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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图/中新

吹响中国学派的总号角

本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32期《中国新闻周刊》

12月2日，北京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不过，在清华大学一间教室里却暖意融融，几位学者正围坐在一起，开着读书研讨会。他们中有几位年轻学者，正是时下畅销理论书《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

《大道之行》一书最初出版于2015年2月，时隔两年，至今仍热度不减。到今年6月，已先后印刷了37次，屡次刷新了理论图书的加印纪录。

《大道之行》能够如此畅销，是几位作者之前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是一本严肃的理论书籍，探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这类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书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一个功利与物欲的时代，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睡着一个理想主义青年。这个理想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社会的理想。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或许正是书中的理想主义唤醒了大家心里面住的那个青年。

这群75后的年轻学者在唤醒广大读者社会理想的同时，也把一个全新的概念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中国学派。

新的学术思潮

一些学者认为，《大道之行》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聚焦“中国问题”，不仅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而且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和挑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在评价此书时说，它之所以读起来让人感觉千峰竞秀，新意迭出，是因为该书中许多新的概念是基于中国实践提出来的，超越了西方的话语。

就这一点而言，《大道之行》并不是孤例。目前，中国有一批学者正在摒弃西方主流的理论体系，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中国国情的系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关于西方历史中“抽签理论”的著作，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等，都被认为是这类研究的代表。同时，他们也被统称为中国学派。

什么是中国学派？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就是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这些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土派，几乎都有在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经历，而且很多人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比如胡鞍钢，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国外。

1991年到1992年，他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莫瑞州立大学访学；1997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人员；2000年，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2001年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访问研究；2003年到法国的一所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潘维认为，正是这些国外研究和工作经历，拓展了中国学派学者的视野，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要在国内做中国研究的信心。

而在鄢一龙看来，中国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由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知识建构方式，转向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知识建构方式。他说：“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事实上，除政治学、经济学这些显学之外，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分支学科，近些年也陆续出现了构建中国学派的声音，比如比较文学、翻译学，甚至是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曾撰文提出，建立财政学的中国学派。他说，西方的主流财政理论是建立在以市场失灵为起点，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的一种财政理论，这种财政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把政府置于市场的对立面，把政府财政视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很难解释和指导中国的财政实践。

“例如在所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在当前国家推行的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等领域始终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和符合我国实际的指导。”李俊生认为，中国亟待研究建立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立足中国、服务世界的，中国气派的财政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学派在多个学科的兴起，使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鄢一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的思想革命。

最初，中国学派在各个学科的萌芽，大多都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自觉。如今，一些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比如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成立之初就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其发展的宗旨之一。这些年，中信基金会通过组织研讨会、支持学术研究、出版系列丛书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学派发生。

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孔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

在他看来，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他说：“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对中国学派来说，更大的鼓舞来自于官方的认可和支持。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他在讲话中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虽然，讲话中没有提中国学派，但我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中国学派在官方语言中的另一种表达。”鄢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两者都强调基于中国实践，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他相信，在这一过程中，事实将证明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与中国崛起相伴

中国学派的兴起，与中国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9.6％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3％提高到14.9％。

很多国内外机构都预测，中国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将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但对中国当前这样丰富的实践，西方理论体系却没有办法进行解读和诠释。”《大道之行》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的何建宇，在大学期间被西方的社会科学所吸引，从研究生开始转入文科学习。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时眼前一亮的感觉，“被他理论的解释力所折服。”

但这份对西方理论的痴迷，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后，何建宇越来越发现那些曾经令他折服的西方主流理论，无法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政治学，这套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模板。”他说，“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不通，只能把中国作为一个例外。”

这种困惑同样也出现在《大道之行》其他几位作者的学术生涯中。鄢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这种情况出现了逆转，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秩序开始受到挑战，“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

事实上，这已不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尝试着打破西方理论垄断的局面，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当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有关“北京共识”的讨论。

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消息传到国内后，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影响范围也仅局限于学术界。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学者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何建宇看来，与“北京共识”的讨论相比，“中国模式”的讨论更具有全球视野，深入程度也超过了前者。同时，也为中国学派的出现做了准备。

“不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讨论都太过笼统。”鄢一龙认为，要对抗西方中心主义，需要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在各个学科展开更深入的研究，重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大道之行》正是这个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尝试。

在他看来，《大道之行》一个成功之处是在尝试重构话语权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在书的结尾处写道，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大时代，在这个屌丝塑造历史的大时代，让我们重申：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屌丝互联起来！

“其实，我们想和年轻人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很酷的，从治理能力看，它是超前的；而社会主义是很时尚的事业，恰恰是我们身边涌动的时代潮流。”鄢一龙说。

在争议中前行

尽管中国学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尝试，但在学术界它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比如就有反对者质疑，历史上有美国学派吗？有日本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一个中国学派吗？

事实上，即便是在赞同中国学派的学者中，对如何理解中国学派也存在着差异。至今，对中国学派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看来，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鄢一龙则认为，中国学派指伴随着中国的复兴，基于中国的实践兴起的一个学术派别。它的本质是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建构中国学派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

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对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唐世平认为，要构建中国学派，必须达到相当的理论水准，能够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让西方学者能理解我们的理论，就像我们能理解他们的理论一样。”他说，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学派。

唐世平这种对中国学派前景并不乐观的看法在学术界不是个案。比如，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夏斌就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学派未必能形成。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占主流的仍然是西学，绝大多数学者仍习惯于西方理论思维，对中国学派并不看好，也不理解。这也成为建构中国学派的一大障碍。

“你在大学里研究这些，不会给你的教学和科研有任何的加分。”何建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反，很可能会被学术界所耻笑。”

事实上，《大道之行》在收获畅销的同时，几位作者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是“御用文字”，在粉饰太平。在这些质疑声中，既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也有来自对立阵营的。一些极左派攻击他们一味取悦读者，不符合经典的马列主义。

比意识形态攻击更让践行中国学派的学者苦恼的是，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与中国学派格格不入。鄢一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这套评价体系强调与西方接轨，更看重形式的规范性，比如要有经典的理论模型、要有量化指标等。但中国学派强调原创，并不依循西方的理论框架，形式上会相对粗糙，所以研究成果很难被接受，获得认同。

除了来自现实的阻力之外，这些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未来又存在着一些担忧。何建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学派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上，没有一大批脚踏实地、深入的研究成果来支撑，它很可能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将很快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