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上、下）
[西班牙] 塞万提斯 著
孙家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堂吉诃德》一个不该被忽视的中译本
文 / 张伟劼
本文作者
张伟劼，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艺术学博士，墨西哥学院、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访问学者，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并担任系主任。著有《帝国的遗产》《吉他琴的呜咽：西语文学地图》，译有《燃烧的原野》《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银儿与我》《假证件》等。
我最早读到孙家孟老师翻译的《堂吉诃德》，是在西班牙语精读课的课堂上，当时老师选了《堂吉诃德》同一个片段的三个译本，一个是孙老师的，刚问世不到一年，另两个则是已经比较有名的译本，让我们做比较。对比之下，孙译的一大特点，是使用了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来翻译堂吉诃德脑子清爽时发表的长篇大论，如：“我等已知，士兵乃贫者中之赤贫者，所依度日之饷银，或拖欠，或克扣，无奈之下，只得去抢劫。然此举既有生命之虞，亦遭良心之谴责。”另两个译本则是用的大白话。我上大学时，孙老师已经从我们系退休了，留下一些传说。据说孙老师虽翻译水平高超，讲起课来却比较沉闷，在讲台上端坐如一尊佛像，除了开口讲话没有什么额外的动作。还有说孙老师翻译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时，把我们系的秘鲁外教请到家里住，解译原文时每有疑惑，就可当面向作家的同胞请教，外教则乐得品尝孙夫人烧制的一手好菜。当时读到孙老师的译本，我只是心生景仰，觉得老翻译家中文功底深厚，自己要做一个好翻译，还得再多读些古文培养语感。现在我在大学课堂上教文学，读经典，才更深刻地领悟到孙老师这种“文白夹杂”文体的妙处。
因为堂吉诃德就是这么说话的。塞万提斯故意给这位疯癫骑士设置了一种高尚、典雅、不乏诘屈聱牙之语的说话风格。翻阅原文，只要堂吉诃德一开口说话，尤其是发表他自以为是高见的言论时，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堂吉诃德脑子里装着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早已过时的中世纪骑士的观念，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一种迂腐的、看似卖弄学识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侍从桑丘·潘沙的粗俗以及西班牙平民社会单调而快活的日常生活的映衬下，更显得滑稽可笑。在西方文学中，对于小说这个体裁的生命来说，《堂吉诃德》蕴含的这种雅与俗的对比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这是从骑士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标志，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堂吉诃德这个人物，使得两种彼此对立的语言，甚至两个没有共同点的文学世界（奇妙的骑士世界与流浪汉的喜剧世界）之间的冲突与相遇成为可能，从而开启了一个甚至是两个新的维度：极其复杂的思想现实的层次，以及我们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对于环境的体现。”因此，一个能将《堂吉诃德》语言的特点恰当再现出来的译本，自然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经典何以为经典。
在孙老师的译本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译者为了在中文中重塑堂吉诃德的形象而付出的苦心。堂吉诃德首次出游，也就是这位骑士小说迷离开书斋，首次与他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发生碰撞时，一路笑话不断。茫茫原野上，他找到一家客店，把客店认作城堡，把客店门口的两个风尘女子当成贵妇，用一种底层平民基本上听不懂的文绉绉的语言问候她们，孙老师译为：
“二位女士不必躲避，切勿担心小可会行非礼。小可奉行骑士之道，不会冒犯任何人，尤其是对二位女士。二位姿容，一望便知乃为大家闺秀。”
这样的文字既传达了原话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典雅，又不至于完全脱离现代汉语而让普通读者看不懂，可谓“雅”得恰到好处。妓女们听了这番话，迸发出一阵大笑。堂吉诃德又说：
“美丽淑女应当举止安详，不苟言笑。小可此言并非有意冒犯，亦非出于脾气暴躁，无非愿为二位效劳而已。”
这番话让两个妓女笑得更厉害了。越能忠实模仿原文中堂吉诃德话语的风格，这种“笑果”的体现就越为显著。奥尔巴赫在他的《摹仿论》中写道，“堂吉诃德的疯傻照亮他遇见的一切东西，他使用欢快的沉着，并将它们留在欢快的混乱之中。”译文中这种高贵沉静的说话风格可说是照亮了文字构筑的世界，与主人公异于常人的怪诞举动浑然一体，共同构成疯癫骑士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及至堂吉诃德入店就餐，说起吃什么：
“不管何物，快快上来。旅途劳顿，盔甲沉重，腹中空空，如何受得？”
有经验的优秀译者大多认可一个原则，那就是译文中应当尽力避免使用四字成语，但这一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为了在中文中重塑堂吉诃德语言的典雅性，制造喜剧效果，故意把他的华丽言辞表现为一连串的四字词，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创造性转换。
在我印象里，孙老师倒不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更多是一个沉稳、谦逊的学者。我留校工作之后，几次去他家里拜访他，从没觉得他的家里有什么变化——南京大学北阴阳营教工宿舍区的大概还不到60平米的老房子，屋内的一切仿佛都停滞在八十年代，唯一引人注目的东西，就是挂在墙上的几个精美瓷盘，可能是孙老师访学秘鲁带回来的纪念品。我偶尔向他求教一些翻译上的原则问题，他慢条斯理地、很认真地回答我，把道理讲清楚，从不敷衍。他特别客气，要是求我帮他个什么忙，一定要请我吃顿饭以表感谢，每次都是在南大附近的很小众的餐馆，或是西班牙菜，或是墨西哥菜。他熟知菜单上的西文菜名，知道每家店哪些菜最正宗，可见他对美食也是研究得很认真的。他还告诉过我，南大附近的哪家小店里可以买到最正宗的欧洲奶酪。身居陋室，而食不厌精，这是很多南大老教授的共性。
正是这样一种缓慢、高贵、极富耐心、向往完美的品性，征服了《堂吉诃德》最难译的段落，包括这本书开头那几段法令式的文字。我手头的其他任何一个中译本都没有像孙老师的译本那样，把看似不重要而又难译的《堂吉诃德》首版定价说明、勘误证明和国王特许都译出来。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它们虽然不是塞万提斯的手笔，却能带我们进入到《堂吉诃德》诞生时置身的多重世界：出版的世界、司法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塞万提斯研究的著名学者爱德华·C.赖利曾指出《堂吉诃德》反映的一个重要现实：16世纪印刷术在欧洲大兴之后，文学书的读者大量增加，文学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引起统治阶层特别是天主教教会高层的忧虑。耶鲁大学著名西班牙语文学学者冈萨雷斯·埃切维里亚专门论证过西班牙语叙事文学的源起和法律文书之间的紧密关系。墨西哥语文学者安东尼奥·阿拉托雷认为，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的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是在一个专制的时代艰难开花的，严格的审查制度逼迫作家们不得不时时选择委婉含蓄的表达。所有这些洞见，能被孙老师精心译出来的那些法令文本一一照亮。
2013年年初，孙老师突发脑梗，入院治疗。我去看望他时，他费力地睁着眼睛，捏着我的手，喃喃了好些话，大意是谢谢我能来看他，其他的话，我就怎么也听不清楚了。一位曾让数部西语文学名著变成明白晓畅之中文的老翻译家，此时却无法明白晓畅地表达自己，真是让人难受。过了会儿，护士过来宣布午饭时间到，然后把输送营养液的管子小心翼翼地送入这位老翻译家兼美食家的口中。护士一直在微笑着，温柔地、像对待婴儿似的对待他，我也跟着微笑，心里却很难过。所有人都祝愿孙老师能早日康复，然而等来的却是病情加重的消息。就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孙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堂吉诃德》有很多优秀的中译本，孙老师的译本肯定应当位列其中，只是不是那么有名。我给非西语专业的学生上文学课时讲《堂吉诃德》，一直是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孙家孟译本为主要参考。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了这一译本，装帧素雅，排版悦目，可惜孙老师是看不到了。按理说，理想的译本应当仿佛是原作者在用中文写作，让人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但读着堂吉诃德堂而皇之的、既理智又疯癫的话语，我总能感觉到孙老师的存在。那是一颗与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合而为一的高贵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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