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那边，执行死刑不是家常便饭。2019年底，福冈法庭那一声落槌，是头一回把中国留学生送进了日本的死刑名单。拿到判决的那一刻，魏巍，手里的签字笔都在发抖。他写下一个大大的“悔”字，黑色墨水透过纸背，不知道更重些的是辞别父母的痛，还是十几年压在心头的罪恶。这短短一字，陪着那张纸，跨越了几千公里，成了留给家里的最后消息。
说句实话，日本的死刑到底多严苛？比起咱们想象的“重刑主义”，其实日本每年就那么一两个人等着执行，半个世纪才200人左右被真枪实弹地处理。许多日本本地人都觉得死刑是稀罕事，电视台开专题讨论时还常常带点哲学意味，言语中带着忌惮。但魏巍的结局，没有人能替他说话。全案底细一爆出来，不光福冈，东京、大阪、还有咱中国内地的网络上议论炸锅。
魏巍成了家里永远不能再讨论的名字。从福冈那年夏天说起，遗体是两个渔民收网时钓上来的。四具绑着哑铃的尸体在箱崎码头那片海面漂。成年人是松本真二郎和他妻子千加——本地小有名气的一家人，孩子还都没出小学，没熬过上学期。警车和救护车一整个下午围着小区转，邻居还以为演电影，后来才反应过来，这可是真人真事。
房子里翻得和台风过境似的，到处是血脚印。警视厅的人查到最后，眼一眶血——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定为头号嫌疑。别以为这些留学生第一次动手，实际上，魏巍和同伙杨宁、王亮，早在校内外“臭名远扬”。校园那点小打小闹根本治不住，后来连家用录像机、邻居钱包都能顺手牵羊。有几回他们和居酒屋老板闹事，居然还挺有“江湖气”，总是幸运溜掉。顶头上司老师三令五申，学校也没当回事，想着外国孩子自己会收敛，谁能想到结局会把性命赔上。
那天晚上的事千头万绪，我本来都不忍细想。但现场照片太闹心，警察的调查报告里透露出来的冷静，反而逼得人想往细里琢磨。当天松本家本是寻常夜晚。千加在浴室，孩子们叽叽喳喳抢遥控器，电视声音还没转小，三个人就破窗而入。翻找东西的时候，小男孩迷迷糊糊听见响声，还顺口喊了句“妈妈是谁？”后来杨宁一把揽过来，手里的尼龙绳根本不给孩子挣扎余地。
小女孩本能地扑向哥哥，魏巍其实犹豫过，但推开她的那一瞬间，全盘皆输。屋外洗手间传来水声，千加拖着湿发跑下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崩溃是在人之常情。她试图护住仅剩的东西，可三个人早已不再是留学生的模样，像极了穷途末路的赌徒。银行卡密码始终问不出来，三人便生出了更恶毒的想法。后来的法庭审材料，每读一句都叫人瞠目，中村町的小学老师还出面证实，孩子前几天还计划和妈妈一块参加校运动会，人没了，连身份证都没捞回来。
丈夫松本真二郎那天加完班，凌晨两点多推门进屋——前院灯还亮着，这原本意味家里等着他熬夜。他做梦也没想到，是这一盏灯送了命。魏巍开着他们家的黑色轿车，把尸体一一抬进后备箱。整条箱崎路夜色如铁，这四个人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四万日元被抢走的时候，魏巍其实满头大汗。他出门时回头望了一眼家里的黑暗，自己也在发抖。这样的抢劫和杀戮从哪一刻开始滑向失控？许多人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哪里走错了。
事后，魏巍被警察叫去问话。那时他已经绷不住了。别人不知道，他当时是一夜未眠，脑袋里是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喘息、还有门外车灯一闪一闪的影子。他也没有什么拒不认罪的骨气，跪在日本警官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他把事一五一十交代清楚，眼神甚至有点释然，仿佛终于卸下一口气。
案子翻开，媒体那阵叫“中日关系高压期”，两国观众都炸开了锅。有人骂留学生教养不行，也有人扯到教育体制。反正，在日本判决下来时，没有多少人为三个涉案人鸣冤。杨宁送回国内，后面也被执行了死刑；王亮因为案发后自首，加上积极配合，得了个无期。有人说“天网恢恢”，可失去的命却再也回不来了。
魏巍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切不是一夜间崩坏。河南商丘那个有点风光的村子里，他小时候其实也算小霸王。家中地里赚的钱多，父亲却没少打压他。谁见过农忙时玩泥巴被父亲拎进鸡舍关一个小时的？他小时候就琢磨：“为啥别的孩子放假还旅游，我一放假都被当劳力使？”他自己说，那时最怕过年的假期，一家人反倒比上学还难相处，父母一到年底就盯着他的成绩单，鸡蛋里都能挑骨头。
其实老魏家对子女最大的问题就是——没空。地里头的事一波接一波，每天五点钟醒，夜里十二点才歇气。魏巍在学校里学业一落千丈，回家只换来一句“再不好好念，嫁到田里去吧！”高三毕业那一年，被生生塞到了参军队伍，“你就去磨磨性子！”部队里他扛过枪，学会了挖坑睡觉，但心结并没解开。两年归来，父母一脸欣慰。可魏巍的野心和空虚，在那青春期的结疤里，越攒越厚。他觉得在家里呆不下去，偏想出去折腾。父母便再花钱让他去学日语，想着“咱不能当庄稼人那样一辈子，得往高处走”。可惜，他连日语考试都没考过去，只能选了个民办电脑专科学校混日子。
那时留学热才刚刚起来。很多人幻想着国外的灯火辉煌，殊不知不是每根路灯下都有人等你。魏巍初到福冈，借住在一对中国老乡夫妇家里。没人告诉过他该怎么跟日本学生搞好关系，语言也磕磕巴巴。白天学校里听课如听天书，晚上合租小屋一盏小灯下他打着闲棋。父母汇过来的钱根本不敢乱花，可内心焦躁压抑，慢慢变了味。他爱上网吧，白天逃课睡觉，晚上浸泡游戏。麻将、台球间的挣扎，很快让他和杨宁、王亮一拍即合，三人成了异国里的“难兄难弟”。
有次学校开会，主任当面点名批评——说“小魏打架又翘课”，魏巍笑着当耳旁风。那一年冬天，三个人炒方便面吃了一星期，差点断粮。父母后来听说被学校开除，气得直接停了生活费。那之后，魏巍仿佛喝下苦酒，辨不出前路。但他没退回家乡，而是心里看不开：“反正都这样了，大不了挑个狠的干票大的。”三人顺着街头的小偷小摸，一步步滑进了黑暗。
那一夜之后，魏巍的世界关了灯。他在看守所时，夜里踱步，常发呆望窗外月亮。他最后给父母寄的那封信，只写一个“悔”字，没有多余废话。有人猜，这个“悔”，恐怕是懊悔走错第一步，更多还是为自己已经的覆水难收。那封信寄到村里时，老魏大哭一场。有人说，“惯子如杀子”，话粗理不粗。或许魏巍这一路，从来没真正“一直被惯着”，也没有真的“没人管”。父母的努力和无奈交织着，造就了一个本该不平凡的儿子，却最终亲手推他进了深渊。
魏巍这人，走到尽头才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都说“教育最重要的，是爱与管的平衡”，可每一代人都在泅渡自己的难题。父母能做什么？儿子又能抗拒多少？想起魏巍案子，有时候真觉得，每个小细节都像命运挖下的坑。等到故事收场，该付的荷包、该挑的重担，一样都逃不了。只剩一声叹息：为什么总要失去以后，才知道哪里出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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