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上学时间

汤超

一） 美国早期的大学

美国早期的大学要远远早于美国早期的启蒙运动。例如,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成立于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成立于1693年等。这些大学主要由宗教系统建立，目标主要是培养牧师以及与宗教有关的神职人员。这些大学的理念比较保守传统，教育方式也是模仿欧洲的牛津与剑桥大学。

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托马斯·杰斐逊意识到自己的母校——威廉玛丽学院受宗教势力的影响太深，使学生的发展受到了束缚，也仅向学生传授极为有限的科学知识，所以于1819年也就是美国独立不久创立了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亲自担任校长。 托马斯·杰斐逊的目的除了使大学摆脱宗教影响、追求科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发展公共教育。

有意思的是托马斯·杰斐逊就葬在离弗吉尼亚大学不远的地方。虽然他做过美国总统，但他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上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而写的是：“托马斯·杰斐逊，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令》的执笔人， 弗吉尼亚大学之父， 安葬于此。”这一点足以看出，在托马斯·杰斐逊看来，“弗吉尼亚大学之父”的头衔比美国总统还要重要。

（二） 经济发展需求：技术型大学

美国为了顺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建立了一系列大学。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国会把联邦的土地拿出来一部分让各个州自行创立大学，各州可以直接选择在这些土地上创立大学，也可以卖掉土地，用换来的资金筹办大学。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诞生了近百所大学。大部分新增的大学不再为宗教服务，它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导致新增的大学大部分为技术型大学，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农业和技术业，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这个时期于1861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在成立前夕给州政府提交的报告里，阐明了成立该学院的理由是使工业科学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

（三） 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

让我们再回到科学的话题。虽然美国的科学在早期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美国当时整体的科学水平是远远落后于欧洲的。

对美国科学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是移民。二战之前就有不少科学家为了追求自由或发展机会来到美国。例如发现氧气的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他的思想在英国受到了限制，于是移民到了美国。还有以下的这些非常著名的人物：来自苏格兰的被誉为“电话之父”的著名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1874—1922）；来自德国的交流电专家查尔斯·斯坦梅茨（Charles Steinmetz，1865—1923）；来自俄国的电视发明者弗拉基米尔·佐利金（Vladimir Zworykin，1889—1982）；来自塞尔维亚的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1856年—1943）。他们都认为美国能够给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机会，移民到美国。

二战对美国的科学和教育而言是最大的转折点。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大批科学家来到美国，其中有名的科学家不胜枚举，例如爱因斯坦、费米、美国“氢弹之父”泰勒、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发明计算机的冯·诺伊曼（von Neumann），还有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关键人物核物理学家贝特（Hans Bethe）。他们之所以来美国，一是由于美国的文化和他们比较相近，二是美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度，且美国从建国以来就对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非常欢迎，对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

美国吸引了大量的科学家，这不仅使他们的科学技术得到大力发展，也对二战的结束有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的一批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支持了曼哈顿计划，使得美国比德国早一步研制出了原子弹。毋庸置疑，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直接使二战画上了句号。美国除了拥有原子弹的优势，还有很多不广为人知的优势，例如雷达、瞄准镜、导航系统和电报密码破译的优势，这些都与科学家的参与相关。战后，美国军方不顾政府的反对收容了大量的德国纳粹科学技术人员，例如“火箭科学之父”冯·布朗（von Braun）。后来他因为对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贡献赢得了美国的最高荣誉——国家科学荣誉奖章。这表明美国在当时是一个科学至上的实用主义国家。

我们可以用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作为衡量美国科学的标志。二战以前（1942年以前），美国有13人获得诺贝尔奖，占总数130人的十分之一，且13人中仅有一人为非美国本土出生，可以看出那时美国的科学成果和移民数量都不是很多。而自1943年以来美国获得了240个诺贝尔科学奖，占总数428人的一半之多，非美国本土出生的66人，本土出生的也有不少是第二代移民，如朱棣文、丁肇中，可以看到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科技发展中完全占主导地位。

（四） 二战后的大学

二战后美国的大学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等通过与军方的合作实力大大提升。MIT也确实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MIT将美国的雷达、瞄准系统、导航系统的精度水平提高了很多，且MIT发明出了第一台可以实时处理数据、用显示屏作为输出的电子计算机的飞行模拟器，这对1960年代的商用计算机和微机都有很大影响。

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奖励退伍的军人，给他们奖学金并通过一系列考试后资助他们上大学（GI Bill），大批的退伍军人到大学深造，使得社会对大学的需求大幅度增加，从而使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同时期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称作Baby Boom，也就是二战结束后，新生儿出生率大幅度提高。

二战使美国对科学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位，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科学技术能在二战中发挥如此大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美国政府和社会重新思考科学与教育的功能，更加不拘一格降人才。美国大众也看到了科技对国家实力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引发了以哈佛校长Conant为首的1945年的教育改革，让生源从少数几所贵族学校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中来。

（五） 美国大学的目标

美国各大学的宗旨不尽相同，但有点殊途同归的感觉。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全球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普林斯顿大学强调的是他们在研究领域的优势，他们的宗旨是尽最大的努力发现并传播知识。麻省理工学院比较实际，他们奉行的是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顺应21世纪发展需求的科学和技术人才。加州大学的目标最简单，因为他们是公立学校，所以他们最基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教育下一代从而为公共社会服务。

（六） 美国大学的环境与制度

大家可能会问，美国的大学到底是精英制还是民主制。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各个学校情况不一，但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责任制，各级权限定位明确，事后奖惩追责制度非常的严谨，并被恪守。所以可以说美国大学奉行的是精英下的民主制，也就是精英们讨论，以精英内民主的方式达成一致，若事后发现先前决定的事是个败笔，那么责任人的名誉受损，做得不好就换人。一般校长是五年一任期，这期间做得好可以连任，做不好到期下台。

当然美国的每个大学对精英制和民主制的偏重不一样。举个有意思的例子，王晓东原来所在的美国西南医学中心（UT-Southwestern）实行的可能就是精英讨论制。每周五下午系主任带着自己信任的几个资深教授去一个固定的酒吧边喝酒边讨论系里的大事，久而久之酒吧里的常客怀疑他们公款吃喝，这使得他们小范围的精英讨论只能换地方了。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就奉行比较保守的民主制度，比如要招一个人进来，需要很多（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教授达成共识。这样的好处在于招来的人是大家都认可的，有利于该校的和谐与合作氛围，这种氛围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亮点；但一个潜在的坏处就是它不够冒险与创新，尤其是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方面，使得学校的发展有时会落后一步。有一段时间我在加大旧金山分校负责招聘系统生物学（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方面的教授，结果不尽如人意：有好些现在已经证明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因为当时在加大达不到广泛的共识而被拒之门外。他们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等大学接纳，后来都做到很好。

美国大学与国内大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软环境，一个是先前提到的美国大学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二是美国大学完全没有行政化的概念，只为科研教学服务；三是大学中的每个教职员工分工明确，大部分人对自己的工作都比较专业比较认真（这点在日本尤有体现为什么日本近些年拿了不少诺贝尔奖，并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做事比我们更加专业和认真）；再一个就是教授治学严谨和对年轻学者的支持。

对于美国大学教授的治学方式这里有个非常形象的例子。二战时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在战争结束后做过五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上任后非常兴奋，去会见各个部门的代表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所有教授。在欢迎会上，艾森豪威尔说：“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见面。”这时，一位物理学教授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I. I. Rabi)站起来说：“先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我们（教授）就是大学！”

对于鼓励和培养年轻人，美国大学有他们自己的思路。从政府层面和基金会层面，都有专门给年轻科学家设立的基金和奖项。年轻科学家的科研环境与资深教授基本平等，经常甚至还优于一些年长的教授；并且每个年轻的教授进来的前几年都会为他或她配备一位资深的教授作顾问（Mentor），为年轻教授指点治学和科研等方面的不解之处。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年轻教授在六年的时间内没有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就只能退出，因为他们在第六年需要进行一次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是残酷的是否成为终身教授的评估（Tenure），所以说这也是美国大学恩威并济的一点。

（七） 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

美国大学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很多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的宽泛，各个学科在本科阶段所选的课程有不少共同的东西，也有较大的自由度。一个本科学哲学的学生考上了物理的研究生不是件奇怪的事。同时本科入学后转专业的现象也很普遍。在教学过程中，美国大学非常重视师生在一起的交流与互动，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批判性思维。美国大学的这些思维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

美国虽然拥有教育部，但对于美国大学来说形同虚设。美国教育部对于各个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学生的毕业要求是不过问的。美国大学的课

程设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下面以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哥伦比亚大学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自己的核心课程设置是万年不变的。所谓的不变不是说具体所授的课程内容不变，而是核心的框架和培养理念不变。所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不管学习哪个专业，必须学习哥伦比亚的核心课程并满足培养要求，核心课程的教学安排非常紧，学生课业压力很大，但核心课程所授内容也成为不同专业的同学在一起交流的话题。

哥伦比亚大学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普林斯顿大学则是与时俱进，他们推出了一项整合科学计划，这是个本科生教学计划。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帮教授们认为把科学机械地分割为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不一定对所有学生以后的发展都有好处，从事科学的学生应该有一种全方位的思维。他们认为未来的科学虽然也是基于不同的传统科学学科，但更多的是跨两个学科甚至更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所以普林斯顿大学设计出了一套融合各个科学学科的课程授课方法，不将任何科学学科孤立出来单独授课，而是整合在一起。这项计划只招收少量学生，但非常火，毕业生炙手可热，很抢手。哈佛等其他学校也开始推出类似的教学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