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大学春假

作者 | 陈沉

编辑 | 孤鸽

「这是我练习生生涯里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后悔的情绪突然击中杨泰瑞。

那是2018年2月，杨泰瑞在哈尔滨老家过春节，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廊坊大厂影视小镇，60位练习生正在为《偶像练习生》的位置测评任务努力排练。已经被淘汰的杨泰瑞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身处和家人过年的欢乐气氛中，而网络上，这档掀起中国「偶像元年」的选秀节目，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讨论。一股「莫名其妙的」后悔劲儿涌上来，「我为什么不努努力，也留在大厂，跟他们一起拼呢？」

杨泰瑞将自己的淘汰归结为「贪玩」「没有100%地努力训练」，尤其是初舞台亮相时，他没有展现出全部实力。为了弥补遗憾，在家待了一周，他就赶回北京，重新投入了训练。第二年，他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了《创造营2019》。

然而，逆袭故事并没有发生。又一次，他在第一轮就遭淘汰，被外界贴上了「最惨回锅肉」的标签。

惊讶和不甘的情绪冲撞着他，他在青岛的酒店里闷头呆了一周，直到回到北京，依然难以释怀。后来，他说服自己：被淘汰说明心态和业务各方面准备还不够，要继续努力，提高实力。

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选秀热度迅速退潮，平台和经纪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成为巨大的黑箱。「红」到底是靠实力、努力还是运气，也成了争论不休的「玄学」话题。在个体之上，盘结着市场、资本、观众等难以掌控的变量。

潮水涨落，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那群男孩们，在行业的巨大起伏里冲撞、浮沉。有的人，以黯然或果决的姿态离开，而更多的人，和杨泰瑞一样，还在等待。

在这些故事里，离开和留下同样困难。

图/微博

失望

杨泰瑞很少哭，尤其是面对镜头时。在《创造营2019》被淘汰的现场，他憋住眼泪，直到录制结束，才躲进厕所哭了一场。「因为我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我想，眼泪一定要留给成功那天，而不是现在。」

对成功的渴望，一开始是急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出道。

2015年，杨泰瑞高中毕业，去北京参加选秀节目，海选之后，就去了一家公司当练习生。那时，他对未来充满幻想，脑子里都是出道后的「风光」。然而，练习才一个月，他就对日复一日的训练生活感到厌倦，「天天都这么练，什么时候能出道。」

父母的观念很传统，催促他回家上大学，「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先有一个大学毕业证。」

失望的情绪和父母的压力让他放弃了这段练习生生活，回归校园，去沈阳师范大学念书了。但他始终放不下对男团的热爱，他又开始北京、沈阳两地跑，在训练和学习中反复切换。

到2017年底签约AIF娱乐公司前，他已经历经了几家公司，而每一次，都是从希望到失望。「一直在说出道。上一家公司要出道，再上一家公司也要让我出道，但一直没在道上。」

杨泰瑞参加《偶像练习生》的第一次公演舞台

很多踏上这条路的练习生，和杨泰瑞一样，都有过出道失败的经历。朱匀一也是如此，2016年初，他和双胞胎哥哥朱匀天第一次当练习生，但才三个月，他们就离开了那家公司。

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段短暂而糟糕的经历。公司是第一次发展男团业务，管理混乱，「老板很有钱，但他只投钱不管，底下的人就一顿捞钱。」经纪人私吞经费，串通舞蹈老师做假帐侵吞课时费，在伙食等日常开销上也做了手脚。

经纪人买名牌包，配有助理，而练习生们，一开始，「伙食巨好，营养均衡，又加餐」，后来，伙食越来越差，变成了最便宜的盒饭，甚至只有「一份青菜，一份番茄炒蛋」。

最后，所有的练习生都离开了那家公司，朱匀一和朱匀天也一起走了。那家公司也没有再经营男团业务。

这段失败的经历让他对做男团偶像产生了怀疑，因此，当《新锐》杂志邀请他们去当练习生时，一开始，他们是拒绝的。

当时的负责人从北京坐高铁到杭州劝说他们，他们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答应和对方见面。和对方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们还是拒绝了邀请。

「没有别的理由，那个时候不想做男团，觉得没什么前途。」朱匀一说。

参加《偶像练习生》时意外受伤的朱匀一

魔幻

相较而言，李让的练习生经历显得顺利很多，他当练习生后不久就出道了。

2017年，他还是美国丹佛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在学校放春假时，他回成都参加了《快乐男声》的海选，顺利获得了成都唱区决战50强突围赛的资格。

为了继续参加比赛，春假结束后，他没有回去念书，「但是我刚请假的那一刻就被淘汰了。我当时就懵了。」

休学已经无法撤销，对偶像行业抱有「幻想」的他，决定在这段时间尝试一下不同的道路。正好，他在微博上收到了辰星娱乐招募练习生的私信，就去北京参加了面试。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比较闹腾，学校组织的春晚我都会上去唱歌跳舞，所以我就去了。当时肯定是有幻想自己会怎么样，因为觉得自己有天赋。当时真的蛮自信的。」他说。

面试顺利通过了，他被评为了B等级，而辰星娱乐的培养体系是，如果被评为S级，就可以不交费上培训课程，其他等级都需要交费。李让在交了6.8万后，成为了辰星娱乐的练习生，食宿自理。

在上了一个月左右的课后，2017年7月，李让成为了辰星娱乐预备男团成员。8月，他就和另外四名练习生组成了MAMA LAND五人男团，正式出道。

CNK男团。图/微博

不过，李让表示，他和辰星娱乐签订的是练习生培训项目的合同，经纪约是和同年7月成立的超能唱片签订的，后者的老板王有禄是辰星娱乐的股东 之一。

除了两家公司在资本上的复杂关系，在公司呆久了之后，李让慢慢发觉，有一些在他看来不太有潜力、并不适合走这条路的小孩也被招进了公司，这让他感到不满。「因为一个孩子一旦选了走这条路，就意味着他选择不念书了，不念书的话，未来的人生道路还是蛮（难）。」

他也反思，当初招他进辰星的经纪人，一开始对他很好，但是，对方是真的看好自己，还是因为业绩压力？

每招到一名练习生，这类经纪人就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提成。为了提高业绩，他们会在微博和抖音上到处给人发私信，还会经常在三里屯拉人去公司面试。有好几次，他戴着口罩走在三里屯，碰到有人问他有没有兴趣做练习生，他感到很魔幻。

另一桩魔幻的事情是，去年「3·15打假」时，有报道说这种练习生公司是在骗人，用大量底层的付费练习生供养顶层的免费练习生，还把他和娄滋博描述成了所谓的顶层练习生。

「我气炸了，真不知道去哪里说，我好冤枉。这个社会真是有苦说不清。当时我还在公司，我又不可能跳出来说什么。这很搞笑，好魔幻。」

李让。图/微博

查无此团

对于出道，李让没什么感觉，甚至觉得有点突然。「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出道的感觉，突然，很突然。其实我们当时就像学生一样，去那边（指公司）上课，也没有工资。」

出道后，MAMA LAND没有激起任何水花，团队成员也在不断变动，有成员退出，又有新的成员加入，由最初的五人团变为了七人团，名字也由MAMA LAND改为了CNK。

但通告依旧寥寥，说是已经出道，实际上，他们处于「查无此团」的状态，和当练习生时差别并不大。

当杨泰瑞终于跨过出道这道门槛，他也才发现，出道和他第一次当练习生时的想象并不一样。和当练习生相比，出道的区别并不大，「出道之后，没有任何名气的话，别人也不会觉得你出道了，可能还觉得你是个练习生。」

进AIF公司后，他和公司其他四名练习生组成了男团GOLDEN AGE，在2018年11月22日正式出道了。他形容那是「普通的一天」，出道的首张迷你专辑和MV在各大平台上线，他和队友们像往常一样在公司上舞蹈课。

他们告诉舞蹈老师，「我们今天出道了。」老师回：「哇，你们出道了。好，继续。」他们便接着训练舞蹈。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不红嘛，跟当练习生是一样的，我们只知道得继续努力。」杨泰瑞说。

GOLDEN AGE男团。图/微博

出道之后的运营，对偶像团体能否走红，至关重要。短视的经纪公司急于变现，没有对艺人培训和作品的持续投入，而练习生在出道之后，也会因资源和人气的不够而感到落差，甚至面临着没有任何活动的实质性解散。

在《新锐》杂志那位负责人的反复劝说下，朱匀一和朱匀天还是和他们签约了。

签约之后，一切看起来很顺利。进公司两个月后，公司就安排他在内的几名练习生去韩国培训，并在韩国录制了出道单曲和MV。2016年冬至，他们发行首支单曲，以CATCHERS五人男团的形式正式出道。

但没过多久，当初的负责人就离职了，「《新锐》就是想赚快钱，它出道前投入了一部分钱，出道后就没有再对我们进行持续地投入了，就想我们赶紧挣钱。老板没有看到成绩，（就把那个负责人开了）。」朱匀一说。

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发过歌，通告也很少，「基本上也没有培训。每天我们也不知道干嘛，没有工作的状态持续了很久。」不仅如此，根据朱匀一的说法，除了每个月的3000元生活补助，公司从不向他们结算任何通告费用。

他们不得不主动为自己争取资源。2017年10月，朱匀一和CATCHERS其他成员，为自己拿到了《偶像练习生》的海选面试机会。然而，面试通过后，公司反对他们参加这档节目。直到要给爱奇艺寄送合同的最后一天，老板才不情愿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CATCHERS在《偶像练习生》的初评级表演

朱匀一回忆，到11月初，公司给他们安排的宿舍租约到期，但没有续租，他们只好自己找地方住，直到12月去大厂参加《偶像练习生》的录制。后来，他们给老板发的消息也都得不到回复，「跟他说我们吃饭都吃不起了，每天吃馒头，他都不回我们。」

次年五月，朱匀一和其他成员向《新锐》杂志提出解约，「那时候，节目刚结束，我们肯定想有发展，他又不做你，放着你，那没办法，只能解约。」公司拒绝解约后，他们便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老板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是让我们不想呆下去的，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他说，你以为你们的青春很值钱吗，难道我的青春不值钱。」朱匀一说。

回锅肉

CNK男团出道不久后，超能唱片安排他们去参加《偶像练习生》的海选，最终，李让和娄滋博、武连杰、覃俊毅4人通过海选，并在节目中获得了不算差的排名——都在40名以上。

他们终于摆脱了「查无此团」的窘境，但人气依然不高。李让回忆那段时间，除了在节目中排名最好的娄滋博，他和其他两人基本上处于没有工作的状态，「用偶像圈的专业名词讲，就是在家抠脚。」

团体活动也不多，而且基本上都是采访、电台节目或者颁奖典礼这类通告。直到2018年7月，公司才为他们推出了第二首单曲。

他只能继续参加选秀，寻找下一个机会。他连续两年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但都在海选就被淘汰，用他的话来说，必须要用显微镜才能找到他的镜头。

《中国新说唱》第二季

去年底，他还去参加了《少年之名》和《明日之子乐团季》的海选，都没有通过。今年，他又上了「有趣综艺新偶像」选秀《认真的嘎嘎们》，止步35名。

他把每次去参加选秀视为一次求职，即使不断被淘汰，心态也很平和。「有机会就去呗，都是他们邀请我的嘛。」

对于普通人而言，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求职或许会更加顺利。但对于吃青春饭的偶像行业而言，年龄越大，越「贬值」，不断参加选秀意味着不断「回锅」和「折旧」。

杨泰瑞也是如此，尽管他所在的AIF公司对男团的运营更为用心，出道一年，就为他们发行了三张迷你专辑，还拍摄了几个小团综，安排了粉丝见面会，但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成员们不得不再次投身选秀节目。

杨泰瑞和GOLDEN AGE的队友林染、唐心、李景泽，一起去参加了《创造营2019》，除了林染，其他人都是首轮即被淘汰。

之后，作为舞蹈担当的他，又去参加了《这！就是街舞3》。确定入围400强后，他用了四天时间编舞，随后赶到上海隔离了半个月，又在训练营里和其他几百位选手battle、训练了一周，最终才来到400进100的正式录制环节。

然而，他没有得到队长钟汉良的毛巾。第三次，他在首轮就被淘汰。正片里，他的镜头不足一分钟。

杨泰瑞。《这！就是街舞3》

这便是他被贴上「最惨回锅肉」标签的缘由，尽管他本人毫不介意。「回锅肉对我来说是一种骄傲」，因为「回锅」意味着「一种对梦想的坚持和付出」，「从来没有放弃过，还在努力。」

但行业永远欢迎新鲜的面孔。《青春有你》在选人时，就明确点名不要参加过《偶像练习生》的选手。杨泰瑞本名杨羿，参加《偶像练习生》时，他用的还是本名，而参加《创造营2019》时，他改名为了杨泰瑞。

「因为杨羿这个名字不能上《创造营》。我出道名是Terry，想想要不就杨Terry，他们说英文名也不行。那就杨特瑞吧。我说别，杨特瑞不好听，就（取名）杨泰瑞了。」

如果参加选秀是求职，那么，不断被淘汰也就意味着失业。而失业，则意味着没有收入。无论是杨泰瑞还是李让，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来自父母。

AIF为GOLDEN AGE成员提供住宿，也会结算通告费，并给他们提供一定补贴，但杨泰瑞依然很难养活自己，「大部分资金都是家里面支持。」

超能唱片不提供食宿，直到从《偶像练习生》回公司大概三个月后，李让才开始拿到公司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到2019年5月结束北漂前，李让一共赚了不到两万块钱。

有一个月，李让接到了一条广告，赚了七千，加上两千元工资，那是他在北京两年挣到的最大一笔收入。「我当时觉得是巨款，有一种，妈，我赚钱了的感觉。」

李让。图/微博

不甘心

两年过去了，朱匀一和《新锐》杂志的经纪合同纠纷案依然没有开庭，这让他的发展更为困难。为了保持曝光，朱匀一会经常开直播和粉丝聊天，最近，他在琢磨怎么把短视频做好。

他尝试过在抖音上日更、隔天更，但更新频率提高后，观看量很低，粉丝增长也长期陷入了停滞。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工作机会少，只能是赚多少花多少，勉强养活自己。他也在考虑，要不要开一家网店，用其他收入来维持自己的唱跳事业。「说白了，这个年纪赚钱很重要，不然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还怎么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呢？」

哥哥朱匀天已经决定放弃做idol，但他还想再试试，入行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刻始终是站在舞台上时。

他希望能有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看到——尽管他「没有觉得自己能红」。

朱匀一。图/微博

2019年，CNK组合解散，李让也离开了超能唱片。没有公司，也没有什么资源和收入，他一时之间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决定结束北漂，回家调整状态。

已经27岁的他，遇上有男团选秀节目邀请他过去面试时，还是会去试一试，但他也知道，机会渺茫，他不太可能再以男团rapper的身份出道了。

但他并不打算离开这行，「我对说唱有执念，是真地有执念。」他回忆起参加《中国新说唱》第二季海选时，满怀信心地表演了自己创作的《Let's talk about it,shall we》，结果，潘玮柏没有给他链子，他被淘汰了。但他「一点都没有难过」，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复活。

他在体育馆等了两天，终于等到了复活环节，然而，被复活的人里，并没有他。「好吧，原来我又盲目自信了。」

他从2017年11月开始写歌，目前为止，已经出了22首歌。他经常会有错觉——「这首歌必火」，然而每次歌曲发布之后都没动静。「那就下一首吧。」现在，他已经在准备下一张专辑了。

「做音乐，慢慢来，基础实力我是有的。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做出自己风格的音乐，别人一听就知道是我的歌。」李让说。

杨泰瑞也没有离开这行的想法。五年来，他认识的很多练习生离开了偶像行业，甚至退出了娱乐圈，但他很坚定，他一定要做男团idol。

「很多人都说我是个rapper或者dancer，但我永远都只能说我是个idol。我从高中就爱这个，一开始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当练习生到现在，五年了，已经从虚荣心变成了一种坚持。」他说。

杨泰瑞。图/微博

高中时，杨泰瑞开始喜欢韩国的偶像文化，粉上了权志龙和防弹少年团，开始在网上找他们的视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模仿、学习他们的舞蹈。

高二时，他拉上班上四个同学给他伴舞，在学校表演了权志龙的《Crayon》，台下的欢呼和之后走在学校被人知道的感觉，让他喜欢上了站在舞台上表演。

当他真正当了练习生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被跳舞和说唱占满，「我的生活已经全都被这些笼罩了。」而付出的时间越长，经历过越多次失败，他就越发坚定——因为不甘心。

「付出这么多年，身边的人换了又换，说的话永远是那一句，你真的很优秀。但你却迟迟得不到什么回报，反倒会多一份坚持。」杨泰瑞说。

GOLDEN AGE出道后的舞台首秀是2019年6月，在郑州。他们表演了三首歌曲，台下，粉丝们做着他们团的应援手势「GOLDEN AGE宇宙第一好」。

杨泰瑞感到非常幸福，「我最开心的就是能上台表演。」

采访结束后，他以标准男团的九十度鞠躬对我说「辛苦了」，「姐姐，祝我们这两年能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