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徽新华学院 赵东云
抗战期间，奥地利医师罗生特来到中国，曾先后担任新四军总部医院卫生顾问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卫生顾问，并在陈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经他救治的抗日军民数不胜数，其中包括罗荣桓等多位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在艰难的岁月里，罗生特不仅成功稳定住了罗荣桓的病情，还同罗荣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罗荣桓（左三）和罗生特（左二）在山东抗日前线
罗生特，本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28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获得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于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医师。罗生特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勇敢地挺身反抗纳粹法西斯暴政。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后，大肆逮捕、迫害犹太人，罗生特也被关进集中营，受到残酷虐待。在遭受折磨一年后，罗生特侥幸获释，但立即被驱除出祖国，并被勒令永远不准回国。罗生特拖着病残的身体，偕同难友悲伤地离开祖国，来到中国上海。
在上海，罗生特开了家诊所。他常因日本法西斯的暴行而愤怒，对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报以深深的同情。在沪期间，罗生特参加了外国人学习小组，学习马列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其思想更加倾向进步。经外国记者郭希伯（汉斯·希伯）介绍，罗生特结识了新四军派驻上海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的吴之理和军医处长沈其震。罗生特认为，中国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战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是抗战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希望在根据地、在共产党。
1941年3月，罗生特随沈其震等抵达苏北根据地(沈其震把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的名字改为罗生特)。受到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及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随后，罗生特被安排在新四军总部医院工作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在新四军期间，罗生特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往返于军部和各部队之间检查卫生工作、培训医护人员、看病问诊、实施手术。根据他的建议和筹划，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成立，罗生特多次授课培养了大批卫生骨干。
1942年冬，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积劳成疾，军区医院虽给予多方治疗，但并没有取得效果。陈毅得知情况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军部医院找罗生特大夫诊治。1943年4月中旬，罗荣桓被护送至新四军四师驻地半城。罗生特闻讯立即从军部赶来，对罗荣桓身体进行全面检查、诊治。虽然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确定罗荣桓具体病种，罗生特仍与医护人员研究，很快制定出一整套医疗方案。
经过罗生特精心治疗，罗荣桓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在治病期间，罗生特每天都多次来到罗荣桓身边，摸脉搏，查尿样，测体温，量血压，详细询问病人感受，掌握治疗进展情况。罗生特的良好医德风范，给罗荣桓及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工作需要，罗荣桓在新四军四师驻地、军部医院经罗生特治疗两个月后，不得不北上回到山东。
1943年秋，罗荣桓的病情再度转重。当时，罗生特正在四师师部工作，陈毅打电报给彭雪枫师长，请他征询罗生特的意见，问其“能否去山东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去延安”。罗生特欣然同意。很快，罗生特带着几个助手，风尘仆仆赶到山东。
罗生特一到，立即对罗荣桓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化验，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仍未能确定病因。罗生特建议罗荣桓秘密到上海治疗。经党中央同意，罗生特护送罗荣桓由山东行进至盐阜地区时，得到消息说，罗荣桓此行到上海就医有暴露的危险！于是罗荣桓决定继续留在山东。经罗生特对罗荣桓进行保守治疗，病情得到控制。
罗荣桓对罗生特十分信任，积极配合治疗。在山东，罗荣桓还任命罗生特为军区卫生部顾问。除了给罗荣桓治疗外，山东根据地不少伤员和病患者也得到罗生特的治疗。罗生特平均每天都要看几十个病人，以至于军区首长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给他规定了看病的时间和看病人数，但这些规定常常被他自己打破。工作之余，罗生特还抽出时间给军区卫生学校的学员和医务人员培训班上课，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高度称赞。
罗生特性格开朗，爱好音乐，很喜欢小孩子。罗生特经常与罗荣桓家来往，孩子叫他“大鼻子叔叔”，他总是高兴地答应，并伴随着朗朗的笑声。
罗荣桓和军区领导都很关心罗生特的生活。每当从前线缴获到炼乳、咖啡、罐头等，罗荣桓总会派人送一些给罗生特。但是，罗生特不愿意搞特殊化，宁可与普通战士、群众一道吃高粱煎饼。在军区政治部电台工作的王新兰等同志询问罗生特生活情况时，他总是用生硬的汉语说：“很好！很好！”
罗生特曾说：“罗荣桓同志是个优秀的军事家、指挥家，他的手术事关重大，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抗战胜利后，罗生特继续随罗荣桓所率部队一起转进至东北。为了给罗荣桓治病，罗生特带领相关人员跑遍了东北各城市的大小医院寻医问药，但都未能使他满意。后来，罗生特找到苏军驻旅大地区司令李皮辛斯基，向他提出请莫斯科派专家来华支援，给罗荣桓施行手术。
一个多月过去了，苏联方面专家没到，罗荣桓的病情却不断加重，罗生特极为焦虑。他前往民主联军总部，要求下令让罗荣桓休息，并提出罗荣桓应立即到苏联治疗。他焦急地表示：“如果罗荣桓不能到苏联做手术的话，在病情发展到不能再等待的时候，只好由我给他施行手术，但这种手术是危险的。”后来，终于等到苏联方面同意罗荣桓去莫斯科治病的消息，罗生特如释重负。
1946年夏，罗荣桓前往莫斯科治病。考虑到欧洲战争结束，而自己离开祖国已整整7年，于是罗生特打算亲自护送罗荣桓到莫斯科，以便沿途做好医护工作，然后再抽时间回奥地利探亲。由于当时苏联方面对入境人员有严格限制，罗生特难以成行。罗生特遂护送罗荣桓抵达中苏边境口岸满洲里。在那里，两人依依惜别，罗生特向罗荣桓提出回到部队继续工作的请求。罗荣桓敬佩罗生特的人品和才能，更为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于是写信给东北联军总部，建议任命罗生特为联军医学顾问。后来，罗生特还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
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陪同罗荣桓到北京、天津医院做检查，罗生特自己也做了身体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罗生特已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立即修养。其实，罗生特早知自己病情，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一直忍受着心绞痛，长期带病工作。党中央和四野首长对罗生特的健康很关注，决定罗生特和罗荣桓一同留在天津治疗、休养。但是，罗生特考虑的始终是病人和工作，他多次去医院看望伤员，给首长做检查，到一些医院、大学参观、学习，做学术报告，还给很多同志做检查、治疗和手术。在天津，罗生特没有安心休养，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天给罗荣桓检查两次。
1949年，罗生特看到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提便出要回国看看。他对通讯员李光说：“我回国看看再来，还要把哥哥、弟弟、妹妹带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促进奥地利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做第一任驻华大使。”罗荣桓理解罗生特的心情，特设家宴招待罗生特，为他送别。宴会上，罗荣桓与罗生特深情交谈，宛如家人。
1949年7月1日，罗生特离开天津抵达上海，做回国前的准备。罗生特的到来，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和昔日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陈毅高度评价了罗生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在沪期间，罗生特与昔日战友共话往事，畅想未来。回国前，罗生特把伴随自己多年的照相机、收音机、领带及许多生活用品留给了视为亲人的李光。
1949年11月，罗生特离开了他战斗、生活9年之久的中华大地，踏上了回国旅程。罗生特回国前表示，他要争取当奥地利首任驻华大使，再次来到中国，为促进两国友好贡献力量。
两年后，海外传来罗生特因心脏病发作逝世的噩耗，罗荣桓及其家人以及罗生特的中国战友们悲痛万分，纷纷举行祭奠活动，悼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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