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大学的发展史

Good, C. V. (1951). History of graduate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 52 (9), 1-9.

作者简介

卡特· V ·古德（ Carter V. Good ）是 20 世纪中期美国教育学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活跃于教育研究方法与教育史领域，曾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教育学院院长。古德最重要的学术共现是其在教育学研究方法和术语标准化方面的系统工作。他是经典工具书 A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与 Douglas E. Scates 合著）的主要作者，该作品对教育专业术语的界定和学术交流的规范化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写作背景和意义

20 世纪中叶，美国高等教育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二战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和科研能力的需求迅速增长，推动高校大规模扩展研究生项目，带来学位数量激增、学科体系拓展、组织架构调整以及标准化与认证机制的初步确立。在此背景下，本文回顾了自殖民地时期至战后初期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采用制度史视角，梳理其从以硕士学位为主导向博士学位制度转型的演变过程，特别关注德国学术传统对美国大学的深远影响，以及公私立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差异与互动。同时，文章对标准化、专业化和多元化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面对当今高等教育全球化、市场化与技术变革的挑战，本研究为理解美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历史逻辑与演化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制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不应只是对过往事件的编年记述，而应服务于现实议题的理解与判断 。历史研究应揭示教育制度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认知自身发展脉络与未来方向的基础。制度的历史背景不仅赋予师生与校友以延续性的身份认同，也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和对早期成就的价值认知。正如有人所言：“人类六千年来织就了一件无缝之衣，然而，唯有历史之笔所染之处，这件衣袍才得以显现、得以为后世所传。”

对当今教育中社会力量与过程的理性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根源的充分认知之上。 以时间为序的历史分析，有助于厘清影响当下的重要因果因素，同时，对过往教育思想家的洞见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警惕对“半真理”、教育偏见或教学时尚的轻率接受。当然，妄图从历史中直接提炼“经验教训”是存在风险的。教育史研究者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也必须理解史料批判的方法，掌握对来源材料进行甄别、综合与诠释的能力。

研究生教育诸多议题的争论可追溯至美国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涵盖了诸如认证与标准化的制度问题、研究生教育目的的变迁、机构组织与管理的形式、专业学院的发展、课程与教学模式的演进、学位标准与要求的设定、科研资助与成果传播机制的建设、研究生入学趋势的变动，以及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供需关系等方面。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背景既可按时间顺序，也可按专题组织进行探讨。

二、博雅传统与欧洲背景

过去七十五年来，美国研究生教育逐步演化为多样化的培养体系，成为激发科学家与学者创造力、并提供其成果表达平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力不仅深植于美国本土文化，也逐渐向海外扩展，反转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普遍赴欧洲深造的趋势。 美国研究生院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是博雅教育体系的上延 。许多从事研究生教学的教师同时承担本科课程，尤其受博雅学院传统的理念与教学方式影响，这种文化延续自然渗透进研究生教育之中。事实上，在 1876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设立首个正式研究生院之前的两个多世纪，美国部分高校已实践某种形式的“研究生教育”。但此类教育多沿袭英欧传统，由学院向毕业三年、品行良好并从事专业学习的校友授予“实得型”硕士学位，通常还需支付相应费用。直到 19 世纪中叶之前，美国高校鲜少提供今天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生教育。耶鲁大学于 1861 年首次授予哲学博士（ Ph.D. ）学位，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校早十五年。

(图：耶鲁第一个博士学位证书）

然而，同一时期，包括部分尚处于草创阶段的大学在内，亦有按荣誉制授予博士学位的现象。这一令人困扰的做法，后来促使美国研究生教育亟需确立更为严格的博士标准，参照欧洲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制度。

研究生院的理想蓝本来自德国大学 ，即一个以高级研究为中心的机构，由少数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主导，辅以初级助教人员。此类教育仅面向具有杰出资质的学生，教学形式包括系统讲座、专题研讨、个别指导，以及在学习结束时进行全面考试，不重视平时出勤、阶段性测验或学生纪律管理。这一教育理念强调学习、教学、研究与发表的自由，特别注重学生主动性与自主能力的培养。尽管当代多数学者在理念上认同这一研究型教育模式，但由于研究生学习成果缺乏明确评估标准，许多教师仍沿用本科阶段的量化方式，如课程要求、考试安排与成绩评定。除了德国大学的深远影响外， 美国研究生教育亦深受英美传统的塑造 ：一方面是英国贵族教育制度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主转化，另一方面是法国在纽约、弗吉尼亚等地对民主制大学组织形式的影响。

（ Arthur Williams Wright，1861年获耶鲁哲学博士学位，为最早获博士学位的三人之一 ）

三、 美国首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院

在 1876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立之前，教育哲学的变革、土地拨赠学院的兴起、商业与专业教育需求增长、州政府与私人捐助的支持，以及教育领袖的推动，共同激发了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与期待。在推进研究生院及“大学”这一理念的发展过程中，一批杰出的教育领导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 Daniel Coit Gilman ）、哈佛大学的艾略特（ Charles W. Eliot ）、芝加哥大学的哈珀（ William Rainey Harper ）、斯坦福大学的乔丹（ David Starr Jordan ）、密歇根大学的安吉尔（ James B. Angell ）、康奈尔大学的怀特（ Andrew D. White ）、克拉克大学的霍尔（ G. Stanley Hall ）、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 Nicholas Murray Butler ）。

早期美国高校在应对社会变革中积累的经验，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一所独立于宗教、政府、本科学院及职业化需求的研究生院提供了重要借鉴。霍普金斯首任校长吉尔曼在艾略特（哈佛）、怀特（康奈尔）和安吉尔（密歇根）三位大学校长的联合推荐与持续建议下，致力于引入欧洲，尤其是德国大学的 研究导向型传统 ，同时回应美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他的目标是打破宗教、教育和市民保守力量对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束缚 。

19 世纪末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先驱机构，在理念上达成高度共识，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 优先回应现实文化与教育需求 ，而非沿袭旧有模式；

• 强调人才优先于物理设施 ，注重师生质量而非校园规模；

• 坚持教学质量与学术成果为核心指标 ，推动知识生产。

三校普遍认为，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未能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因此有必要构建以研究为中心的新型大学体系。他们强调选聘优秀教师与学生优先于扩建校舍，主张营造鼓励独立研究、师生非正式互动与简约行政的教学环境。重点在于：三位校长的个人远见与领导力，是推动该时期研究生教育成功的关键力量。在制度创新上，这些学校也作出了重要探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引入校外讲座与学术期刊，克拉克大学开展研讨班制度，芝加哥大学则设立了大学出版社，均对后续研究生教育体制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先驱性的二十五年

在 19 世纪末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影响力扩展至十余所美国高等学府。 彼时，研究生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博士学位授予的滥用现象 （如部分高校甚至通过函授课程颁发学位）。至 1899 年， 48 所授予 Ph.D. 学位的高校中，有半数仍为本科性质的学院，常以校外授课形式授予学位；当年报告的 325 个博士学位中，约三分之一属此类“非正规”完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大学意识到需留住博士候选人，因为当时约 500 名高年级研究生中，超过半数选择赴欧洲攻读博士项目。

在研究生院制度初步成形之时，研究生院普遍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 ，涉及行政管理、课程设置、师资结构与学生构成等方面。例如：研究生院院长预算极为有限；本科院系高度自治，影响研究生院从中调配师资；具备博士学位的导师数量不足；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设立研究生学科方向阻力较大；教学内容过度依赖本科高年级课程；学生流动频繁，效仿德国“游学”式传统，在多校间迁移不定。 尽管面临诸多限制，不同高校仍在各自优势领域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初步发展 。例如：克拉克大学因资金不足及其本科院的设立而受限；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等校因教会与殖民传统的牵制而进展缓慢；康奈尔、密歇根及其他州立大学则受到政治对预算和教学安排的干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强大的医学院有效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康奈尔、威斯康星及其他州立大学则受到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促进了应用科学的建设；而在耶鲁与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学术传统也在古典语言教学的提升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五、 早期的标准化与认证制度建设

19 世纪后期的研究生教育先驱时期以博士学位（ Ph.D. ）制度的发展为标志 ，而在 1860 年之前，硕士学位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入 20 世纪初，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学位体系的标准化与认证制度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硕士与博士层级的学位类型也日益多样化。 1900 年，在当时 50 所授予实得型博士学位的高校中，仅有 20 所真正致力于推动统一化和制度规范。推动这一进程的 主要动力来自慈善基金会与认证协会的倡导 ，同时也受到校友组织及校外社会团体的持续压力。早在 1893 年和 1896 年，研究生俱乐部联合会（ Federation of Graduate Clubs ）便呼吁 提高博士学位授予标准，实现全国统一要求 ，该倡议亦得到卫理公会大学参议会的支持。 1893 年召开的国际教育大会建议，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校长组成委员会，拟定具备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高校名单。这一倡议最终促成了 1900 年“美国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 AAU ）的成立，由十四所领先高校组成，标志着高等教育认证机制的制度化起点。

自 20 世纪初以来，多个机构持续对博士学位的标准化与质量提升作出重要贡献，包括美国大学协会（ AAU ）、国家州立大学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土地拨赠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Land-gr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AUP ），以及若干慈善基金会与地区认证机构。 AAU 致力于 制定高等学位的统一标准、提升薄弱高校的办学水平，并推动美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的入学与学分互认 。 1913 年，该协会整理发布了其认可的大学名单。国家州立大学协会与土地拨赠大学协会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也秉持与 AAU 相似的目标，尤其强调研究生教育在服务社会、对接实际与职业需求方面的功能。 AAUP 则通过设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博士学位规范，并在其《公报》中发布相关标准建议，进一步推动了制度建设。此外，通识教育委员会（ General Education Board ）与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通过对高校拨款及教授养老金制度的资助政策，间接鼓励高校提升博士学位授予标准。正是在慈善基金会的激励机制与地区认证机构的制度压力下，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社会需求显著增长，催生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博士生教育市场 。

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后研究生教育的功能转变与扩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三项重要的社会变迁深刻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课程结构与组织模式： 其一 ，研究生人数迅速增长，群体构成发生变化； 其二 ，科研产出主体从高校逐步扩展至政府机构、基金会以及工业和商业部门； 其三 ，公共与私营部门围绕科研过程与成果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在众多新兴专业领域迅速扩张，涵盖农业、建筑、艺术、工商管理、牙医学、教育、工程、林业、家政、新闻、法律、图书馆学、医学、音乐、护理、验光、整骨、药学、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语言与戏剧艺术、神学、治疗学与兽医学等领域。面对这一扩张趋势，研究生院陷入两难：既要扩大服务功能以回应社会需求，又必须维持此前二十五年逐步建立的学术标准。以博士学位为例，其授予数量增长之迅猛可见一斑： 1918 年为 562 人， 1924 年为 1,064 人， 1940 年达 3,088 人，而至 1950 年（经历二战期间的急剧下降后）已增至 6,633 人。

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定位亦逐渐分化。其核心矛盾在于：一方面是延续博雅教育传统的通识与学术导向，另一方面是源自德国大学的自由理念，强调学习、教学、研究与出版的独立性。如今， 教育领导者倾向于将研究生教育视为服务社会的能力培养机制，而非传统研究型模式的延续 。可以预见，未来教师将更多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而非将主要精力投入于自身研究。按照用人单位对博士毕业生的期待， 研究生教育将更强调基础性原理的掌握与跨领域素养的形成 。同时，教育过程也将更加关注学生的人格成长与社会敏感度，鼓励具备主动性、成熟思维与研究洞见的学位论文研究。

从历史回顾和当代社会需求出发，当前研究生院面临一系列复杂挑战，涵盖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协同机制、质量标准、师资与生源结构、课程设计、制度运行以及供需平衡等方面：

• 确立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合理基础。

• 制定系统性学位授予最低标准，包括入学条件、前置课程、外语要求、研究工具、论文撰写与科研训练、考试制度、研究成果的发表等• 调整目前广泛存在的系所自主结构，以增强研究生院的整体协调功能。

• 妥善衔接专业学院与文理研究生院之间的关系。

• 分析认证标准、专业门槛提升、以及来自商业、工业与政府部门的需求，如何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定位、课程设置与招生规模。

• 构建科学的认证机制，尤其应对当前认证机构数量激增所带来的混乱。

• 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及其他政府资助机制对研究生教育的潜在影响。

• 强化研究生科研功能以回应社会实际需求，如美国南部地区的区域研究计划。

• 在大学、学术协会、出版机构、慈善组织、工业部门与政府之间实现研究资助与推广机制的合理分配。

• 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均衡分布与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公平化，南部地区的相关发展可为例证。

• 二战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 G.I. Bill ）对研究生招生与教学的持续影响；若未来亚洲战区退伍军人享有相同待遇，也可能带来类似影响。

• 针对社会需求、雇主要求、各专业领域的招生与授予学位情况、以及地区间的研究生培养与就业供需分布，探讨研究生教育层面的供需矛盾。

摘编：邹齐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