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京大学相当于国内几本

口述/鲁娜 撰文/严慌慌

我叫鲁娜@日本留学Rice小姐，1995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十年前，我初中辍学，一度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少女；十年后的现在，我是日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靠兼职就能月入数万，打算供自己一直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

今年6月，我在东京街头拍照，从外表很难看出我来自河南农村。

我家是典型的底层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为人勤恳善良；父亲倒是读到初中快毕业才休学，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闲了爱搓两把麻将，家里的条件始终未见起色，年收入不过两三万元。

十几亩地将父母牢牢地绑在了家乡，农闲的时候，他们还要想其它办法赚钱。父亲会去附近的工地打打小工，母亲总是骑着小三轮车去镇上卖毛蛋挣点零钱。收入本就有限，偏偏家里孩子还多，在我出生后，父母又生了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光是四个孩子的穿衣、吃饭和上学支出，就已经快要压垮这个家。

2013年，我与三个弟弟妹妹的合照。作为老大，我经常要帮父母照顾他们。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村里人基本上都搬迁到了镇上，由于拿不出也借不到十几二十万来买房，我家只能租房住。这在镇上成了一个公开的笑话，几乎没人拿正眼瞧我们。那时候的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哪天能在镇上拥有一所真正属于自家的房子。

贫穷不止让人自卑，还直接导致我在初中遭遇了一场影响至深的校园暴力。初二某天的晚自习结束后，我独自走在回家路上，突然听见后头有个女生对身边的人说：“她家特别穷，她穿的裤子都是破的，不信让她转过身来看看。”随即大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当时的日常穿着，整身衣服加起来不超过100元，现在看起来有些土。

那女生的父母从事房地产生意，一家人在当地有权有势，由于她长得还算好看，学校里追随的人不少。我不愿惹事，继续闷头向前。她可能觉得被我的沉默拂了面子，赶上前来给了我猝不及防的一巴掌，嘴里还叫嚣着：“你为什么假装听不见？”

面对对方赤裸裸的挑衅，我一下子火了，本能地予以反击，和她扭打在一起。她的那些同伴见势不妙，纷纷跑来助威，一群人对我又是踢腿又是扇耳光又是揪头发，我很快就被围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回家之后，我哭着把原委告诉了父母。父亲听了，立马穿好衣服准备上她家理论。谁知我们还没出门，那个女生先带着她的家人气势汹汹地来问罪了。话没说上一句，她的父母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我父亲一耳光。就这样，我们两家人扭打在了一起。那真是极其混乱的一晚，直到派出所的人过来调解，气氛才算是和缓了些。

初中时期我的学生照，由于上学晚，我初二时就已经16岁，看起来成熟，却仍然躲不过被欺凌。

第二天到了学校，我发现学校所有的同学都开始对我“敬而远之”了，我变成了一个“瘟疫”般的所在。我很难受，却什么也做不了。当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老师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问我：“鲁娜，为什么别人都针对你，而不是其他人？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我选择了退学。

得知我退学后，母亲狠手打了我一巴掌。但当我哭着对她说“我能怎么办，学校所有人都孤立我”时，她再次扬起的巴掌无力地垂了下来。生活在底层就是这样，你感到不公，但唯有接受。

初中辍学，对于出身于农村的我来说，接下来就是一条看得到头的路——打工、结婚、生子。但那时年幼，满脑子都是尽快逃离当下的困境。所以，2011年，16岁的我义无反顾地去了东莞，准备找份不注重学历的工作先干着。

2011年，初入社会的我染了头发，穿起了高跟鞋。

当时，东莞有很多工厂都会在门口张贴招聘广告，求职者若有意向，直接打电话过去问询即可。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这样找到的。那是一家日企，没记错的话，叫“亿盛电子厂”，月薪2800元。进厂手续很简单——填表、面试、体检、上几节培训课，就可以过去上班了。

培训课也不复杂，无非是熟悉工作内容、熟悉日企文化之类。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节日语基础课，当时我们的是两个日语专业的大学女生。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她们的长相，但她俩讲课时飞扬的神采让我很受触动。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们不用进流水线熬时间，光是站在那儿动动嘴就能挣到钱。

我在工厂流水线的自拍，身后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零件。

在流水线上，我的工作是将别人做好的电子零件摆进盘子里。这活儿很简单，只是中间不能停下，一旦动作稍微慢些，面前立马积压一大堆。老实说，工作谈不上有多累，只是当我日复一日地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埋头重复同一个动作时，我越来越感到枯燥、疲惫，竟然开始怀念起学校生活来。

工作之外的时间，当其他工友睡觉、逛街，享受难得的闲暇时，我重新拾起了书本，时不时抱着初三的语文教材背课文。然而背着背着，我心态就有些乏了，不知道背书的意义何在。

在流水线打工期间，我经常跑去图书馆看书。

迷茫时，我想起了那两个日专女孩说过的话，“你虽然没能去上大学，但可以上培训班学日语。”于是，我将自己好不容易攒来的一点钱，一股脑儿全交了日语培训班的学费。

我在培训班里认识了很多人，其中大多都是为了去日本留学才来学日语。正因为他们，我朦朦胧胧地有了一点渴望：或许未来某天，我也能去日本上大学？

2011年，我开始学习日语，这是当时在文稿纸上做的“五十音”练习。

慢慢地，这点渴望演变成了我最大的人生目标。我开始努力学日语，也经常留在工厂加班，挣那8-10元/小时的加班费，工厂包吃住，每月工资不到4000，我可以存下3500元，有时甚至是3700元。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尽早攒够留学的第一笔学费。

然而，当我好不容易攒够3万元，满心欢喜地以为能去日本时，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赴日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必须满足国内12年教育经历。这个消息对于初二辍学的我来说，犹如晴空霹雳。没办法，我只得辞职打包行李回老家，在老家找了所中专，这一读又是三年。

中专时期的那些同学，几乎个个志不在学，上课东倒西歪，聊天、睡觉……有些老师也随之懈怠，时不时迟到不说，来到教室后也经常讲一堆与学习无关的事，自顾自讲完后就让我们自习。在中专待了没几天，我就意识到自己在这儿压根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开始自学电脑、胡乱看点书，教室也很少再去。

2013年，我在中专宿舍里穿着日本动漫角色犬夜叉的衣服，那时候我已经有意接触日本文化。

读中专以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电脑。第一次和中专同学去网吧时，甚至不知道按哪里开机。我很羡慕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工作的白领，所以当其他同学进网吧看剧、打游戏、网聊时，我从不跟风，而是躲在角落自学办公软件Word、PPT和Excel。 不上网的时候就买来一些书，从最简单的游记开始看起。

我当时看的书多与旅行有关，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者是三毛。

受书的影响，除了满腔孤勇一无所有的我，内心渐渐有了很强烈的要出去看世界的冲动，并在18岁那年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趟穷游，兜里揣着1000元，便踏上了去江西的路。

为了省去交通费，我在书包上写了“求搭车”的字样；为了省去门票，我凌晨三点起床爬庐山；为了省去住宿费，我住进了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家里，女孩的妈妈担心我一个人不安全，还逼我写下“次日回家”的保证书……

2013年，受《搭车去柏林》这本书的启发，我选择一路“搭车”去江西，在书包上写了“搭车”俩字。

穷游听来似乎艰苦，但当时的我太乐在其中了，这完全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世界，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兴奋。每当存款花完了，我就去做一段时间兼职，比如去快餐店打工，每小时挣10元。挣够一点钱便再次出发，足迹也不再局限于最早的目的地江西。

我在景德镇感受陶瓷文化，在凤凰体会烟雨古城，在丽江策马奔腾，在拉萨喝几毛钱一杯的醇厚甜茶，后来还去了长沙、珠海、西安、青海、南京，上海……那三年里，我到过很多地方，遇到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我知道，我再也不想回工厂上班了。

2015年，我从昆明“搭车”走318国道，成功抵达西藏。

2016年6月，我如期拿到了中专毕业证。可由于那三年里四处浪荡，身上早已分文不剩。为了再次存够第一笔留学学费，我开始琢磨更快挣钱的办法。

之前从昆明“搭车”去西藏的途中，我曾认识一位同样“搭车”去西藏的男孩儿。他本科毕业，从事新媒体工作，据说可以拿到至少8000元的月薪。受他的启发，我拿到中专毕业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恶补新媒体知识。在这个男孩的介绍下，我得到了一份实习工资2500元的新媒体工作。

从公众号的注册使用，到后来写出10w+爆文，我只用了3个月。工资也从最开始的2500元，很快涨到了税后8000元。这次，仅用了一年时间，我就存够了3万元。

2017年做新媒体工作时，我时常抱着电脑坐在路边改文章。

就在我以为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家人成了我最大的阻碍。得知我要去日本留学，父母强烈反对，尤其是父亲，任我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死活不松口。后来还是我母亲劝他，“你看娜娜这样子，你真不让她去，她可能得憋疯了。”听了这话，父亲才微微让步，但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让留学中介写下保证书，保证我去日本之后能安全回到中国。

在那之前，我总认为父母不够爱我。小时候，他俩为生计奔波，留我在家看着三个弟弟妹妹，以至于我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后来进厂了，每月拼死加班也只能拿到4000的工资，父亲却一幅理所当然的样子，让我把工资上交家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我只能谎称钱都花没了，偷偷把钱存在一个表姐那儿。

所以那些年里，我多数时间都在外头流浪，不愿回到家里，即算是过年回家，也顶多待个三四天就走了，因为家就像一个需要不停填补的无底洞。可这一次，我幡然醒悟：父母怎么可能不爱我呢？他们只是为穷所困，无力表达罢了。

为了让父亲彻底安心，我带他去了趟沈阳的留学中介公司。我们先是辗转坐车到郑州，再从郑州坐飞机去沈阳。航班是次日清晨的，为了给我省钱，父亲坚持不住旅馆，愣是在机场的椅子上生捱了一夜。

2016年9月，我与父亲前往沈阳办理留学材料，这是他第一次出河南省。

到了中介公司，人家自然不愿签订这类保证书。没办法，我只得私下跟中介商量，答应和他们另签一份保证书以证明我父亲的那份无效，以后我有任何问题都与中介无关，对方才勉强同意。

返程路上，父亲抑制不住地兴奋，和陌生人聊天时也不忘炫耀，“我女儿很厉害的，马上要去日本留学了。”那一刻我潸然泪下。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他夸我。意识到自己成了父亲的骄傲，我心里百感交集。

2017年4月5日，我带着两个行李箱两个背包，独自奔赴日本。

来到日本后，我要先读两年语言学校，之后才能读大学。但当时起步资金只有3万元人民币，交完语言学校上半年的学费后，我全身上下只剩8000元，下半年的学费还无着落。因此，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自己得立马工作了。

第一个周末，我去面试了家印度料理餐厅。老板是个北京人，很爽快地给了我试用机会。我深知自己日语不好，连日常的交流都成问题，所以像洗盘子、拖地、清洗马桶这类别人避之不及的活儿，我都抢着干。即使这样，我也很开心，甚至心里在哼着歌，因为有了工作，就意味着我终于能靠自己在日本边读书边生活了。

这是我在日本读语言学校时租的房子，远处就是富士山。

大概是我的积极乐观打动了老板吧，他不仅让我长期留了下来，还给我涨了工资，甚至坚持每天教我一句日语，从最简单的“欢迎光临”开始。我在这家餐厅一待就是两年，每个周末都去，一天10小时，两天20个小时，一小时9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

在印度料理店打工时，语言学校的同学来店里吃饭。

3个月后，我的日语从刚开始的N5级达到了N3级左右。日语好些了，我另找了份便利店的工作，每周8小时，与印度料理餐厅的兼职时长合起来正好28小时。日本法律规定，除寒暑假以外，学生每周合法打工时间不得超过28小时，所以当时的我已经达到了打工时长的极限。

在便利店打工时，老板的妈妈待我如女儿般亲切。

尽管有了两份兼职，日子却依然过得紧巴巴的。我住的是最便宜的房子，穿的是二手店的衣服，为了省交通费，每天步行半小时去上学。最苦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花销，打工的地方可以管一顿饭，料理店还可以顺带打包，当天的晚餐和次日的早餐都能解决。

为了省下交通费，每次上下班，我要么走路，要么骑自行车，台风天也不例外。

每当工作10小时回家后，我会雷打不动地坚持背完单词再睡觉；不用打工的日子里，我是图书馆里留在最后的一个学生……就这样，语言学校毕业后，我顺利通过了学校的推荐考试，于2019年4月正式进入帝京大学学习。这所学校相当于国内的普通二本大学，但适合我读，值得我读，因为我只有国内的中专学历，它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最优解。

这是我在帝京大学的学生证。

进入大学后，由于我基础薄弱，别人花1分力气学会的东西，我得费12分力气。但为了每学期几万元的奖学金，我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尽可能地笨鸟先飞。最终用一年时间把英语成绩从倒数第三的班级提升到了正数第四的班级。

如今，我每学期拿的奖学金足以覆盖掉房租。课余做一些对日语要求较高的兼职，比如在学校的开放日活动上，为前来参观的家长及学生做介绍，能拿到1.5万日元（1000人民币）的日薪。就在去年，我成立了一家30人规模的留学工作室，收入有了质的跃升。我给了妈妈一些钱，帮家里在镇上买了套房子，虽然房子不贵，只有20来万，但总算有个家了。

夕阳下，我在大学校园里看书。

未来，我计划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有人问我：为什么你都25岁了，未来还想着要考研？你不累吗？当然累，但更多的是开心。从在工厂见到那两个日语专业的女孩开始，到旅途中结识很多大学生，我越来越坚定地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甚至比他们更优秀的人。

今年是我在日本的第四年，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拥有度假般的心情。身为一个曾经辍学进厂打工的农村姑娘，重返校园是我人生之大幸，我会一直读下去，直到没有书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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