子增田游的照片后，鲁迅提笔写道：“惠函及令郎照片均已拜见。我觉得令郎的照片比父亲更漂亮，这样说颇不好，但照片是事实胜于雄辩。总之，这证明人类是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1934年1月8日书信，见《鲁迅大全集 第七卷》）另一些关于《中国小说史略》译法的问答被汇总为《师弟问答集》，为人们研究鲁迅和增田涉、研究《中国小说史略》等作品增添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三 师弟情谊的传承

“师”，即老师；“弟”，即弟子，“师弟”一词颇具古语韵味。韩愈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鲁迅和增田涉书信中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日语译文的选词、典故部分的问答经整理出版为《师弟问答集》。藤野先生到鲁迅再到增田涉，两代师生间的“师弟问答”跨越时空，温暖赤诚。

如讲义，藤野先生曾将鲁迅叫去办公室，为他修改解剖学讲义。当时的鲁迅颇为惊讶，在《藤野先生》中这样写自己拿到被批改过的讲义时的情景：“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多年后，增田涉的《鲁迅传》底稿和他珍藏的《中国小说史略》1930年底稿本中都可以看出鲁迅用红笔细细修订的痕迹。铅印的原本上，鲁迅用毛笔注释多处，他为增田讲解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底稿本。讲解后，鲁迅将这个底稿本赠给了他。增田涉回忆：“我每天从两点左右学习到四五点钟，占用鲁迅的时间约3个小时，一直持续了3个月。讲完《中国小说史略》后，鲁迅接着又给我讲了《呐喊》和《彷徨》。鲁迅为我讲解时所使用的两本书，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绪言·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见《师弟问答集》）

又如惜别时赠送给弟子的相片。仙台分别时，藤野先生在照片上题“惜别”，对鲁迅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表达自己殷切的期望与不舍；增田涉归国之际，鲁迅将自己的相片赠予他，并作了一首感情绵邈的送行诗，已然成长为伟大革命文学家的鲁迅也对一位日本青年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与惜别之情。

而后增田在一连串的回忆文里，反复谈到游学上海、拜师鲁迅门下时的经历。直到1976年秋冬，日本政府在日本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广岛等城市举行鲁迅巡回展览会的时候，他在所写的回忆文里，还殷殷讲述自己与恩师鲁迅的交往。

对于这段不凡的教学时光，鲁迅同样也不能忘怀。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的译本即将付梓，鲁迅提笔作序，在文章的第二段写道：“回忆起来，大约是四五年前吧，增田君几乎每天到寓斋里来商量这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鲁迅选集12》）

鲁迅的身影如灯塔般指引学生增田涉前行，多年未曾黯淡。鲁迅逝世10周年后，增田在《鲁迅印象》中写：“我曾经在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走过他居住的大厦，那大厦别的窗户里全都熄灯熟睡了，只有他房间里的电灯辉煌地亮着。‘先生正在用功呢!’我一方面感动着，一方面仰望着他窗口的灯光。五十多岁的人了，已过后半夜还在用功，这对于年轻懒惰的我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

夜色深沉，当增田涉仰望恩师窗口通明的灯光时，鲁迅或许也曾在忙碌的间隙抬头，与相片中藤野先生的面庞遥遥相对。“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鲁迅望着墙上的照片，借恩师的身影驱散疲惫，从他的品格中汲取力量，用他的言语昂扬斗志、抖擞精神。

从藤野先生身上收获的关怀和鼓舞、得到饱含情谊的“惜别”照的过往，在数年后引出对另一位异国青年关照并赠送诗句相片的新一段的佳话。纵使分别多年，凝视照片上鲁迅严肃的眉头，增田涉想来也会联想起受教于鲁迅的日子，继而用恩师深夜亮着灯的窗来激励自己，坚定心中的信念。

展厅中，藤野先生和鲁迅赠予自己爱徒的相片并列保存。两人脸庞清瘦，眉宇坚毅，目光炯炯，似要越过百年岁月凝视今人。

四 跨越时空的情谊

大凡世间美好的东西不拘泥于形制，无形的情谊却有力量跨越时空。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改造》杂志的12月刊设“鲁迅悼惜”的专栏，内山完造、胡适、林守仁、山本实彦等作家纷纷投稿。1935年至今，鲁迅的作品在日本多次再版，绝大部分都将《藤野先生》收录其中。

1956年鲁迅的伴侣许广平首次来到日本。许广平原计划为藤野先生扫墓，但由于身体不好未能成行，最后书信委托上海时期与鲁迅相交密切的内山完造代行。1961年，仙台建立鲁迅纪念碑。1964年，藤野先生故乡福井市的足羽山公园设立了藤野严九郎“惜别之碑”，揭幕仪式聚集近百人。日本东北大学至今仍保留着鲁迅使用过的桌椅和教室，并设立“东北大学藤野先生奖”“东北大学藤野先生纪念奖”，用以表彰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每年8月，在藤野家祠堂所在的福园寺，都会举行纪念藤野先生的“惜别忌”，来自福井县内外的人们聚在一起，诵读《藤野先生》，感怀百年前师生之间的拳拳情谊。

同时，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故乡绍兴鲁迅纪念馆相继开馆。2007年，藤野先生的铜像被运到中国，安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自20世纪50年代，《藤野先生》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必读内容。藤野严九郎作为鲁迅的恩师，作为“藤野先生”而闻名两国。

增田涉归国后回到家乡岛根县，继续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教授。1933年，他与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组建“中国文学研究会”。该研究会是当时日本最早采用“中国”而非“支那”一词指称近代中国的学术团体。此外，当时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的汉语语言和文学作品，而“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则率先将视线投向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研究同时期中国作家的作品和思想。他先后担任《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参与《鲁迅选集》《鲁迅全集》的翻译和编纂，他的《鲁迅印象》《师弟问答集》也相继出版。直到1977年去世，他都在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传播恩师鲁迅的思想与创作。

增田涉故乡的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专设了增田涉和鲁迅的纪念室，介绍增田涉的生平和贡献，展出鲁迅的书信、汉诗等资料和中国文学、中国相关的书籍。2015年，关西大学设立增田涉文库，保存有增田的藏书15000余本，其中就有鲁迅注释过的《呐喊》文本和留有鲁迅删改痕迹的《鲁迅传》原稿。

两代师生的情谊到了后代也不断传承。藤野严九郎“惜别之碑”的揭幕仪式上，藤野恒三郎动情地说：“惜别之碑是人善意和美德的结晶……若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能跨越国界，悄然传开该多好。”在与鲁迅的通信中几次被提及的增田涉之子增田游后来成为医生，任教于冈山大学。多年后，他与鲁迅之子周海婴于仙台的鲁迅碑前见面，父辈书信中的两位常客终于在现实中会晤。2009年，鲁迅长孙周令飞与藤野严九郎之孙藤野幸弥在鲁迅创作《藤野先生》时任教的厦门大学会面，手紧紧相握。

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互换《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邓小平访日时在祝酒词中援引了鲁迅赠给增田涉的诗句：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时代变迁，几经波折，鲁迅的诗句和文字背后的两代师生情见证了中日友谊的新发展。

120年前，异国求学的鲁迅与藤野先生结识于仙台；大约95年前，跨海求知的增田涉在上海见到了鲁迅。虽相处短暂，去路不同，但他们将自身的所见所感蒲公英种子般播撒四方。距“三位藤野先生”展览的举办场地大阪大学不远，就是鲁迅《题三义塔》一诗所写白鸽“三义”的埋葬地三义冢，而丰中市市民活动中心正位于三义冢背后。“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无形的白鸽飞跃时空，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理念深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

如今，鲁迅的《藤野先生》收录入中日两国的教科书；增田涉是研究鲁迅作品的日本传播绕不开的人物。岁月如流，师生三人越发家喻户晓。鲁迅称藤野先生为“我师”，增田涉称鲁迅为“我的恩师”。虽然如今鲁迅、藤野、增田已先后谢世，但两国不同年代的孩子们仍在教室的课本上，在图书馆的书册中认识鲁迅、藤野严九郎和增田涉，读到他们的为人，了解两代师生的往来历程。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使后世人们感到亲切和敬仰，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作为他们跨越时空界限的新“学生”不断成长，将他们严谨治学、正直友善、相互尊重的精神代代传承。

化用增田涉《忆鲁迅》中的文字作结：他们爱青年，永远是青年的朋友，对青年援助不止。他们严肃亲切、正直热忱，他们热爱和平，不息的精神超越时空，世代相传，直到永远。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增田涉相关图片，取自岛根县松江市立鹿岛历史民俗资料馆。藤野严九郎资料图，取自东北大学史料馆。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