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 洋
作为一种观念或者态度的反智主义，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复杂体，渗透于人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之中，其普遍特征表现为“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
只要稍稍关注一下近年来的国际风云变幻，都会为一些波诡云谲的事情感到惊讶。特别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向来标榜科技进步、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却不断发生令人大跌眼镜的事件。从一系列“反全球化”举措，到疫情期间盛传“新冠病毒是比尔·盖茨用来控制人类的阴谋”的谣言，甚至于一贯以神圣面貌示人的国会山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乌合之众糟蹋成一地鸡毛。
这些一再刷新人们心理底线的现象，让我们有理由担心：反智主义是否正在卷土重来？其实，反智主义源远流长且从未远去，它像一个幽灵，依旧游荡在这个时代的上空。1963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教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详尽阐述了反智主义在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历史成因及表现形态。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这本书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智识”与“智力”的边界
尽管霍夫施塔特教授谦称，这部著作“大体上是个人之书”，并非“正式的历史作品”。但我们必须承认，该书自问世以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展现出持久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不仅在付梓后的第二年就斩获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而且在社会科学界的被引用率一直居高不下，逐步奠定其在美国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地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最早就是由霍夫施塔特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观念或者态度的反智主义，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复杂体，渗透于人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之中，其普遍特征表现为“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他在书中一口气列举出12种 “反智主义”特征的典型案例。这些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物言论以及政治经济事件，无一例外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嘲弄、漠视乃至鄙夷。在诸如科学研究、人文论坛、高等教育、新闻出版等与“智识”相关联的几乎所有领域，知识分子差不多都遭遇到了掣肘、羞辱甚至迫害，而充满敌意的反对者们，要么大权在握，要么资本雄厚，他们呼风唤雨、目空一切。正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公开发言中对知识分子的揶揄：“他是不懂却非要讲，讲的话又毫无必要的人。”隔着三条马路都能嗅出其中赤裸裸的傲慢。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如此光景，反智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深的历史学教授，霍夫施塔特在著述中始终秉持历史研究者的严谨与克制。在讨论智识为何不受欢迎这一问题前，他首先对 “智识”（intellect）与 “智力”（intelligence）两个相近的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前者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而后者侧重于心灵的优异性。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会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旨在寻找整个情境的意义。通过这样几个维度的条分缕析，很快就廓清了智识与智力的边界。他进而举例说明，美国社会非常看重发明技能，因而像爱迪生这样智力超群的发明天才会成为传奇明星，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对纯科学的冷淡。为现代物理化学奠定基础理论的科学家吉布斯，终其一生都不为公众所熟知。由此可见，即使人们常把“崇尚理性”“尊重科学”一类的话语挂在嘴边，他们所尊崇的也不过是工具型、实用性的科学，对于那些真正具有奠基意义的科学，仍旧是懵懂无知的状态。这听起来颇有些叶公好龙的味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霍夫施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智主义并非那些绝对敌视思想的人所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过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敌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主要的反智主义者通常也都深入地从事思想，只不过沉迷于这种或那种陈腐或废弃的思想之中，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自诩的知识分子，是被褫夺资格或愤恨不平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在反智主义阵营中扛旗挂帅之人，并非那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而恰恰是一些半吊子的文人墨客，他们或一知半解，或褊狭执拗，或生吞活剥，或走火入魔，因此，其言行常常呈现出反智主义的倾向。
与智识主义背道而驰的教育内容
在霍夫施塔特眼中，智识之所以遭到怨恨，原因就在于它自认为是一种出类拔萃的优秀品质，无形中挑战了平等主义的观念，拥有智识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再平易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从人群中区分出来。说到底，反智主义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追根溯源，作者开始从基督教历史中寻找反智倾向的萌芽。“宗教是美国理智生活的第一个舞台，那么也就是反智冲动的第一个舞台。任何因素，只要它能严重削弱理性和学识在早期美国宗教中的地位，那么它后来也会削弱这两者在世俗文化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霍夫施塔特毕业于常青藤名校布法罗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任教，一生中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可以说，他对美国的教育非常熟悉。在这本书中，他专辟一章阐明了自己对美国教育系统中反智主义的观察与思考，可谓全书浓墨重彩的篇章。从乔治·华盛顿那一代建国元勋开始，教育的重要性就已经成为政治家们的共识。但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光靠金钱堆砌不出教育的繁荣，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教师的收入水平应该不会低，但结果是，美国教师的薪水远远低于社会上的很多职业，几乎成为“国家的耻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反映出“公众对教师工作缺乏尊重”，而捉襟见肘的待遇，自然无法延揽到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也给学生们释放出一种错误的信号：拥有智识并不能拥有体面的生活。这一切，都源于教育决策者推崇实用性超过对理智的培养，把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即时的实用知识，以满足其即时的兴趣，作为教育最为崇高的目标。其中一个堂而皇之却又急功近利的理由就是——最佳的教学内容是适应生活的学习，而不是为了更多的教育而教育的学习。于是，学生被认为必须要学习的，“不是化学，而是检测洗涤剂；不是物理学，而是如何驾驶和维修轿车；不是历史，而是地方煤气厂的运营；不是生物学，而是去动物园的路；不是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而是如何写一封商务信函”。这样的教育内容，显然与智识主义背道而驰，只会批量生产出实用型的操作人员，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整个社会缺乏富有创造力的顶尖人才。
一本长销50年的经典之作，其精神内核一定是示人以方向、给人以希望、赋予人力量，这本书正是如此。在书中，霍夫施塔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超验主义思想家爱默生的景仰之情，他把这位“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的一句话奉为圭臬：“我们要坦诚地吐露真相。我们美国人因为肤浅已经声名狼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大言不惭，滑稽可笑的，而是会意识到生活的可怖，勇于直面它。”面对来势凶猛的反智主义，知识分子可以有哪些作为？对此，霍夫施塔特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预言智识主义的崩溃或高等文化的消失，也许对，也许错，我们自艾自怜显然无助于情况的转变。一句话，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未来历史的天平何去何从，全在于我们当下的行动，人的创造性活力是我们保持乐观的信心所在。
（作者系青年作家，书评人）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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