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好吗

李政道逝世，我很难过。作为老朋友，不禁又想起与他交往的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听到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的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早晨。那天早晨，新华社国际部当时的负责人拿着刚刚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兴冲冲地走来请值班社长审发已经编好的关于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新闻。

值班社长边看稿边和国际部负责人议论着什么叫“宇称守恒”，什么叫“宇称不守恒”。李政道和杨振宁教授在大洋彼岸推翻宇称守恒定律，并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经由新华社播发后，传遍了全中国。

2019年，李政道为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四十周年庆活动题词：薪火相传。

过后，怀着一种敬慕和好奇的心情，我反复研读了1957年2月23日新华社发表的这条电讯：

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了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1956年夏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授李政道和普林斯顿研究院中国教授杨振宁在进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论研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3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微观世界的一条基本物理定律——“宇称守恒定律”，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之间以及基本粒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下，是不适用的。这个定律只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才是正确的，过去把它看作普遍的定律，把它推广应用到弱相互作用下是错误的。

“李政道和杨振宁是谁？他们是怎样做出这项重大成就的呢？有什么机会能让他们谈谈成功之路，谈谈他们的甘苦，谈谈他们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

自从听说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后，我不禁萌发了上述念头。然而，沧海茫茫，岁月悠悠。我希望见到大科学家的愿望在过了22年之后，我作为记者进入科技界采访以后才如愿以偿。

言传身教

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采访时，该研究院的负责人吴塘对我说：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北京科学会堂刚开始的讲学，得到了研究生院内外的热烈反响，李政道为这次讲学做了认真准备。

顾迈男与李政道（右）

“你来得正好，你能不能采访一下李先生，写一篇报道？”吴塘问我。

回到编辑部，我向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表示我准备花些时间到北京科学会堂采访，写写李政道这次讲学的盛况。经编辑部同意后，我便天天到北京科学会堂旁听李政道讲学，休息时与到会听讲的科学家和教授们交谈，通过看和听，采访到大量关于李政道教授的情况。在长达7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天天座无虚席，不少人干脆挨近讲台席地而坐，后排座位上的人们则举着望远镜边听边看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在报告厅的地下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人们围着一台台转播电视机认真听讲。听讲的人群中，有李政道早年的老师、同学、好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年轻物理学家。采访中，听众们对李政道教授讲学的评价是：学识高深、方法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作为一位教授，他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时时都在关注着听讲人的理解程度。”

采访中，大家都认为，李政道教授的讲学博得一致好评不是偶然的。他每天讲3个小时，可是备课要五六个小时，有时讲得太累了，就手按着教鞭，把头伏在上面歇一会儿，有时讲得满头大汗，干脆把外衣脱掉继续讲。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强作用、弱作用的发展史，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课堂内外，听众们如醉如痴，进入到奥妙无穷的粒子世界。

采访中，有人告诉我说，李政道在国外平均每年只讲28-30小时，这两门课一般要讲两三年。这次，他感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时间讲完几年的课程，为了搞好这次讲学，早在一年前他就开始做准备工作，还给中国同行寄来了大量文献和书籍。

外围采访进行得差不多时，我决定直接采访李政道。不料，他却把采访安排在了课间休息的短暂时间。那天，李政道显得很疲倦，他一面不停地往嘴里塞润喉片，一面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提问。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他谈了从1946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经过，还谈了和杨振宁教授的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的经过。

与此同时，我还跟随李政道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了解到他对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关切。1979年5月17日，新华社播发了我采写的这篇题为《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的通讯稿，过后，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中文报纸均在显著位置刊登。

CUSPEA 树木成林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曾多次参加李政道教授来中国的各项活动，也曾多次以新闻、通讯、报告文学的形式，记述并报道了他的讲学、为中国培养研究生、积极倡导并帮助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以及帮助中国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学术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李政道教授对祖国的一片深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复一年，李政道虽然远在海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979年回国后，他听人说中国科技大学办了少年班，非常高兴。这一年的4月20日，他放弃了周末休息，专程从北京赶到安徽合肥，看望了少年班的孩子们。

在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同时，多年来，李政道还坚持为中国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另一件是给中国培养科技人才。

他说：“只要能给中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我个人牺牲些时间，甚至做些‘收发联系’一类的工作，也是值得的。”

1979年他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就有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CUSPEA)的想法。

他对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学生可以得到学位。如果同意派研究生，我可以帮助动员美国民间所有第一流的大学，让他们接收中国学生，资助和培养他们。”

回到美国，他还在牵挂着这件事。当时，他虽然在美国教书、搞科研已有30多年，但始终没有做过招生一类的行政工作。一天，他把他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Sachz教授请来说：“请你谈谈美国各大学招生的程序。”

听完了介绍，李政道说：“噢、这么复杂，我在美国教30年书，想不到招生手续竟然这么复杂！”思索半晌，他拿来一张纸，一边画格子，一边用英文写道：“这样吧，今天我为中国物理学生创造一个新的招生办法，不用考GRE、TOEFL，也不用先向招生处申请，这个办法的名字就叫CUSPEA！”

在这之后，李政道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日夜张罗，自己花邮费、电话费，跟美国各大学的物理系联系，希望他们接纳并为中国代为培训科技人员。国内有关部门曾多次提出愿意为他支付有关的费用，李政道教授都坚决地拒绝了。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为中国培养人才是有意义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各种手续办妥之后，他又亲自从纽约给正准备应考的同学们寄来了充满热切期望的信。他在信中，用工工整整的中文写道：

亲爱的同学们：

这次由于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各大学及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的大力支持，使CUSPEA的初步工作有了很好的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

来美国后，请不必立刻定专业，除自己的兴趣外，将来的用处、国家的需要，亦请多加考虑。大体而论，做实验的应该远比念理论的要多。请你们进研究院，不过是学习的初步，得博士学位亦仅是就业的开始，这次你们考试成绩充分表现了中国的高等学院有很好的水准，而将来你们学成回国后可更快地提高各大学和研究院的质量，使之超过世界水平的科学基础，工农业也可以随之发展。

祝你们

前途光明！

李政道

1980年12月13日

李政道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倾力于为中国培养人才呢？

1985年5月25日，在纽约，与中国研究生们相聚联欢时，他曾讲过这样一番话：

今天我们有一切理由深深相信，中国科学家必然是将来的主要人物。因此，你们必须共同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分享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此相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科学的将来，就是世界科学的将来。互相帮助，就是帮助自己和帮助你们整个一代。你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的成功，则依靠你们这一代集体的努力。

我在采访李政道教授的过程中，深切感到，为了给中国培养科技人才，为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他虽然人在大洋彼岸，但他的心却始终记挂着中国的事情。

1984年5月里的一天，李政道见了我。这时，经过几年的交往，他对我已经没有从前对新闻记者那样的“戒心”了，他像老朋友一样和我坦诚地交谈。在这次话题广泛的交谈中，他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留学的研究生的状况。

他说：“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初，我答应办6届，总数共700人左右。现在，全中国规模的招生已经办了4届，在美国的已经有3届，共362位。在已经选定专业的285人中，从事新型材料、激光、等离子体物理、大气物理、生物物理、医学物理、核物理以及半导体、磁性等有重大应用前景研究的有231位。其余研究生选定的专业，都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

“美国的科学家和教授们认为这批中国研究生的水平如何？”我问李政道。

他脸上立即泛起了欣慰的笑容：“培养研究生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主要是由于中国青年优秀。”

“过去美国许多第一流大学的物理系中，都没有中国研究生，这是因为学校对中国学生的程度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这几年招收的中国研究生在美国的表现说明：第一，中国的青年是优秀的；第二，能训练出这样多高水平的学生，证明中国大学的水平是国际第一流的。现在，美国的大学对中国学生的优秀性已经没有怀疑，建立起了信任。”李政道边做手势边笑吟吟地说。他把这批将得到博士学位的青年比作苗木。但他认为，要使这些“苗木”成才，还得花力气。

谈到这里，李政道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选择有优良条件的研究所和大学设立‘流动站’，每站有固定的人员名额，站员都是这些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好几个不同的（包括国内和国外）单位流动2-6年，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接触多方面的学者和多方面的工作，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和经验。然后，再通过国际水平的竞争，取得相对固定的职位。经过这样严格考验的人才，才能成为新一代科学技术的带头人。”

晓阳辐射科学光

1988年的春天，李政道又风尘仆仆地归来了。5月26日，我在北京西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即将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再次采访了李政道。

李政道身穿蓝色衬衫，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幅画给我看。画面上一个牧童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远方天空光芒四射的星云。原来，这幅画是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应李政道的要求，专门为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而创作的。我正在欣赏着画面并赞不绝口时，李政道对我说：“中国是以农立国的，牧童就代表了现在年轻的科学家。”他指着画面上的两行字，笑吟吟地对我说：“请你念念，我写了两句诗。”

“牧童遥望求知切，晓阳辐射科学光。”我念完后，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李政道说：“艺术家们对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也寄托了很大希望，科学和艺术同样重要，为了中国同步辐射科学的发展，李可染先生在百忙中特地作画寄意，这是很可称颂的，我们已把这幅画挂在今晚招待会主席台的左边，画面上发光的星云很可能是北宋时期发现的超新星，也可能是今后的同步辐射光。吴作人先生也为另一个二维空间物理的讨论会创作了一幅极精彩的画，今晚将挂在主席台的右边，他的画巧妙地借用了中国古代太极图的构思，用艺术表达讨论会的主题，充满了高度科学动态的意境，对高温超导尤其恰当。我为他的画也拟了两句——太极古式成新形，阴阳二维解超导。”大家听后又笑了起来。

李政道还告诉我说：“黄胄先生也为今年8月将在南京召开的一次同样组织的‘粒子和宇宙学’工作讨论会作画祝贺，他的画将在8月份开会时展出。他的画是气势磅礴的天马行空图，充分展示了祖国科学家的前途。会后，这三幅画将在即将落成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大楼里悬挂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这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工作会议。这个中心由李政道任中心主任，每年选择几个世界科学最前沿的课题，分别邀请10位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来华，在会上分别介绍各自领域取得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发展前景，并和90位中国学者共同生活工作一段时间，为的是使中国的专家和学者能够迅速地站到研究领域的前沿，以便开展更多具有世界水平的工作。这一年的活动内容是：同步辐射应用和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的国际讨论会。

会议中间，李政道兴奋地说：“从今天开始的为期两周的同步辐射应用国际讨论会，和一般的国际会议不同，这个会是为了提高中国科学家在尖端科学领域里的水平和学术地位，为青年科学家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而举办的。”

“什么是同步辐射？”我问道。

思忖半晌，李政道介绍说，今天会上魏尼克(Winick)教授展示的一张蟹状星云的幻灯片，你看见了吧？早在中国北宋时期就有关于超新星的记载，也就是蟹状星云。北宋的天文学家每天记录它的亮度。据记载，起初几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大如鸡卵的奇星，之后亮度递弱，一个月以后，仍然和金星一般明亮，共发光三百多天。这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关于超新星的记录。超新星所发的光，就是同步辐射。目前电子同步加速器产生的同步辐射光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世界上称之为“明日的激光”。可以说，它比激光的用途还要广泛。由于它有强度大、准直性好等的优越条件，是凝聚态物理、医学、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研究中极为有力的研究工具。

李政道说，这次会议集中了全世界优秀的同步辐射专家。举办这次讨论会的目的，是把世界各国在这个领域里的专家请来，大家聚在一起发表学术论文，共同开展讨论。知道人家做什么，然后去做，这也有好处，否则只能永远跟在人家的后面。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是人家还做不出来的，从而找到正确的方向进行突破，而如果你能做出来，那你能走到人家的前面去了。

在这次会面中，李政道侃侃而谈。他兴致勃勃地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建造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中国高技术的发展。他还高兴地对我说，现在，中国造的加速管已经远销到美国。去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为了增加两节加速管，在世界各国招标购买，最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标。今年已经交货。

“这是高技术产品的外销。因为成品优良，这次讨论会期间，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表示还要在中国订购8节加速管，估计在6月份可以签订合同，销价共207万美元，纯利约60万美元。今天早晨，斯坦福同步辐射实验所的所长，也向我表示要订购中国造的一些加速器的主体部件。用上海话说这是‘硬碰硬’，中国造的加速管如果质量不好，人家才不买你的货呢！”李政道笑着说道。

李政道还说：“中国人造的加速管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吸引世界各国前来购买，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来买。可以说，这件事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仅如此，因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的需要，很多工厂也协助参加了工作，提高了中国的高技术工业水平，其他如真空、电源、高频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全国工业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和世界水平比，还可以争取更大的国外市场。”

在这次会面之前，李政道还对中国博士后工作的进展谈了些意见。他对我说：“1984年邓小平和我们一起讨论了博士后制度的有关问题。邓小平问：博士这名称恐怕在汉朝时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显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博士后呢？我解释说，在大学的时候是老师给他出已经有解的题目，然后老师指导他解题。大学生按照在学校学习的课程，解了老师给他的题目，如果这个解是和老师知道的正确的解相吻合的，这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得到学士学位。在研究院，老师给学生出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怎么去解。研究生按照所学的知识来解老师给他的题目，而这个解由老师自己及同行评判，认为这个解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可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发挥是要自己出题目，独立进行研究。这个培养独立工作的阶段，就是博士后的过程，因此必须有博士后。”

李政道说：“1987年从国外回来的博士有120多位，其中不到一半做了博士后，我们来研究一下120多位从国外回来的这个数目。”

他说：“在国外，在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平均是6年，有些同学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再做一两年的博士后。可见，他们是在国外求学了6-8年。今年是1988年，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是指国内1980年到1982年派出去留学的。而那两年国内主要派出去的是访问学者，并不是学生。学生主要派出是1982年以后，因此国外回来120多位算是相当多的，就是说大部分出国的同学是要回来的。近年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我们第一批的博士(CUSPEA)学生收了5位中国同学，第二批收了3位，这8位中有4位已学成回国。中国派出了上万名留学生，绝大多数是1982年之后出国的，再过一两年后，回国的年轻学者会多起来的，对他们的安排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国内如何能积极创造条件，爱护回国的博士，对国内培养的博士和国外回来的博士同等看重；鼓励其中优秀的在国内工作几年后，可以再去国外进修；坚持开放交流，团结国外和国内的学者，共同发挥力量。这些工作都是很迫切的、应当注意的，做好这些工作，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回国。”

在这次采访中，李政道还向我表示，他对年轻博士们的未来充满信心：“不仅是我个人，国外许多学者，包括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今后10年、20年世界科技领域绝大多数将是华裔的，是中国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前四名几乎每年都是我办的CUSPEA中国学生。其他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也都是这样。因此，今后10年、20年的科技领袖大部分将是华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经济上，也在科技发展上，不仅需要跟人家拉平，而且要领先。要领先就一定要有一支精锐的、有独立创造性的、能够突破的队伍。”

他预言，今日的博士后人才，就是将来的这支队伍。到那时，世界科技领域的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顾迈男 作者系新华社原高级记者。她关于邓稼先、陈景润、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大家的报道，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直到今天，中学生还能从语文教科书中读到她写邓稼先和华罗庚的文字。出版《科学的春天》《与20位大科学家面对面》等著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