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
Ulabun，是满洲族及其先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忠实地记录和传承下来的珍贵非文字资料，是满洲族及先民对其所做历史记录的统称，内容多为记载祖宗事迹或宗族、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一般以口述和提纲形式在家族或宗族内部进行传承，具有严格的内向性，只有在年节续谱等重要节点、才会阖族讲授。
根据ulabun传承人的讲述可知，大多数满洲族家庭并未采用现在学界给出的“满洲族说部”等称谓，而是一仍其旧。根据清代官修辞书和当代满文辞书来看，ulabun应当翻译作纪传、传记之“传”，与现在汉语环境下通用翻译的汉语之说部、小说之意无涉。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际上对ulabun 的关注早于国内，主要研究机构有原苏联的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所，匈牙利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研究会和法国、瑞典等国家的研究机构。
就其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尼山萨满》和《天宫大战》这两部 ulabun；就其研究过程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文本搜集整理和文本研究两个阶段。
1、文本搜集阶段
国际上对于ulabun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沙俄时期。1908年沙俄的A·B·格列宾尼西克夫在卜魁（今齐齐哈尔）搜集到《尼山萨满》的满文本，这是学界公认ulabun搜集的起点。他1908年、1909年、1913年先后获得5个版本的《尼山萨满》手抄本（其中卜魁本一，爱辉本二，海参崴本二）。
1961年苏联学者M·沃尔科娃整理出版《尼山萨满的传说》。德国的马丁·吉姆在《满洲文学述略》中提到，《尼山萨满》至今已有诸多欧洲语文译本，几乎都是以文学语言的版本为其原本。高荷红在《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一书中提到“1990年以来，《天宫大战》 陆续被美、俄、意、日、德、法、韩等国转译，传播到国外。”
2、文本研究阶段
国际上对于ulaun的研究侧重于文本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尼山萨 满》、《天宫大战》和《乌布西奔妈妈》等三部文本。
对ulabun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萨满文化的宗教问题、服饰问题、文化问题等，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新萨满教及其研究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心理学研究与治疗方面。国际上对于ulaun的研究侧重于文本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尼山萨满》、《天宫大战》和《乌布西奔妈妈》等三部文本。
M·沃尔科娃整理出版的《尼山萨满的传说》的前言部分，由张铁山先生以《〈尼山萨满的传说〉前言》为题目发表于2001年3期的《民族文学研究》。 以《尼山萨满》的研究为例，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显学——“尼山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意大利满学家G·斯达里于1989年奥斯陆国际阿尔泰学会第32届会议提出的。
《尼山萨满》已有英、意、德、日、韩等文字译本，被誉为“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而且，“现阶段，各国学者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尼山萨满》的翻译、整理、介绍，开始走向深层次的研究”。这种深层次的研究是在文本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 从不同的学科进行分门别类多的细致研究。国际上对于ulabun称谓的研究，尚未见到，一般使用“ulabun in Manju and shuobu in Chinese”,对于其属性一般界定为“Biographic Singing and Talking”。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ulabun研究经历了文本搜集整理和文本研究两个阶段。
1、文本的搜集整理阶段
国内最早搜集ulabun文本的应该是凌纯声于1933年在赫哲族地区搜集、整理的《一新萨满》。
1930至40年代，富希陆、傅英仁、关墨卿等前辈采录了当时尚存的口传或者文本资料。
1950年代，出版《满族简史》、《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专著，富育光、傅英仁也有针对性地搜集ulabun.
1960至70年代，此前搜集整理的资料被人为毁殆尽，可喜的是富希陆、富育光通过个人行为在黑、吉两省搜集ulabun。
1980年代相继在东三省民间文学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持下，出版了一大批民间文学类调查报告和书籍。
1990年代因省集成工作基本完成和经费问题有待解决，ulabun的搜集整理工作暂时停滞。
2000年以后，ulabun（以满族说部立项）抢救保护工作受到吉林省的重视， 相继出版了三批《满族口头遗产说部丛书》；目前尚有诸多文本在搜集整理。这为ulabun 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2、文本研究阶段
1）ulabun 称谓研究
学界对于ulabun 的研究，主要有“称谓之辨”、“文本属性”、“文本研 究”等方面，以“文本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2007 年之后，“满族说部”成为学界比较通用的称谓，但是“称谓之辨”仍然存在。
高荷红在《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中提出“我们还没有更为确实的语言学证据来断定二者是否同义”。对 ulabun的属性，目前还未见专门的论述，但是研究成果中存在以之为“口头文学”的倾向。
朱立春、富育光《满洲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社会科学阵线》2012 年第 5 期）一文肯定了说部抢救的成绩和价值，即说部为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民间史证，能够推动东北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等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提出将ulabun/乌勒奔，改为“满族说部”的原因有二：满语弱势且ulabun多见于谱牒神谕，不易传播和理解；ulabun 以外的其他称谓未能鲜明体现其恢弘内容的艺术特征。并且根据 ulabun 内容和传承方式的区别，总结了满洲族说部现实特有的传承与保护特征。
高荷红在《满洲族说部文本及其传承情况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 2009 年第2期）、《满洲族说部搜集史初探》（《满族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 和《满洲族说部传承研究》一书中，认为说部，本指称汉族小说，被用来指在满洲族民间发展起来的口头文学，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书中提到宋和平的观点：满洲族说部是满洲族及其先民传承下来的长篇民间说唱形式，满语称之为“乌勒本”。满洲族说部在不同历史时期指称有别，有些神话传说故事、说唱文学的民间文学文本也称为满洲族说部。将说部的搜集史分为四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伪统治时期；解放后的17年；“文革”十年。其后经历了“繁盛的80年代”、“沉寂的 90年代”和“重现的新世纪”三个阶段。
2）ulabun 价值研究
汪立珍《“你坐在那儿，我为你讲述”——满洲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讲述传承说部的家族性》（《民族文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一文根据采访传承人富育光先生的实录，梳理了富察氏家族说部传承谱系、认为穆昆制家族生活是满族说部传承的平台，提出家族生活史是家族传承说部的内部源泉、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的表现，满洲族说部是满族先民时代生存记忆的口述史。
王卓《满洲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社会科学阵线》2012 年第 5 期）一文总 结了关于ulabun 的不同称谓、由满语变迁为汉语的原因，并且肯定了其民族历史价值；提出ulabun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是口传史，从文学的角度看，又可视之为文学。
谷长春《宏大的叙事 口述的历史》（《吉林日报2015年3月12日》）一文 说明了ulabun 的源流、传承、分类以及整理过程，提出说部是口述史，是以民间记忆的形式提供认识历史的一个维度，无所避讳是其特点；而且说部又以其细 节真实、叙述细腻显示了说部作为民间文学的魅力。
周惠泉《金代文学与女真文学历史发展新探》（《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金代文学是复合型文化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 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并驾齐驱，女真族的传统说部提升了金代文学的内涵。
江帆《论满族说部的生成与播衍》（《西北民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一文认为说部源于“讲古”习俗，是ulabun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称谓。它以长篇散文 体和韵文体口承叙事反映满洲族及其先民的氏族征战生活和情感世界，说部内容有严格的史实约束性和讲述的严肃性，体现着雄浑遒劲的史书史笔风格与蛮荒古朴的风格它的传承与播衍具有封闭和单一性的特点。
邵丽坤《满族说部的传承模式及其历史演变》（《社会科学阵线》2016年第6 期）一文提出满族说部的内容一为神话传说、故事谣谚，一为内容广泛、情节复 杂的叙事。满族说部属于口头文学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传播方式和传承 人身份都发生了变化，并且陈述了学界对说部现存的内容和语言的争议。
赵东升《我的家族与满族说部》（《社会科学阵线》2008 年第 2 期）一文介绍了家族渊源、家传说部的目录，并且提出整理满洲族说部的个人建议：说部是民间口碑历史，“不要变成历史教科书”；“不要往文学上贴”，搞成文学作品。
张春海《富育光：萨满文化是座历史大宝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 月2日）一文认为ulabun同赫哲族的伊玛堪主要是土著民族口述史和氏族发展 史，记述着大量的历史与神话。
姜小莉《满族说部中的历史记忆》（《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分析了ulabun的祖源记忆和民族认同、文化记忆与萨满文化的变迁 以及“历史心性”与民族性格；认为口碑传承的ulabun相较于官方叙事保留了 民间的历史记忆更具有力量；ulabun研究的深入，有助于理解满洲族的历史文化。
综上，ulabun 的研究在国内国际都经历了文本搜集和文本研究两个阶段。国内具有文本搜集的优势，因而近年来文本出版成果丰硕；国际上主要侧重于文本的研究。
ulabun称谓研究作为国际显学——萨满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基本的概念和属性，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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