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怎么样

作者：虞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城市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霍诗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本研究从历史和结构的维度探究美式新闻学“化全球”的历史原点，及其对全球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

一、引言：全球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困境

在“全球新闻学”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始终存在着深刻的认知悖论：当研究者使用比较媒介体制、跨国媒体研究等标榜多元化的理论框架时，其采用的分析工具却不自觉地沿用着来自美国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核心假设。这种试图超越单个案例、谋求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尝试，大多步入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历史局限性的后尘。尼罗曾（John C. Nerone）指出，四种理论分类只是单一框架下的四个范例，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审视[1]。即使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在《传媒规范理论》中认为其超越了施拉姆，后续一些欧美学者也尝试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体制进行修正，但是这些探讨“明显局限在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的讨论上，并未深入探究不同区域或国家个案在历史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性”[2]。因此，西方传媒规范理论自诞生之初就发挥着正当化功能[3]，而以“多元”来凸显“个别”的优越性，正是美国欲盖弥彰、隐性规训全球的核心手段。这种知识生产领域的“中心—边缘”结构，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的认证标准中显露无遗，该认证体系传承了美国新闻传播的职业精神和“做中学”（Learn by Doing）的传统[4]。高等院校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专业教育成为统一标准之下的罐装物，为了获得官方认可的“权威性”，相关院校必须在特定指标中向标准化“看齐”，抹杀个性和多样性。

事实上，当美国乘着战争的东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以雄厚的资本和经济实力在全球扩张时，美式标准就已经伴随着其高举的“自由主义”旗帜实现新型的跨国殖民。这种标准化进程在新闻学领域同样具有重要体现。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强调课堂教学和新闻实践紧密结合的“密苏里方法”，推动了全球新闻业向“职业”的转型[5]，其教育模式成为许多国家新闻院校的范本，并陆续向中国、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输送。与此同时，从“黄色新闻”浪潮中厮杀出来的普利策带着其捐赠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成为行业翘楚。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严谨、务实、扎实”为标榜，通过操作性的技巧训练将新闻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并以“普利策新闻奖”为风向标持续引领了全球新闻的标准和发展方向。无论是“密苏里模式”还是“哥伦比亚模式”，浓厚的职业色彩对学术和职业之间过渡通道的搭建[6]，都将“新闻学”固定在了静态、微观的操作表象之下，忽略了更加深重的、历史和社会的结构性要素。而这种美国特色的新闻学则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后盾，框定了全球各国新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于中国而言，新闻学的建立依托于对西方经验的引入和借鉴，其曾将“密苏里模式”奉为圭臬，但却凸显了西方模式与中国本土国情的差异[7]。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新闻学发展的基本处境，当美国凭借全球霸权和所谓的“第一所新闻学院”占尽先机时，其拥有的先发定义权，让后发国家只有遵循美式新闻学的标准，才有资格融入全球信息秩序。放眼世界，美国已经事实上成为当代全球秩序的制定者[8]。与此同时，美国主流媒体的迅速崛起主导了全球信息流通，不仅提供了技术示范，还让美式模板成为唯一成功范本。在全球南方，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因长期殖民史遭到了西方简单粗暴的制度移植，在现代化焦虑与“发展主义”的驱动下，二战后的新兴国家和饱受战争欺凌的全球南方正式纳入了美国麾下，开启了学习美式新闻学的浪潮。

因此，看似百花齐放的全球新闻学事实上产生于美式新闻学的询唤。尽管在本土化移植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适配的情况，但其标准化效应从未因此停歇，甚至制造了双重幻象：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的新闻教育通过本土案例植入维持着文化特殊性表象；另一方面，其知识生产的内核始终被锚定在专业主义、价值中立、公共服务等美式概念框架之中。本研究以此为背景，从历史和结构的维度探究美式新闻学“化全球”的历史原点，及其对全球新闻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最终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为解释框架，寻找一种能够超越民族或西方等任何一种中心主义框架，带动不同文化背景下本土经验、实践和理论的交流互动[9]，真正开放、包容的全球新闻学。

二、中国新闻学的早期探索：路径依附与本土化困境

中国新闻学经历了一个通过外来知识体系引入而逐渐建制化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争取民族独立的努力，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涌入而沉淀在了新闻学科化的脉络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尚未系统传入中国和被纳入我国新闻学知识体系之前，近代报人群体就开始了立足中国新闻业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本土新闻学的尝试[10]。这种尝试通常从两个维度开展，其一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对域外新闻学著作的引入和本土化改造，尤以日本和欧美国家为主；其二是自主实践层面的体系化过程，即将国人自主办报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凝练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新闻规律和操作方式。这两种路径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运动和社会发展蔚为大观。

中国近代新闻学的诞生，最初表现为相关著作的引入和产出。“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11]的历史认同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三十年光辉启发了当时急于通过“师夷长技”达到“制夷”效果的国人。尤其是西方各类先进著作，“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12]。于是松本君平所著的《新闻学》，在1903年经商务印书馆翻译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知识的系统化输入[13]。但其原名《新闻学——欧美新闻事业》和松本君平的留美经历都昭示着“美式模板”对其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受德语、法语著作的深入影响，也间接体现在了我国学者的著作中[14]。对于欧美新闻思想的间接“转述”伴随着1913年休曼（Edwin L. Shuman）《实用新闻学》的引入得到改善。《实用新闻学》被视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里程碑[15]，该书对美国新闻业商业逻辑、职业伦理和法律的阐述为新闻业的行业化和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其实践经验也直接影响了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6]。

西方著作的引入为中国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其与本土情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西方理论和学科建制存在的不足，并尝试结合中国的社会需求进行改造。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中指出：“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17]尽管其拥有“导其向正当之方向而行”[18]的美好愿景，但其附录罗列的30本英文著作和68篇英文文献大多来自美国体例，文中对新闻和新闻价值的定义更是直接借鉴了布莱耶（Willard Grosvenor Bleyer）的观点[19]。作为新闻理论大家，徐宝璜在著作中对历史、理论、实务、组织的混杂昭示其概念框架的模糊性，将“本土化”等同于某种特定字词的改变和美国特色内容的删减也有些草率。相较于理论著述，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工具色彩浓厚，虽然该著作“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20]，但所谓的“立足本国国情”也只是通过中国的具体案例论述西方的操作技巧，最多只是形式上的“本土化”。因此，中国早期的新闻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混沌性、自发性的特征[21]，无法摆脱对西方新闻学的路径依赖。

著作教材的引入仅仅是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最初一环。随后的中国新闻教育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开启，尤其受到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影响[22]。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曾尝试将“密苏里方法”全盘移植到中国，其课程设置完全参照美国模式，强调“实践导向”和“新闻专业主义”。但实用主义原则与其倡导的人文素养和家国情怀产生了显著的矛盾。该原则适配的是美国繁荣的市场和发达的经济状况，简单粗暴的嫁接只能“培植一种富有新闻学知识与技能的新闻记者”[23]，而非符合中国国情的、拯救国家于危亡的、“有知识有道德有能力的新闻人才”[24]。空洞的理论说教和超前于国家发展阶段的概念嫁接只是一种“赶英超美”的知识幻觉，尽管从刘豁轩开始燕大新闻系逐渐从全盘西化向本土化转舵，但避免过度职业化、走向学术化的努力最终因动荡的时局和其本人对美式教育的留恋而破产。蒋荫恩主政之后，选聘本土教师，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扎根本土和精英教育[25]，但其增设的《中国报学史》、《新闻伦理》等少数本土课程，并未触及根本矛盾，反而由于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简单叠加导致认知割裂。且精英教学的导向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差异，与大众需求脱节。《燕京新闻》作为校园媒体对政治的回避，也导致其陷入避世的“中立陷阱”。

目前学者们多注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教育的研究，而没有探析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26]。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之初，就被认为是“研究报学之最高学府”[27]，许多学者趋之若鹜。民国时期中国陆续向其输送了二十多名留学生，他们学成后大多奔赴报业和教学一线，编撰书籍、传递知识。哥伦比亚大学还向中国输送了多名教师，协助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等高等学府。普利策新闻奖更是以风向标的形式影响了国内新闻界对调查报道的重视。

总体而言，无论是早期的知识体系成型，还是中国新闻学的教育，强调的诸多范式均来自西方模板、特别是美式模板的输入。从最初的技术性引入，到结合本土国情增添的新闻史和伦理教育，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融合尝试。但是在美式模板的影响下，中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实质上还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翻版[28]。后续的新闻学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转向，在这种变化中，培养新闻事业新人仍是基本目的，重点在于为谁服务[29]，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转向。新闻学在这种高度的合理性之下被“焊接”在服务之维，丧失了其批判性。

中国新闻学的发展状况仅仅是全球新闻学的一个缩影，放眼世界，美式新闻学的模板几乎嵌套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新闻学发展的底层逻辑之中。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的美国新闻学，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采写技巧、公共服务使命的强调和商业模式的输出，主导了全球新闻范式，美国新闻学教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扩散，“客观性”成为世界公认的黄金准则。许多世界知名的媒体都有美国的影子，德国《明镜周刊》效仿了《时代》杂志的调查报道风格、默多克集团的跨国经营传递了美式的小报文化、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维度的紧密性，日韩新闻业均成为西学的范本。同时，在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技术和资金的依赖以及长期殖民历史，让美国新闻学的理念和实践在殖民早期就成为当地新闻体系的一部分，获得独立之后，美国新闻学因相对成熟和系统化依旧成为重要参考。[30]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新闻学的建立，都经历了从吸纳、混合再到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进程既推动了西方新闻学的普及，也埋下了文化同质化的种子。历史证明，没有一种模板能普适于所有社会，真正的新闻创新必然扎根于本地土壤。如何突破对美式新闻学的路径依赖，创造真正多样化、基于本土并拥有自主知识体系、百花齐放的全球新闻学，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范式殖民：美式模板何以“全球化”

美式新闻学的“全球化”进程并非简单的学科自然演进，而是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全球霸权的确立而诞生的产物。二战后，战火未祸及本土的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并通过军火贸易和“租借法案”积累巨额财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高速扩张。此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工具。经济霸权滋生社会控制需求，让·查拉比（Jean Chalaby）认为新闻业是“英美的发明”。他指出，英美新闻界形成了一种“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实践”[31]。这种将新闻视作职业的观念迎合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路径，其知识生产体系服务于“美国例外论”的叙事逻辑，并以自由主义之名突破了地域封锁，实现了系统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输出。

新闻业得以架构成型，与印刷、交通和电报等技术密切相关[32]。《纽约太阳报》等大众报刊的出现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先河”[33]，而其建立的基础正是美国发达的交通运输和媒介技术的进步。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全球通讯网络的建立，对世界形成了技术示范。而基础设施的准透明性，即日常的不可见性，让这一行为无声无息地合法化[34]。当国际信息流通被美国主导时，各国媒体唯有采用类似的发稿模式和叙事框架，才有机会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到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让美国将新闻学的全球推广纳入了冷战文化战略，美国新闻署被认为是一家著名的出口公司，但其出口的是思想、舆论、信仰、知识、事实、数据，广义来说，即文化[35]。“新闻自由”被建构为一种对抗共产主义的核心话语，并随着苏联解体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拥趸。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美国的代理人，在结构性调整计划（SAPs）中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以经济改革换取国际贷款，向国外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美国借此机会实现了全方位的渗透和干预，从而巩固了美式新闻标准的支配地位。

在新闻教育层面，美国新闻学首先通过职业化转向和可复制的实践教育，具备了意识形态规训的色彩。早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大众报刊的勃兴就促成了一种标准化的新闻生产方式。普利策（Joseph Pulitzer）、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等报界巨头通过对商业模式的倚重将新闻转变为一种文化商品。由此催生了新闻生产的福特主义——新闻采编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强调效率、可复制性与去语境化。与此同时，机械复制将新闻所具备的批判性和反抗性阉割，使其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事实上，普利策于20世纪初捐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时，其动机远非单纯的职业教育，而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意图。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曾指出，普利策的新闻教育理念旨在将记者塑造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使其脱离“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激进政治倾向，成为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批判者[36]。在课程设置上，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刻意回避了政治经济学等更深层次的批判性教学，转而以“事实核查”、“客观性”、“职业伦理”等操作性规范为主，让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从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转变为以行业发展为旨归的“工具使用者”。这种西方新闻学教育的特点延续到今天，使其教育内容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化教育的规则与技能传授[37]。

其次，美国通过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批新闻学院和对新闻教育体制的系统化确立了学术层面的制度性霸权。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等老牌新闻院校抢占了新闻学的话语高地，并形成了一套服务于美国社会的叙事体系。经历了战火摧残的后发国家缺乏可与之抗衡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滞后性也导致其无力发展相关教育，只能被迫采纳美式课程结构。此后，美国陆续通过行业认证、普利策新闻奖、国际顶级期刊和学术会议等权威体系的塑造，让无数学者心驰神往，并将其视为“成名的想象”。这种从知识体系、教育模式再到评价标准全方位的美国化，使“美式新闻学”既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形成了排他性的学术霸权，从而固化了新闻学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正如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所说，即使新闻实践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形态，但大部分新闻研究都关注美国的新闻实践，因此几乎所有的新闻研究项目都自然而然带有美国色彩[38]。

福柯指出，“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而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39]。这恰恰论证了全球新闻学场域中话语生产权力的垄断。美国以先发优势固定了入场边界，并通过场域中的惯习和潜规则培养了合格的参与者。美式新闻学的全球扩散证明，学科建构本质上是知识权力的在地化生产。世界各国的新闻学受美国模板的召唤，新闻教育看似“本土化”，实则只是在美国设定的概念框架内进行有限的符号调整。要打破这样的知识垄断，一方面需要学术场域内部的自我反思和革新，另一方面需要跳出既有的场域规则和限制、打破普遍主义陷阱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现实的视野之中，寻找真正具有解释力、能够运用于全球新闻学建构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促进新闻学的百花齐放和交流互鉴。

四、路径重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框架

从前述讨论可以看出，美式新闻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认识论的断裂。看似提供了一个可供全人类共同使用的专业模板，实则回避了政治要素和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更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进程实现了范式殖民，本质上是知识权力、资本逻辑与地缘政治三重力量交织的结果。这种“正确性”和“合法性”的建构诱使其他国家主动内化了其认知框架。但由此而来的本土化知识生产困境深刻地影响了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创新和文化自主性，导致全球新闻学的萎缩和批判思维的弱化。因此，要想破解这一格局，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构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本土的、探求真理的新闻实践哲学。

（一）本体论重构：以人民主体性对抗资本逻辑

新闻本体理论不只是关于“新闻本体”本身是什么的理论，而且是关于“新闻本身”系列基础问题的理论[40]。美式新闻学的本体论依托于“客观性神话”，尽管其宣称新闻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乔姆斯基的五层过滤网已经揭示了外在力量对于“事实”的筛选和控制。“专业主义”回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且对客观和专业规范的主观判定容易陷入唯心主义陷阱，“局外中立”又成为商业主义侵蚀的保护伞。当今西方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干预，而是本体论的变化[41]。

历史地看，新闻与人民的嵌合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以贯之的理论视角[42]。西方的新闻观并不承认这种嵌合性，且服务于精英的职业教育脱离了普罗大众的诉求，而马克思主义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维护。在这种视角下，新闻的本质在于特定生产关系下人民的选择与建构，新闻的功能在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在不同的本土化历程中，新闻服务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目标。

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体论实践在于对人民主体性的尊重与激活，而非美式新闻学的“文化殖民”。其打破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二元对立，从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层面，将人民认为是新闻生产的主体，媒体则是人民观念的载体，新闻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全球新闻学的层面，应将人民主体性扩展至文明主体性，即通过激活不同文明的主体性，构建多元共生的新闻体系，并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视角入手，探求一种本土新闻学与全球新闻学共生的路径。这个过程中，既要与各国的社会形态相结合，也要与不同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真正具有“普适性”的解释范畴。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人的问题，而是讨论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所谓“现实的人”必然是具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43]。因此，新闻的生命力永远来自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这种连结不只是贴近群众，而且是通过社会关系的重组、制度建构和文化传统的吸纳，使新闻业成为人民创造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方法论突破：从专业主义神话到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认为，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涌回现实世界”[44]，强调了报刊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45]这里言明了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整合功能，其作用类似于一种“社会水泥”，能够指明发展方向、实现对社会的维系、激发行动热情。

西方的专业主义新闻实践并不承认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并建立了诸如“客观性”、“独立性”、“平衡报道”等原则强调其作为“第四权力”和“社会公器”的价值无涉性。高尚的文章、哲学反思以及政治修辞都在被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条目所取代，导致“报道正在杀死新闻业”[46]。这种“专业主义神话”和“虚假客观”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重危机。不仅无力回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摧毁了社会信任的根基、危及新闻业的合法性。

而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为考察核心，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7]。鲜明地强调了要将新闻生产重新定位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回到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新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反映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的。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也体现在了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当中。列宁在《火星报》创办过程中精心建构了“代办员网络”，要求将分散在各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连接在一起，使党的领导干部、工人和为无产阶级奋斗的革命战士都团结在《火星报》周围[48]，这表明，无产阶级新闻业的核心是组织群众而非“客观记录”。新闻学的基本方法在于依靠人民的力量与社会关系进行互动，而非一种资本主义的预设。

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能够下沉到新闻业所在的社会语境，提供了一种根据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工具箱，而非简单的教条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并不反对真实性等新闻基本规律的适用性，但反对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绝对化。全球新闻学理应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在共同规律基础上发展本土新闻学形态，破除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找到一种开放包容的全球叙事。

（三）实践性导向：本土化新闻学的生成与转向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49]在新闻学中，实践论强调新闻理论的建构需来源于现实生活，同时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美式新闻学将“客观性”、“独立性”等概念抽象化为超脱历史语境的“专业准则”，剥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实践语境。但正如专业主义的诞生映射出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变一样，专业主义的衰退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环境的出现[50]。这种变动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文化和历史性的。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随着条件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单一原则的普泛化本身就存在悖论，将其移植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更是无稽之谈。

于新闻学而言，“新闻是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性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而且构建了记者和新闻本身”[51]。因此，各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从本土实践中提炼，而非简单地套用外来公式。正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种新闻媒体专业或职业意识形态，而是与无产阶级社会运动和思想启蒙紧密相连[52]。例如，中国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吸纳，结合了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其强调的群众路线和舆论导向等概念，旨在夺取政权、促进体制变革。

从具体实践过程而言，世界各国首先应摆脱职业规范的限制，结合本土国情的特殊性，从自身实践中寻找核心问题，例如非洲的粮食主权、中东的宗教传统。只有凝练出植根本土的问题意识，才能明确新闻学的服务对象和定位。随后，需基于本土实践提取方法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提出，源于延安时期的根据地实践。最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与修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对全球新闻学的重构，本质上是将新闻学从“资本主义的空中楼阁”拉回“人民性的血脉根基”。这种重构不是理论的自我循环，而是通过无数次具体实践得出的“真理”。

五、结语：走向真正的全球新闻学

塔奇曼（Gaye Tuchman）的“新闻策略仪式”（strategic rituals）早就揭示了被奉为圭臬的西方新闻学黄金法则的内在矛盾。新闻工作者即使在竞争的事实中作出选择，通过援引专业敏感性，并将新闻判断建立在新闻要素的基础上，其仍然声称“客观”[53]。因此，“客观性”并非价值中立的报道原则，而是一套用于规避政治风险、维护行业合法性的职业话语。伴随着西方新闻学危机的迭起，社会责任论企图挽救自由主义理论的不足，但其只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进行了某些修修补补[54]。实则巩固了自由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并以去政治化的方式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

美国凭借强大的资本和经济实力确立了全球霸权，并以技术的垄断、成熟的学科体系、建构的权威标准和制造的自由主义的幻象促进了美式新闻学的全球化，通过将自身打造为“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诱使在现代化焦虑驱动下的后发国家内化其认知框架。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构历程体现了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吸收与本土化创新，但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章节的删减和本土案例的增加，也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绥靖，反而固化了西方新闻学框架的底层逻辑。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管窥全球新闻学的知识生产困境。世界看似拥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不同新闻学样本，但其内核却来自美式新闻学的询唤，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殖民。

要想摆脱美式新闻学的范式殖民，就必须解构“普世主义”的迷思，让悬置的新闻学重新回归到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框架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本，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批判的方法论。其秉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人民性原则和实践性导向，能够真正做到将新闻学与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共生。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新闻学的重构，本质上是将新闻学建设重新锚定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它既不是对美式新闻学的简单否定，也不是本土保守主义的复归，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通过批判性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普遍真理与特殊国情的创造性结合。这种重构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真正的“交往理性”——一种超越资本控制、植根于人民需求的全球新闻学新秩序。从中国“两个结合”的实践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扎根现实的科学性与拥抱本土的开放性。未来的全球新闻学，也将超脱出国家和民族的简单划定，既成为批判的武器，也形成武器的批判，作为人类在数字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的集体诗学而存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批准号：21CXW001）、深圳大学社科2035计划重大攻关项目“全球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编号：ZYZD2406）成果】

参考文献：

[1]约翰·C·尼罗，威廉·E·贝里，桑德拉·布拉曼，等.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M].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33-38.

[2]张学标，欧健.媒介与政治:媒介规范理论研究的比较与反思[J].当代传播，2013(06):36-38+43.

[3]黄典林，安柯宣.从知识生产到秩序重塑：传媒规范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的正当性建构[J].传媒观察，2024(09):14-23.

[4]贺明华.数字认证：智媒时代保障新闻传播教育质量的新方法[J].现代传播，2019(11):163-168.

[5] Folkerts, J. Histor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J].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4.16(4),227-299.?

[6]严三九，南瑞琴.一流学科建设的制度研究——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科制度变革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6):95-106.

[7][22]游丹怡，邓绍根.从“社区公器”到“社会喉舌”：《燕京新闻》与“密苏里方法”的中国化实践[J].全球传媒学刊，2024(05):3-18.

[8]虞鑫.超越帝国：国际传播的普遍主义迷思及其范式转型[J].新闻与写作，2022(12):5-11.

[9]虞鑫，陶天野.新闻学何以全球？一种理论尝试与想象[J].青年记者，2025(02):64-70.

[10]王润泽，孙帆.“两个结合”与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新闻界，2025(01):4-13.

[11]章太炎.正仇满论[A]//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98-99.

[12]张之洞.劝学篇[M].1898:77.

[13][16]王润泽，刘冉冉.西学东渐中近代中国新闻学的肇始与走向——从松本君平《新闻学》和休曼《实用新闻学》说起[J].现代出版，2025(02):11-22.

[14]张学科.知识的旅行：新闻学教材域外知识的引介及其本土化（1919-1949）[J].现代传播，2024(06):17-26.

[15] Mirando J. Journalism’s first textbook: creating a news reporting body of knowledge [C]//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1993:17.

[17][18]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自序，序1-2.

[19]王颖吉.借鉴与转化：从《新闻学》附录看中国早期新闻学的渊源与建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04):135-141.

[20]邵振青.实际应用新闻学[M].北京：京报馆，1923:1.

[21]涂凌波，李泓江.现代化自觉与中国新闻学构建——基于20世纪中国新闻学经典文本的学术史考察[J].现代出版，2023(04):85-95.

[23]谢六逸.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概况[J].新闻学期刊，1935（01）：1.

[24]马星野.新闻职业与大学教育[J].报展纪念刊，1936年1月，61.

[25]胡百精，王雪驹.专业自主性、回应社会与中西平衡：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面向———基于160篇燕大新闻系毕业论文的视角[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2):102-128.

[26]邓绍根.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与民国新闻界的交流合作及其影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80-89.

[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209.

[28]张詠，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M]//载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2008，台湾：政大出版社.

[29]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01):75-88.

[30]虞鑫，苗培壮.媒介系统与现代化：撒哈拉以南28个非洲国家的定性比较分析[J].现代传播，2024,46(04):68-77.

[31] Chalaby,J.K. Jouralism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A compat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nd Anglo-American journalism, 1830s-1920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11(3):303-326.

[32]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60-74.

[33]强月新，胡青山.技术作为“基调”：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变迁[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135-145.

[34]刘战伟.从“尼克松访华”到“马斯克星链”：通信卫星的国际传播与基础设施霸权[J].青年记者，2025(03):30-38.

[35] Fitzhugh Green,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M],NewYork:Hippocrene Books,1988：xv.

[36] Carey,J.W，李昕.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国际新闻界，2002(03),8-11.

[37]胡钰，虞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国际新闻界，2016(08):92-110.

[38]常江，田浩.芭比·泽利泽:新闻学应当是一个解释性的学科——新闻研究的文化路径[J].新闻界，2019(06):4-9.

[39]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 New York：Pantheon,1972:224.

[40]杨保军. 论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标识概念”的基本构成及其主要关系[J].国际新闻界，2024(06):6-18.

[41] Ryfe,D. The ontology of journalism[J].Journalism,2019.20(1):206-209.

[42]支庭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视角、内在逻辑和价值关怀[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01):11-29.

[43]赵月枝.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国际传播在地实践：田野体验与思考[J].青年记者，2025(02):40-50.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45][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654-655.

[46]迈克尔·舒德森，李思雪.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J].新闻界，2021(02):4-12.

[48]郑保卫、尹延永.论《火星报》时期列宁的报刊活动、办报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写在《火星报》创刊120周年之际[J].青年记者，2020(12):88-91.

[49]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求是，2019(01):8.

[50]王维佳.专业主义的挽歌：理解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J].新闻记者，2016(10):34-39.

[51]王润泽.实践新闻学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创新[J].当代传播，2024(06)，卷首语.

[52]双传学，赵赟.“新闻作为意识形态”：新闻舆论工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建构——基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考察[J].传媒观察，2025(02):5-15.

[53] Tuchman, G.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2,77(4),660-679.?

[54]黄旦.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J].新闻大学，2000（秋）：5-10.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虞鑫，霍诗宇.全球新闻学的历史起点：范式霸权的知识生产[J].青年记者，2025(06):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