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是鲁迅写的一篇关于回忆藤野先生的文章，记述的是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与藤野交往的一段难忘经历。
藤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全名藤野严九郎，出身于医学世家。在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的时代，其祖上就开始行医，藤野本人是家族第六代行医之人，其长子藤野恒弥是第七代。但其祖上行医时，西医西药尚未传入日本，药物均采自植物、动物，其中部分从中国山东等地进口。据《胶澳志》载，“商船已由胶澳（青岛）与东洋、南洋相通”输出中药材。烟台口岸中药出口始于清同治年间，1906年烟台港出口量达13439担（每担约60公斤），主要出口对象就包括日本，这个时间基本就是藤野祖父及父亲行医的时代。
19世纪中后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医西药进入日本，渐次成为主流。藤野幼时跟父亲学习以植物药为人治病，18岁进入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4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897年获得行医资格后又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解剖。1901年10月应聘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解剖学讲师，1904年升任教授，正是这一年鲁迅转到该校学医，两人得以相识。当然，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主要讲授西医西药。
藤野读中学时曾跟一位名叫野坂的老师学过汉学，有一定汉语基础，与鲁迅这位当时班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交流相对容易。藤野讲授的课程中有一门是解剖学，鲁迅跟着他学完了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等。“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惜别’两字，两人自此再也没有相见。”
分别后，鲁迅回国弃医从文，藤野继续教学。1912年，藤野任教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入刚成立的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1915年，日本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以原来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为基础的医学专门部停止招生。专科学校升级为大学后，学校认为原来仙台医专教职员工的学历、能力等并非全都符合新成立的医科大学的任职条件，仙台医专的16名教职工仅留下6名，藤野因学历不足于当年6月提出“请求免职”并降为临时讲师，8月被解除职务，失去了稳定的工作。
藤野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1916年在三井公司慈善医院耳鼻喉科以实习医生的身份工作过一段时间。1918年再婚后在其岳父一家支持下，回故乡开设了耳鼻喉科私人诊所，直至去世。此时，日本仍从中国进口中药材。《诸城县乡土志》载，“1937年前……鼎盛时期，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药商亦来此（山东）。”
藤野曾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教授一职，对解剖学、骨学、血管学、神经学等相当精通，亦有行医资格，开诊所谋生是没有问题的。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争深入，日本经济日益凋敝，藤野兄弟众多，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仅以诊所微薄收入负担家庭支出，经济十分拮据。
藤野学的是西医，但受战争影响，乡村诊所医疗设施和西药有限，很多时候就采取一些草药为患者治病。“冬天则戴着一顶包裹住脸颊的绒线帽，身穿粗羊毛披风和木屐出门为病人就诊。”“不向那些贫困的病人收取诊疗费，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大部分患者送来的礼物也被他退还。”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藤野得到了患者的尊重，可谓德艺双馨。其长子藤野恒弥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毕业后成了一名军医，1945年在前线染病去世。这对藤野打击很大，当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藤野倒在了前往诊所的路上，次日去世。
在鲁迅眼里，藤野是一位“八字须，戴着眼镜、黑瘦的先生”，对他这个语言尚不过关的外国留学生不歧视，反而帮他修改讲义笔记。藤野与鲁迅分别后相互打探彼此消息——1935年6月，藤野恒弥从老师那里得到了一本佐藤春夫等翻译的《鲁迅选集》，将书拿回家交给藤野，藤野用放大镜再三审视鲁迅照片后，肯定地说此人就是“周树人君”。次年10月鲁迅病故，藤野回忆了与鲁迅的交往，这就是悼文《谨记周树人君》的来历。
《藤野先生》一文不仅有浓郁的师生情，还有鲁迅对中西医融合发展的思考：“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医渐进、中医式微的时期，鲁迅“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想法。其实，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是消除疾病、助力健康的手段，并无优劣之分，两者结合互补才是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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