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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原文：《“一个别处的世界”》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焱

中国语境中的梭罗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以“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著称。在其45年的短暂一生中有过诸多惊人之举，其中最具传奇意味的，莫过于他的瓦尔登之旅。

1845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28岁的梭罗，深感邻人大多“静静过着绝望的生活”，于是怀着——“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放声啼叫，决心将邻人们从昏睡中唤醒的使命感——只身来到家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畔，住进花了三个月亲手搭建的小木屋，开始了独居生活，他努力营造一种不依赖现代文明的、最简朴、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模式。在这段独居的岁月里，梭罗完成了《瓦尔登湖》初稿的大体内容，将其湖畔生活以及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凝结在这本书中，书中充满了对这段湖畔岁月的赞美。1847年9月6日，梭罗告别瓦尔登湖，重返世俗社会，结束了他两年零两个月的离群索居生活。

梭罗与中国读者结缘，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郁达夫在他的名著《沉沦》中，一开篇就谈及了主人公对沙罗《逍遥游》（笔者按：梭罗的“Excursion”）的钟爱。张爱玲曾撰文《梭罗的生平与著作》，将梭罗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天才”。而将《瓦尔登湖》真正带入到国人视野中的则是翻译家徐迟，他赞誉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让国人了解到在遥远的美利坚，竟然有那么一个像桃花源的瓦尔登湖，还有那么一个像陶渊明的美国人隐居其畔。诗人海子卧轨自杀时，带了四本书在身边，其中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作为海子亲自挑选的陪葬品，《瓦尔登湖》显然对他有着刻骨铭心的特殊意义。海子不仅写下了《梭罗这人有脑子》的诗歌，表现出对梭罗高度认同；还在《王子·太阳神之子》一文中将梭罗与陶渊明相比较，明确表示“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梭罗才是其“诗歌的理想”。散文家苇岸更是无以复加地表达了他对《瓦尔登湖》的迷恋：“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作家张炜对梭罗在瓦尔登畔的独居生活心往神驰，甚至还亲身实践过: “我在山屋中愉快而真实地生活，高效率地劳动，日常生活用品却消耗甚少。我这会儿真的感受了美国梭罗的自得，也真的认为一个人并不需要那么多。”

如今，梭罗在中国已具有相当高的认知度，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译者、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人员的青睐。而近年发生的两个新闻事件，进一步让中国的“梭罗热”发酵并推向高潮。2015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习主席列举了自己了解的一些美国作家，梭罗的名字赫然在目，且排名第一位。2016年，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附赠《瓦尔登湖》，该书是清华校长邱勇为新生准备的特殊礼物。邱勇在致新生的信中解释称：“《瓦尔登湖》是一本使人安静的书。作者亨利·戴维·梭罗在向读者展示瓦尔登湖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简朴至极、精神上丰盈充实的生活状态。希望你们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与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国家主席”“清华大学”，如此重量级的话语标签，更是极大地强化了梭罗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梭罗之所以日益受到国人的追捧，主要源于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那段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学书写。在很多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梭罗的瓦尔登岁月，既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熟悉在于，这段生活能够与古老中国的隐逸传统相对接，与道家意境相契合，符合国人的阅读期待与阅读习惯。一提到梭罗，国人的脑海中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梭罗一人静静地住在瓦尔登湖畔，遗世独立，超然物外，俨然就是西方的陶渊明。而陌生在于，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相当另类的生活竟然可以存在于真实的时空中，不免让滚滚红尘中的人们心生好奇。这种熟悉与陌生相互交织的复杂情愫，让国人对梭罗的湖畔岁月既“心向往之”又“望而却步”，更让梭罗在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诗”与“谜”一般的存在。

而另一方面，梭罗在中国的接受又充满了误读，比如，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对梭罗只待了两年多便离开了瓦尔登湖这一事实，似乎并不知情；对梭罗为何会离开瓦尔登这一问题，亦未作深入思考；对梭罗瓦尔登岁月的真实图景是否如《瓦尔登湖》所述，更无觉察。即便是研究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也大多对这些问题选择性忽略。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立体性理解梭罗瓦尔登之旅的关键所在。

生命实验

《瓦尔登湖》中，梭罗常常赞叹在湖畔岁月的高峰体验：“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 “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甚于我之生活在瓦尔登”，他感受到了林中生活的诗意和神圣、活泼与愉悦，体悟到宇宙“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和“事物的更高级的秩序”。梭罗认为，这种美丽的存在状态，是对世俗之人“安静而绝望的生活”的超越与升华。

然后，在经历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居生活之后，梭罗却悄然告别了瓦尔登湖，重返尘世。对于离开瓦尔登的原因，梭罗含糊其辞，轻描淡写，远不像他谈及来到瓦尔登的原因时那么隆重而煞有介事。对于梭罗的离去，我们不免心存疑问，既然梭罗笔下湖畔独居生活如此馥郁芬芳，那为何还要放弃这种生活，重返尘世呢？

对于离开瓦尔登湖的理由，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篇中一笔带过：“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有同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了。”这几乎是梭罗唯一正面交代的离开瓦尔登湖的理由，但听上去却如此之虚弱，经不起推敲。

从《瓦尔登湖》中，我们可以归结出有关梭罗瓦尔登之旅的若干认识：第一，梭罗不满于固有的生活，想对这一生活进行改变，尝试新的人生模式；第二，他不仅在理论上设想这种人生新模式的合理性，而且亲身践行考察其现实性；第三，在开始这一尝试之前，梭罗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就是想借此了解人的真实需要，发掘生命的意义，寻找世界的更高规律，而对于这一尝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梭罗抱着探索的态度。不难发现，梭罗的瓦尔登之旅有着相当的实验性。《瓦尔登湖》中大量出现的“实验”“试验”这样的词汇亦可作一佐证。故而，对于梭罗而言，瓦尔登之旅既不是超凡入圣的诗意活动，亦不是标新立异的行为艺术，而是一场开辟人生经验、探索人生意义与可能性的生命实验。

既然是一个实验，自然需要有相应的实验报告，交待他的实验目的、实验内容以及实验结果。而与一般的实验报告相比，梭罗的实验报告则显得非常特殊。一般的实验报告是以文本方式存在；而梭罗的实验报告不仅凝结在《瓦尔登湖》这一文本形式中，同时也表现在他结束实验之后的生活实践之中。因为梭罗的湖畔独居实验是一项生命实验，落脚点必须回归到生命实践本身。这意味着，判断梭罗的生命实验成功与否，必须看这一结果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不能仅凭实验者单方面的说辞，因为文本常常会对思想构成遮蔽甚至是伪装。

简而言之，梭罗的生命实验可分解为四个子实验：第一个是关于简朴生活的实验，通过实验，梭罗验证了简朴生活的部分可行性与优越性，消解了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神话。但梭罗有关简朴生活的叙述存在夸张，比如梭罗的收入支出账单并不能反映梭罗的全部经济生活。而且，在重返尘世后，他并没有像在独居时期那样，将物质享受降到仅使用生活必需品的地步，这说明就连他本人也意识到，梭罗式的简朴，很难真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

第二个是关于生存独立的实验，梭罗一直在努力克服对他者与社会的依赖，彰显了个体的完整性与自足性，但这种尝试并不如他所声称的那么彻底。比如，梭罗说：“我避免了一切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是如此”，而事实上，他的食物中有一部分是通过购买获得的，而且，梭罗主要的食物来源——农场也是有开支的。这说明，即使是梭罗自己耕作的食物也离不开社会交换。而且，梭罗重返尘世后并没有自耕自食，并没有去避免“经营与物物交换”，而是靠给爱默生当管家、写作、测量土地、接手家里的印刷业务等谋生。这表明，梭罗式的生存独立并不具备可长期应用性与推广性。

第三个是关于孤独的实验，梭罗验证了孤独生活的可行和美好，凸显了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但这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孤独生活，因为他仍然较为频繁地从事着各种社交活动，而梭罗重返尘世之后的社交活动则更为广泛丰富。而且，虽然《瓦尔登湖》在极力对空虚感、乏味感、寂寞感等负面情绪进行淡化和掩藏，但通过文本细读，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捕捉到那些与美丽主旋律不相和谐的音符。比如，《瓦尔登湖》中曾写到，梭罗时常在湖畔的小木屋里期待客人的造访，并为这种期待的落空感到些许失落。“我常常这样隆重地守候，时间都够用以挤一群牛的牛乳了，可是总没有看见人从乡镇上来。”这都表明，有关孤独生活的生命实验亦不彻底。

第四个是关于大自然的实验，相比而言，这是梭罗最为成功的一项实验。梭罗发掘并记录了自然的审美精神价值和科学认知价值。他不仅在大自然中体悟到人类应当向大自然取法的生存法则，而且感受到了置身于天堂般的高峰体验。与大自然密切交往，像大自然一样生活，已成为梭罗终其一生得以保持的生活方式。梭罗有关自然的理念，对后世的环境运动与生态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梭罗贬低了自然的经济实用价值，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并不完整。

故而，我们很难说梭罗实现了他的实验目标，所以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去。而对于梭罗重返尘世的原因，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该实验结果部分地证明了或实现了梭罗的实验目的，如梭罗验证了简朴生活的可行性与优越性；验证了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基本不直接依赖于他人而获得；验证了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的可行和美好；验证了大自然对人类的启示与恩惠，这意味着他在瓦尔登湖畔的使命已经完成。但同时又由于该结果表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某些生活方式，如“简朴”、“独立”、“孤独”等，并不能成为足以替代现有主流生活模式的理想方式，于是梭罗选择回到原有的生活模式中来。

理想的召唤、破灭与升腾

理查德·普瓦雷埃（ Richard Poirier）曾著有《一个别处的世界：美国文学的风格》一书，对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进行了深刻解读。他阐释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拒斥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正统观念”，阐释了他们寻找“一个别处的世界”的信仰的形成。普瓦雷埃认为，这些作家力图创造一个虚构的替代品，一个更为纯粹、更为理想的精神家园，对其社会文化环境作出抵抗。普瓦雷埃的分析在梭罗身上尤为适用，瓦尔登湖就是梭罗构建的这样“一个别处的世界”。

“一个别处的世界”，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而这个小说题名其实出自法国诗人兰波笔下。昆德拉在此引用兰波的诗，是想揭示当时捷克青年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普遍心态。“别处”即意味着“远方”，意味着漂浮于现实之外的人生理想。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人们幻想逃离庸常的现实生活，向往一种想象性的幸福存在——“别处”。正如兰波在诗歌《感觉》中所吟唱的：“无限之爱涌向我的灵魂，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个流浪儿，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一个女人为伴。”与历史上所有著名的乌托邦实践一样，梭罗的瓦尔登之旅亦是理想主义的。瓦尔登湖就是梭罗心中的“别处”与“远方”。

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梭罗来到了瓦尔登湖。在湖畔独居岁月中，梭罗体验到的并不仅仅是“生活在别处”的奇异、诗意与美丽，同时也有生活的“虚掷光阴感”、落寞感等负面情绪。但在《瓦尔登湖》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梭罗对湖畔生活的抱怨，这其实是梭罗为了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自我包装的需要，对这一理想化的“别处的世界”所采用的叙事策略。

虽然瓦尔登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梭罗对湖畔生活的书写却是理想式的。正如梭罗研究所所长杰弗里·S.克莱默（Jeffrey S. Cramer）所说：“我们应当记住，《瓦尔登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为了保持他创造的神秘生活艺术上的完整性，梭罗作了一些灵活调整。”《瓦尔登湖》“恰恰就是神话。”罗伯特·米尔德（Robert Milder）认为：梭罗的写作……是作者调停他与市民同胞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理想自我，从而为实现该种自我而在语言修辞方面的努力。1851年11月9日，梭罗在日记中写道：“除了事实以外，我也不得不依赖其他一些东西。事实只是我的画像的框架；它们是我正在写作的神话中的材料……我的事实在常识看来，却是谬误。我可以这么说：事实应当是重要的，应当是神话或具有神秘性。”

故而，与其说梭罗书写的是他的实际生活，毋宁说是他的理想生活。连梭罗自己都承认，他的实际湖畔生存经验，与他的文学呈现之间存在罅隙，他会选择性地强化一些经验，而对另一些经验进行遮蔽。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梭罗会突然转身，对自己如此钟爱的生活说再见，而给出的理由仅仅是“想换一种活法”之类的托词。

梭罗的瓦尔登之旅，是人类困境及其出路的一种隐喻，象征着那些理想主义者理想的召唤、破灭与升腾。当绝大多数人执迷于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潭之中时，梭罗的生命实验无异于当头一棒，为世人奏响了“另一种鼓声”。梭罗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对理想的追求，对文明的挑战，对自然的回归，对物欲的摒弃，对简单的崇尚，对社会的疏离，对个体的彰显。梭罗听从理想的召唤，用一种简朴、独立、孤独、自然的生存新模式，挑起了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一极，虽然他的生命实验远不足以替代或撼动固有生存模式的主导地位，但他仍然给社会注入了清新的生命力，促使我们反思固有生活的弊端和困境并加以改变。

梭罗的生命实验的确对救治时代病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过于拔高梭罗。其瓦尔登湖畔生命实验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意味着他的某些人生设计因为缺乏适用性而破灭，意味着“此处”与“别处”、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错位。

在国内有关梭罗的研究中，笔者更多感受到的是赞美之辞，而理性的批判之声则非常微弱。尤其在大量的中西比较研究中，我们更能强烈感受到国人对梭罗的片面认同。加之梭罗本人未对自己生命实验的局限作深刻反思（他甚至不愿在言语层面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败），这就更需要我们对这场实验进行批判性的解读。

程映红曾在其著名的《瓦尔登湖的神话》一文中写道：“也许梭罗真正的‘隐居’生活能使我们反省诸己：文明真的是可以拒绝的吗？孤独真的使人更自由吗？现代人类到底是城市的社会的动物还是乡野的孤独的生灵？”这一连串疑问，正道出了梭罗生命实验的某些局限。而如果我们对这些局限采取回避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那段珍稀的人生经历或许会丧失它最为宝贵的“实验”意义，而仅仅作为现代人的“想象”而存在，被抽象成了一种平面化的精神标本。

陈才忆曾这样来理解梭罗实施这项生命实验的用意：“其实，梭罗并不是主张彻底抛弃现实生活，而是要人们在一定的时候到大自然中去寻觅一种宁静和归属，反思现代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合情合理，以便人类社会能更加健康地发展。他认为，健康的社会，需要在文明和自然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其实，这与其说是梭罗本人的用意，不如说是这场生命实验本身所呈现的价值，或者说是我们对待这场生命实验所应有的态度。

梭罗是个比较偏激的人，无论是他当初来到瓦尔登，还是最后离开了瓦尔登，都夹杂着很多个人的情绪化因素，未必有如陈才忆先生所说的那番理性见解——在自然与文明达成一种平衡，他只想用一种背道而驰的方式，以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去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提供一套反抗意识形态异化个体的策略。

瓦尔登湖，梭罗隆重到来，而又悄然离去。他的生命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其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现代文明乃至对抗社会的堂吉诃德式的理想最终破灭。但，这种理想并没有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得以升腾，因为梭罗这场极端的生命实验，的确为我们构建更为合理、更为平衡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可能。而且，直至今日，这种理想还在不断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现身，提醒我们注意到生命维度的新的可能性。如美国波士顿的一对夫妇将其在加拿大皮斯里弗荒野生活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以丛林为家：今日过梭罗的生活》；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安妮·拉巴斯蒂尔，只身来到偏僻的莲叶湖畔，独自在丛林中生活和写作了将近二十年，将自己的小屋命名为“梭罗第二”，并写下一本题为《林中女居民》的书，被誉为“现代《瓦尔登湖》”。作家韩少功有着七年的“归隐”生涯，记录他归隐生活的《山南水北》被称作“中国的《瓦尔登湖》”。台湾作家陈冠学隐居田园30年，写下《田园之秋》，被称作“台湾的《瓦尔登湖》”。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梭罗是深刻的，同时也是片面的；是失败的，同时也是伟大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3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