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文波特大学(达文波特大学世界排名)

文丨煜捷史馆

编辑丨煜捷史馆

一、优生学:人类的未来是什么

随着20世纪的开始，人们对人类种群的退化普遍感到担忧，因为“不健康的人”比社会精英繁殖得更快，也因为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或者更确切地说，北欧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所表达的担忧)是真实的，但是应该或者能够做些什么部分取决于遗传规律，对此还存在争议。

孟德尔的工作证明了离散特征(例如豌豆的种子颜色)的遗传规律。

然而，孟德尔的结果被“生物计量学家”(生物计量是数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明确拒绝。

如弗朗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他们坚持认为遗传比奥地利修道院院长的豌豆实验所表明的更微妙:

正如达尔文所相信的那样，它是一种“混合”父母性状的机制。

1900年，反对高尔顿-皮尔逊阵营的三名研究人员——荷兰的德弗里斯、奥地利的埃里希·冯·切马克和德国的卡尔·科伦斯(1864-1933)——独立报告了证明孟德尔正确的实验(30多年后)。

沃尔特·魏尔东(1860-1906)挑战孟德尔的复兴，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动物学教授，与皮尔逊共同发明了生物统计学，是1895年在伦敦大学建立的生物统计学实验室的主任

(这一诽谤最终被休厄尔·赖特(1889-1988)平息，他在1966年重新分析了孟德尔的数据(“遗传学中发表的一些最广泛和最完整的原始数据”)，并得出结论说没有伪造。

当高尔顿于1911年去世时，他给皮尔森留下了一个大学学院优生学的教席。

鉴于高尔顿在统计学方面的高等教育有限，皮尔逊是一位有能力的数学家，而魏尔东，一位前剑桥大学的获奖学者和牛津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想要使用统计学方法将物种进化史的分析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

皮尔逊自己满意地确定，人类可以通过选择性育种在优生学上“提高”(他的意思是平均智力可以提高)。

当魏尔东警告环境(即，培养，而不是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时，皮尔逊通常忽略他。

然而，他确实在伦敦创建了一所重要的应用统计学学校，在那里，不仅来自英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而且来自印度、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都接受了在农业、人体测量学、生物学、犯罪学、经济学、数学、医学和心理学中使用统计方法的培训。

威廉·巴特森(1861-1926)于1900年将孟德尔的工作介绍到英国，五年后他首次使用了“遗传学”一词，意为“遗传和变异”，即血统的生理学。

这个术语是在第三届杂交和植物育种会议(1906年)上采用的。1908年，巴特森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第一任遗传学教授。

读过自然科学之后，他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剑桥研究生物种群。

巴特森在剑桥的任期很短:1910年，他被任命为位于伦敦西南默顿的新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所长。

他在1902年出版了《孟德尔遗传:一种辩护》,并与生物计量学家高尔顿和皮尔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10年，巴特森与人合作创办了《遗传学杂志》；它与皮尔逊、魏尔东和高尔顿在1902年创立的Biometrika竞争。

同样由高尔顿资助的优生学档案室在皮尔逊的控制下于1904年在大学学院成立；

目的是研究英国人口中那些可以“置于社会控制之下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改善或损害后代的种族素质”。

皮尔逊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各种不同特征的遗传数据，如科学、商业和法律能力、糖尿病、血友病、兔唇、两性畸形、精神错乱、智力缺陷、多指畸形等。

这些数据，包括图表和插图，作为人类遗产的宝库出版。

1903年至1918年间，皮尔逊和他的工作人员出版了300多部作品，包括一系列“国家退化研究”。

然而，他们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论文出现在皮尔森控制的器官中，而在现实中，结论通常会因皮尔森先入为主的社会偏见而产生偏差。

矛盾的是，皮尔逊的部门使用可靠的统计方法来分析有缺陷的遗传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在当时被认为是英国优生学的权威基础。

二、达文波特在遗传性状上的研究

在美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不同。英国和美国的生物学家都希望从传统的对遗传的定性和描述性研究转向在例如实验农场上进行的控制试验。

正是由于这些研究的结果，孟德尔的早期工作在欧洲被发掘出来，恢复了“单位性状”遗传的想法。

然而，尽管英国的巴特森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威廉·j·斯皮尔曼等生物学家接受了孟德尔遗传的实验证据，但仍有异常:

它似乎无法解释有性繁殖物种中男女比例为1:1的现象，而且似乎很明显，例如，人类后代遗传的身高并不是“矮”或“高”，而是父母特征的某种混合。

当高尔顿为培生集团在伦敦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提供资金时，查尔斯·达文波特正在为纽约州的一个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项目筹集资金。

达文波特在生物专业毕业前学过工程学，19世纪90年代在哈佛大学教授动物学，在那里他读到了卡尔·皮尔逊关于进化的数学理论的论文。

他争取将物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生物学，并很快被公认为生物统计学的先驱。

达文波特于1899年离开哈佛前往芝加哥新大学，不久之后，他参观了英国的高尔顿、皮尔逊和魏尔东的“生物统计学高级牧师”，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达文波特已经在纽约长岛北岸的冷泉港，为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研究所管理一个夏季生物实验室。

在他的欧洲之行后，他说服了卡内基研究所(由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捐赠了一千万美元用于支持科学研究)为进化的实验研究提供资金。

该研究站于1904年在冷泉港建立，由达文波特主管。

他1906年的预算(21000美元)是伦敦皮尔逊学院的两倍多，引起了贝特森的“惊奇和钦佩”。

达文波特招募了一小群员工(其中一些是他夏季实验室的学生)来研究遗传、杂交和自然选择的变异。

因为人类繁殖的实验不可行，达文波特以大家庭谱系的形式收集遗传数据；相比之下，高尔顿和皮尔森的人类数据只涉及父母和孩子。

当英国研究小组着眼于孩子的身体特征并把他们和他们的父母联系起来时，达文波特想建立构成个体的基本单位特征，而这最好通过跟踪家庭几代人来完成，寻找特定的重复特征。

通过这种方式，他推断出特定的单位特征是导致多趾症、白化病、血友病和亨廷顿舞蹈症的原因。

虽然通常不可能确定精神和行为异常也是孟德尔式的单位特征，但达文波特认为癫痫、精神错乱、酒精中毒、贫困、犯罪和弱智(用于涵盖一系列精神缺陷的术语)都有遗传成分的证据。

在英格兰，皮尔逊强调积极优生学的优点——人类的改良育种，而达文波特则专注于消极优生学——通过阻止基因缺陷者繁殖来消除不良的人类特征。

国家判处死刑，那么为什么不在某些情况下取消生育权呢？

根据这一推理，到1911年，美国已有六个州颁布了绝育法。

这里有明显的科学困难:不仅智障很难定义，而且根据孟德尔定律，两个智障人或一个智障人和一个正常人的结合可以产生正常的后代。

绝育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达文波特主张将弱智者与社会其他人隔离开来，同时确保男女分开以避免生育。

达文波特在性问题上的清教徒态度影响了他的科学:他研究了“任性的女孩”，并得出结论，卖淫是由于“天生的性欲”(对此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单位特征)。

如此痛苦的人是“无力抑制”；男人应该被阉割，因为仅仅输精管切除术不会减少他们的性欲。

然而，达文波特设想了一场“进步的革命”，只要“人类交配能和……养马放在同一个高度上”。

三、智商测试：种族差异

玛丽·哈里曼(富有的铁路业主的遗孀，后来是埃莉诺·罗斯福的朋友)资助了达文波特提议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她为此买了一块75英亩的土地，就在冷泉港研究站的路边。

1910年至1918年间，哈里曼夫人的丈夫和父亲饲养赛马，她为优生学预付了50多万美元，期望遗传规律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研究。

赫伯特·斯潘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普遍接受，我们可能会认为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会在二十世纪早期齐头并进。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种族差异被认为与种族或民族血统和肤色一样多。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皮尔森报告称，伦敦东区的犹太儿童与非犹太儿童一样聪明，但“往往在身体上不如他们，而且更脏。”

达文波特和年轻的动物学家莫里斯·斯泰格达的一项研究发现，黑人在智力上不如白人。

他们还报告说，“混血儿”(父母一方是黑人，一方是白人的孩子)比黑人或白人更容易“糊涂和糊涂”，这反映了社会对异族通婚的偏见。

这样的工作在今天不会被认为是科学的，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倾向于把人类的价值与他们自己感知的品质等同起来。

正如生物学家通过接受数学方法来寻求更大的科学合法性一样，美国心理学家脱离了他们与哲学的传统联系，转向了基于实验的研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心理学家亨利·h·戈达德于1908年把阿尔夫莱德·比奈和他的同事西奥多·西蒙发明的智力测验从巴黎带到了美国。

这些测试给戈达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智力的定量测量方法。

戈达德最近被任命为新泽西州文兰弱智儿童培训学校智力缺陷研究实验室的主任，他开始使用比奈-西蒙测验对囚犯进行检查。

虽然Vinelend的“男孩和女孩”年龄在50岁以下，但没有一个人的得分高于12岁的预期。

到1911年，戈达德扩大了研究范围，测试了2000多名儿童；他发现这些测试“惊人地准确”,而且很容易使用，受试者不会意识到他们正在接受测试。

他现在可以抛弃“弱智”这个模糊的术语了:

他把智力年龄在两岁以下的成年人归类为“白痴”，智力年龄在三到七岁的人归类为“低能”，智力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人归类为“低能”。

在他的书《弱智:其原因和后果》(1914)中，戈达德推测弱智者是人类的一种未开发形式，“今天的野人”，他强调了区分弱智者和疯子的重要性。

后者的头脑是病态的，而低能儿有一个“侏儒大脑”。

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1871-1938)开始使用儿童的心理年龄与其实际年龄的比率。

(以百分比表示，即12岁的心理年龄为10岁的儿童得分为83，而10岁的心理年龄为12岁的儿童得分为120)。

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m·特曼(1877-1956)修改了戈达德的测试，并开始将斯特恩的分数称为“智商”，现在缩写为“IQ”。

起初，智商测试被打上了相当大的烙印，因为它们主要与诊断有学习困难的学童有关。

这些测试是也很昂贵，因为(心理学家声称)它们只能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单独使用。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对智商测试的看法。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m·耶基斯在查尔斯·达文波特的建议下读过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著作，他是几十万应征入伍的美国士兵的主要测试者。

作为心理学从思辨学科向定量实验学科转变的先驱，耶基斯与保守的哈佛教职员工并不完全合拍。

1916年，当他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时，哈佛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因为他的领域被认为不值得。

参考文献：

《优生学》

《人类的未来》

《优生优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