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7日至9日，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国际会议第22届中国互联网研究年会（22nd 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 CIRC）在北京大学顺利举行，来自全球各地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参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致力于数字时代的前沿学术研究，持续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进一步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会议期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采访了数位国际资深学者，推出“为新访谈”系列。
本条推送是对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于海青教授的专访，采访人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刘灿威。
【学者简介】于海青，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澳大利亚自动化决策和社会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未来院士 (Future Fellow)，CIRC委员会成员。她是“Digital China” 丛书、“Digital Platforms: Transaction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丛书的联合编辑，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Platform & Society, Global Media and China,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等学术期刊编委会成员，著有Automating Governance in China? Data-Driven Systems in the Scoring Society (Amsterdam, 2025), Digital Transnationalism: Chinese-Language Media in Australia (Brill, 2023), WeCha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Routledge, 2022), China’s Digital Presence in the Asia Pacific: Culture, Technology and Platforms (Anthem Press, 2020), Sex in China Today (Polity, 2015) 以及Media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Routledge, 2009)等著作。于海青教授主要关注数字媒体与传播批判研究，致力于研究中国数字媒体、技术、传播和文化及其对中国、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社会政治影响， 以及自动化决策技术和数字系统的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刘灿威：您对今年CIRC的主题有什么看法，在会上有哪些收获？
于海青：当前正值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式发展阶段，本届会议主题的设定聚焦人工智能领域，体现了组织者对学科前沿趋势的敏锐把握。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会议中青年学者群体占了大部分，他们的研究对技术创新、社会影响评估以及中国人工智能与互联网融合发展领域具有新鲜、积极的影响。人工智能与传统互联网研究的交叉融合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很高兴看见国内以胡泳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抓住了这一时代机遇并带领着学界往前迈进。
刘灿威：您举办过两次CIRC，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于海青：2021年，受疫情影响，原计划2020年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举办的会议被迫延期，最终转为线上形式。这场历时三天的云端会议，由我与南加州大学的David Craig等学者合作促成。2024年，会议落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由澳大利亚自动化决策与社会研究中心(ARC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Society，ADM+S)主办、ADM+S昆士兰科技大学分部协办，成为CIRC首次在南半球举办的会议。
两次会议均创造了历史——第一次全程线上举办以及第一次在南半球举办。两次会议都是多方协作的成果，组委会成员涵盖多所高校。作为两次会议的组委会主席，既往的经历让我体会到：机会是争取来的，而不是等来的；合作才能共赢，众志才能成城。
澳大利亚自动化决策与社会研究中心，ADM+S
刘灿威：请问您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项目？
于海青：我目前在进行的项目较多，可以分享两个主要的方向，均聚焦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交叉领域。
第一个项目聚焦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多维影响。研究大概包括三个维度：其一，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关注生成式AI等新兴技术的本土化演进；其二，华语科技平台对海外华人社区的作用，分析其在文化认同构建中的媒介角色；其三，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对非华人社区产生的数字经济冲击，探讨技术输出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
第二个是由我主导的、隶属于澳大利亚自动化决策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项目。该项目聚焦自动化决策中的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突破以往欧美中心（英语为主）的研究视角，以亚太地区为重点——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多数移民来自包括印度、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亚太地区，该地区的技术发展影响着澳大利亚多元社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和技术认知。这一个项目包含 AI 想象与政策、AI 治理（含数字治理）的比较研究、澳大利亚多元社区的搜索体验、推荐系统使用经历等方面的多个子项目和研究。
刘灿威：您对中国互联网的哪些发展最有兴趣，为什么？
于海青：我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兴趣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例如，我对算法治理的关注会延伸到算法本身、算法推荐机制及其引发的回声室效应、信息茧房等，这些话题既涉及技术层面的平台角色（如议程设置者、信息中介），也与平台经济及平台化在文化生产和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有关，而平台文化与平台经济又可以延伸到对跨境电商、跨境直播等中国企业出海相关领域的讨论。
在这些议题中，也需要关注用户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用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与复杂性，不同类型的用户（如网红、普通网民、外卖员等）既有被动接受的一面，也有主动应对的一面，且用户作为线上参与者和线下的公民，其线上线下的交互对公民社会甚至是政治领域都会造成影响。
此外，中国互联网对技术的运用，如通过大语言模型优化用户服务，既是中国数字治理的一部分，也带来了中美科技竞争的地缘政治效应。与此同时，技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让民众产生无助感。因此，我的关注点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叙事（国家的宏大叙事、企业的商业驱动叙事），也在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即民众在其中的困惑与能动性。
上述的各个方面均具有关联性，无法单独割裂来看，从算法或算法治理一个角度就能延伸出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议题。
刘灿威：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研究目前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有哪些不足？
于海青：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我不便多谈，因相关领域资深学者众多。若论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方法，我认为需强调多语言文献的结合——不仅需关注中文或英文研究，其他语种的相关成果也应纳入视野。由于我尚未对全球范围内中国互联网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故不便贸然作评论。
刘灿威：您认为如何加强中外学者关于中国互联网研究的交流？
于海青：我觉得中外学者应当秉持“开放、包容、多元”的原则：开放意味着不局限于自身的研究视角；包容则是积极接纳不同文化背景的观点；多元强调多种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在实践层面，我期待CIRC能够充分发挥其“平台”的角色，让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这里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交流研究经验、探讨前沿议题，共同推动中国互联网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于海青教授在CIRC做评议
刘灿威：人工智能给您的研究领域带来哪些冲击，为什么？
于海青：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普及引发了人们对算法黑箱、数据利用、隐私侵犯等技术异化的担忧，平台化信息交流的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增加。这些现象促使我将平台研究从聚焦于平台本身的功能与结构，转向关注它们如何嵌入更大的技术生态系统与地缘政治格局中，这也推动了我关注“去中心化”的平台研究转向。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促使我重新思考平台研究中的一些核心认识论假设，特别是国家在平台治理与AI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在有关技术政治的辩论中，TikTok的潜在去平台化凸显了国家平台资本主义和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的高风险，以及控制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公司和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同时，AI也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使我将注意力延伸至底层技术结构，如API、算法架构与二维码等技术入口，并更加重视平台背后的基础设施与全球技术政治的互动关系。
刘灿威：您对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于海青：在我看来，年轻学者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力远比我当年强得多，我只是比较幸运入行早，赶上了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时期。如果说我有什么能分享的，或许也正是因为入行得早，我能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待当下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年轻学者们多关注历史文献，不仅是本专业的，相关领域如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也要涉猎，做到博览群书，尤其是上世纪的经典著作，前人的观点与思考对理解当今社会的问题能带来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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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新访谈｜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于海青@CIRC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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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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