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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奥地利战败之后,19岁的哈耶克回到天翻地覆的维也纳——而就在战事快要结束时,他差点成为俘虏,而且还得过一次疟疾,不过,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发作过。战争结束后,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旧制度被摧毁。1917年,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退位,1918年家族成员被处决;1918年,随着威廉二世退位,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也成为历史;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结束了其对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整幢社会秩序大厦的根基已动摇。除了内部的社会转型,外部的政治版图也经历重组:出现了8个新国家和苏联,整个东欧、中欧、南欧的国界线都被重画了一遍。
奥匈帝国当时共有1 5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葬身这场战争。整个欧洲约有1 000万人遇难。奥匈帝国崩塌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有其原来人口的1/7,其面积也只相当于古老帝国的一个角落。这个帝国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这场战争,但战争却摧毁了自己。
1918年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一直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犹豫不决。他的专业是法律,因为经济学属于法律系,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经济学。最后,主要是出于对金钱和就业问题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
他当时计划去从事同时需要法律和经济学的职业,他觉得外交部比较合适。对于自己究竟要干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他回忆说:“那三年,我的学习根本没有被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考虑左右,当然,我们家的传统让我觉得,当一名大学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才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过,即便是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的一位朋友曾预言,他将成为政府某部门的高级官员。
跟大多数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也曾期望战争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间,他曾下定决心要进入外交界,“不过这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我们都觉得,战争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待在军队,但我又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个懦夫。于是,我决心自愿加入空军,为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懦夫。在空军部队,我可以腾出时间学习,为我希望参加的外交官的录取考试做准备,而如果我在空军部队干上半年,我就有资格离开军队了”。哈耶克后来接到了进入飞行学校学习的命令,但他最后没去:“匈牙利垮了,外交职业已不存在了,我对此也没兴致了。”
战后的维也纳极其贫穷。新成立的奥地利经受着饥荒、能源匮乏、通货膨胀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袭。经济已经崩溃。战争结束后,新兴的奥地利共和国取消了贵族封号,不允许人们的名字中再出现“von”。哈耶克也不再用这个词了。不过,他的出生证上仍有“von”,若干年后,他加入英国国籍,于是在英国,他又“突然成了冯·哈耶克。当时(1938年),我要去欧洲度假,急着续签英国护照”。
在战后的维也纳,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一种观念和思潮汹涌而来。后来,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这些观念也陆续出现在其他国家,他认为这些观念为集体主义统治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日益临近——离维也纳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曾建立过一个维持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一些曾活跃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后来跑到维也纳避难——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突然敬重有加。我们后来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东西在迅速扩张,当时还是新兴的‘计划经济’概念,当然,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当时讨论的主要话题。”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
从17~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诱人的社会主义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一战”使改革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学时的维也纳大学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地方”。尽管经济条件很贫乏,政治局势很混乱,却“没有影响从战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思想水平”。事实上,旧帝国各个地方的学者涌入维也纳大学,大学从中受益极大。他“沉浸”在学习和“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中。他白天刻苦学习,晚上就去跳舞,尽管由于煤炭匮乏,政府实行灯火管制。他曾向一位采访者描述过早年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大学的舞会’,他说,‘女孩子都是教授们的亲戚。舞会相当正式。你可以请某位女孩外出,比如去看戏,但总有年长的女伴跟着’。他也曾在没有女伴的情况下跟一个女孩出去散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女孩是他的远房表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曾参与组织过一个日耳曼人的民主党,试图在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外建立一个中间团体。在他上学期间,奥地利货币体系崩溃了。1921年10月到1922年8月,物价上涨了7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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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殿堂,此后,他毕生都徜徉于这一传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哈耶克曾讨论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他说,他是“维塞尔的嫡传弟子,最初他对我影响最大。我是在拿到学位之后才知道米塞斯的。但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并不清楚),对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阅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原理》,还有《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他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是“如此迷人的著作——如此令人满意”,他完全被经济学迷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格尔在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即便不是在所有领域,至少也是在相当多的领域,他拥有许多杰出的思想传人,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34年,哈耶克在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说,该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完全全出自卡尔·门格尔”。1929年,米塞斯赞扬门格尔说,今天的“种种经济学思想都与门格尔及其所论证的学派联系在一起。1871年,即门格尔发表其《原理》那一年,通常被认为开启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新时代”。哈耶克也说:“恐怕没有历史学家怀疑奥地利学派是否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完全是因为这个人为这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门格尔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概念对哈耶克的技术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门格尔在《原理》中提出了这种思想:
我们这门科学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似乎应当是弄清财货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制作面包的面粉,我们磨面粉的谷物,我们生产谷物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财货。然而,仅仅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当像其他经验科学中一样,致力于按照各种财货内在的性质将其归类,了解每种财货在财货的因果链条中的位置,最后发现其遵守的经济规律。除了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货(为简明起见,此后我们将之称为“第一级财货”)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在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大量其他东西,它们与我们的需求之满足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同样具有财货的性质,且这种性质一点儿也不少于第一级财货。在我们的市场中,在面包等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的财货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燃料、盐等各种东西。这些东西确实不可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但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这些东西也被认为是财货,跟第一级财货一样。这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生产第一级财货,因而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满足人的需求。
哈耶克也受到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的巨大影响,该书的思想形成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与当时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半个世纪后,哈耶克评论说:“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探究》一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讨论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他后来又说:“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在社会中‘常常会实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斯密之后的100年,卡尔·门格尔又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之后,没有任何学者像他那样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想弄清楚‘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对公众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创造这种制度的公众意志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意义重大,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
自生自发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而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构架。
门格尔在《探究》中说:“有些人把一切制度归功于积极的公共意志活动,这是错误的……制度是在不经意间形成的。”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有机体的每个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几乎都呈现出令人赞叹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并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产物。同样,从大量社会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制度对于整体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而通过更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某种意图,即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产物,它们也是‘自然’的结果。只需想想语言、市场的起源以及共同体和国家的起源等,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了其边界。政府不应对经济体发号施令,而只应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个体能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动。因此,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哈耶克只见过门格尔一面,时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门格尔已80高龄,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他是一位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所以,我就把他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门格尔去世后,人们出售他的藏书,哈耶克被邀请担任顾问,于是,他得以看到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全部藏书。而在欧根·冯·庞巴维克去世后,他也全面观参观庞巴维克的书房。
奥地利学派历史上共有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门格尔之外,另外两位是庞巴维克(于1914年去世)和维塞尔,他们跟门格尔一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塞尔是庞巴维克妻子的弟弟,两人是终生的挚友。庞巴维克强调资本和利息,提出“迂回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提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要参考。庞巴维克后来成为奥地利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也是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种名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政务活动。庞巴维克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活动,即他最早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徳语世界相当盛行,后来又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比起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来,维塞尔具有明显的社团主义色彩,他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哈耶克回忆说,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两个传统——庞巴维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受到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维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维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到底是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的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体的驱动力”。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结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欲望以及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还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其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门格尔在《原理》前言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他经济行为的重要洞见”。米塞斯在反驳经典社会主义时,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他思想继承者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作用,尽管他的思想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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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一战”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经济学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维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时,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说:“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生平第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比我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而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典范,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极为痴迷。他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对他来说,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理世界性质的理解。在这一领域,他受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影响极大。马赫在1916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其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平分的。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在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的研究完全转向经济学。
在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时,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密切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1921年11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3年里,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各科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另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程,每晚都跑去跳舞。”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在这方面,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程。
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旁听各种各样的课程,其中也包括解剖课。“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可以偶尔混进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
1910~1925年,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他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根本没有其他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能够应付口头考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必须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待在学校,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经常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你不得不“学会自主探索自己的道路,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和鼓励”。哈耶克最终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生活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里,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其他学科讨论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么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什么好处呢?
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如果就我们本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我们却拥有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充满兴趣。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而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相关知识的技巧。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1920~1935年那样激动人心”。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20万人之多,而“二战”后,却只剩下了8 000人。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200万。
最初,哈耶克与犹太人只能算是泛泛而交。进入大学之前,他连一个犹太朋友都没有。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此时才开始与犹太人有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那里还实行“编外讲师”制度。编外讲师都具有教大学生的资格,只不过其薪水不是由大学支付,而是由学生支付,其报酬非常微薄。很多编外讲师都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哈耶克回忆说:“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差不多每一位讲师都才华出众,或者已做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最后一个群体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他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哈耶克是这样说的:“我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只顾着记笔记,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我没法完整地复述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但它们改变了我的想法。有时候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时已将其融入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完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完全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卓越创造力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他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很准确。由于具备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各种反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和一些伟大的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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