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院系调整中,曾聚集陈垣等史学大师的辅仁大学被拆解,院系并入北师大、北大等校。这所坚持“学术自由”的教会大学虽消失,却培养出2000多名建设骨干,风骨藏在历史细节里。
网友评论里,有人说“拆分是时代必然,新中国要建自己的教育体系,教会背景的大学调整合理”;也有人感慨“那么多大师扎堆的文脉断了可惜,现在高校想凑齐那样的师资太难”;还有人提到“陈垣校长在沦陷时保师生、发稿费的事,比校名存废更该被记住”。
我觉得很多人聊起这些消失的大学,总盯着“被拆”可惜,却少有人细想:它们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不在“校名是否留存”,而在动荡里守住的那口气。辅仁最难得的,是它在1937年北平沦陷时的“三不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那会儿日伪当局盯着这所教会大学,教师上课到一半被抓走是常事,陈垣校长每次都硬着头皮去周旋,甚至自掏腰包给生活困难的老师找投稿渠道。这种“把学术当命”的犟劲,现在高校里少见了。
我发现一个细节:辅仁1929年差点办不下去,德国圣言会接手时,陈垣没让外国人说了算,反而把国学做成了王牌。高步瀛讲《诗经》、余嘉锡讲目录学,连启功这种“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都被他推上讲台。现在总说“缺大师”,可当年辅仁的大师不是靠“名校光环”堆出来的,是校长敢拍板“看才华不看学历”。对比现在高校评职称时卡“985出身”“核心期刊数量”,真该想想:我们到底是在选人才,还是在筛简历?
有人觉得1952年拆分是“文脉断裂”,但换个角度看,这更像一场“教育资源的重组”。辅仁的西语系改学俄语,是因为当时国家急需俄语人才;家政学系停办,是因为百废待兴的中国更需要工科、师范。那些被并入北师大、北大的师资,后来成了这些学校史学、国文的顶梁柱——陈垣去了北师大,余嘉锡到了北大,他们的学生又带出了邓广铭、白寿彝这样的大家。所谓“消失”,其实是把一颗颗珍珠串成了更结实的项链。
最该琢磨的,是辅仁“严到近乎苛刻”的学风。教务处规定“每年四次大考,教授临时测验不算数”,一个班四十人,毕业时往往只剩十个。现在高校总说“宽进严出”,可多少学生四年混下来,论文东拼西凑也能毕业?我试过翻辅仁老校友回忆录,有人说“考砸了不敢回家,陈校长却会找你聊‘学问不怕慢,就怕不扎实’”。这种对“学术底线”的较真,比任何排名都珍贵。
这样的“消失”,到底是遗憾还是另一种延续?你觉得今天的大学最该继承它哪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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