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有害身心健康这事儿，终于有论文来证明了！
瑞典隆德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博士研究开始前，未来博士生的精神药物使用率与硕士持有者相近，但低于普通人群。
博士研究开始后，这一比率显著上升，到第五年时增加了40%。
论文通过分析瑞典全民处方数据库，研究了博士生使用精神药物的情况，并与持有硕士学位的个体和普通人群进行了比较，最终证明了——
读博确实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结论一出，立即引来英伟达前工程师Bojan Tunguz读博三连问：
Q：读博对专业发展有好处吗？A：No.（First kill）
Q：读博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好处吗？A：No.（Double kill）
Q：好吧，它至少对你的心理健康有好处。A：（咬牙切齿版）Also no.（Triple kill）
好家伙，没有人能笑着走出（doge）。
面对这一观察，网友们也假装认真思考起了读博的好处：
还炸出了一波卷王，拍拍胸脯表示还好自己提前读完了。
那么，这事儿究竟靠谱吗？下面来看具体论证过程。
具体论证过程
老实说，读博影响身心健康这事儿，早就烙印在众人心间。
这篇论文更是进一步观察到：
读博开始后，博士生领取精神药物的比率呈递增态势，并在第5年达到40%峰值。
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排除两个问题：
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所有博士生这种高比例是由研究对象本身心理健康不佳 or 读博导致？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论文介绍的具体研究过程。
首先是数据来源和样本构建。
研究基于瑞典的行政记录，包括所有博士生的精神药物处方数据。样本涵盖了2006年~2017年间开始博士研究的个体。
具体来说，研究人员识别了所有在这段期间开始博士项目并且有可用的出生年份和性别数据的个体（N=37,134）。
这里要补充一下，瑞典从2005年开始就有处方药数据，因此可以观察到样本中所有博士生在开始博士研究前至少一年的处方情况。
接下来，研究人员排除了没有瑞典硕士学位的个体（N=12,138）和在开始博士研究前一年不可观察的个体（N=563）。
为了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两个对照组：一个是普通人群，另一个是持有硕士学位的高教育人群。
注意，研究的主要结果变量是精神药物的使用，即根据解剖治疗化学（ATC）分类系统，个体在给定年份是否领取了任何规定的抗抑郁药（N06A）、抗焦虑药（N05B）或催眠药和镇静药（N05C）。
次要结果变量是因心理健康问题住院的频率，论文提到：
虽然住院治疗不如处方药频繁，但这个度量允许（我们）专注于与使用精神药物相比更严重和/或更急性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上初步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博士生在开始读博后精神药物使用率显著增加。
为了更精确地识别二者间的因果影响，研究者进一步采用了事件研究方法（经济学和财务学中常用的实证分析技术，用于评估特定事件对某一群体或市场的影响）。
展开来说，它比较了博士生在开始读博前后的心理健康保健使用情况，且控制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
可以看出，对于博士生来说，读博开始后领取精神药物的可能性急剧增加，这种增加在整个读博期间持续存在。
到了第5年（在样本中通常是读博最后一年），领取精神药物的可能性比博士开始前一年增加了大约39.5%。
更长时间跨度的事件研究表明，在读博的7-10年，处方率尽管在第五年后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事件研究之后，研究人员按研究领域和学生特征又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并得出了以下几个观察：
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不在本研究结论内男性和女性的处方率增加相似，但由于男性的基线发病率较低，相对影响对男性来说更强年龄较小的学生（博士研究开始时不到28岁）和外国出生的学生领取精神药物的相对增加较大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孩子似乎影响较小学生是否正式就业或获得奖学金资助，或是否属于领域的少数性别，对影响没有差异……
总结下来就是，年长的个体、以及在读博前有精神药物使用史的个体在博士研究期间领取精神药物的可能性更高。
此外，为了验证主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人员又评估了：
突然和意外失去父母对领取精神药物的影响
首先说明，这项评估只是为了进行一个粗略对比，两项研究毕竟不同。
可以看到，在父母去世的那一年，领取精神药物的使用增加了28%，然而第二年就恢复到丧失前的水平。
因此，与读博相比，突然失去父母对领取精神药物的影响相对较低，而且持续时间较短。
不过有一说一，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虽然全民行政记录具有重要优势，但它们记录的是被诊断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些个体可能会犹豫是否寻求医疗保健（污名化问题），从而影响普遍性。
虽然研究结论不仅限于瑞典环境，但论文结果与早期研究略有不同。以前证明了博士生受访者比普通人群有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性，但论文发现博士生群体在读博前领取精神药物的水平低于普通人群，而在博士研究结束时水平相似。
论文作者博士含量爆表
有意思的是，4位论文作者博士浓度极高（明确显示为博士的就有3位）。
Sanna Bergvall，哥德堡大学经济与统计系博士后研究员（由沃兰德奖学金提供支持），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教育、劳动和性别经济学，关注不平等问题。
Clara Fernström，自2020年9月起担任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拥有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博士学位。
她主要教授高级金融理论课程，研究方向为家庭金融和应用微观经济学。
通讯作者Eva Ranehill，哥德堡大学行为经济学家，经济系教授。
自称研究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行为性别差距上，比如男性和女性之间行为差异的稳健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
Anna Sandberg，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社会研究所（SOFI）研究员，于2014年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是应用微观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重点关注劳动力市场结果中的性别差异。
难怪有网友喊话，希望有没读博的人来完成这项研究（doge）。
对于这项研究，你怎么看？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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