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可以去日本留学吗

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创建。作为八个发起组之一，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建创始组。

旅日小组由谁创建，又有哪些成员？想知详情，还得从1920年6月说起。

一、上海、北京相继创建党的组织

1920年6月，继“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故事发生后不久，四个热血青年受人邀请，前往上海老渔阳里聚会。

房主的主人就是陈独秀，因共同信念来他这的分别是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陈独秀

俞秀松和施存统既是浙江老乡，也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两人结伴而行，本想去福建投奔陈烔明，可是经上海中转时不仅结识陈独秀，还被他说服留在上海帮忙办杂志。

就是在上海，就是受到陈独秀影响，施存统、俞秀松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

聚在一起的五人轻声讨论，谨慎决议，悄悄干出名垂千古的事。

就是这5个人，就是在这一天，就是在陈独秀家，作为党正式创立前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悄然成立。

四个月后，也就是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也光荣创立，成员虽仅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很快就会有更多人参加。

上海小组创建不到一个月，作为最早党员之一的施存统就乘船前往日本。他既想去留学，也想治疗久治未愈的病。

有些事就是那么巧。施存统刚出发，有个年轻人就从留学地的日本突然回国，出现在上海的陈独秀身边。

这个与施存统失之交臂，反方向而行的人就是周佛海。

周佛海后来虽然成为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当了可耻汉奸，但在当时他也是阳光帅气的热血青年，也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也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光明路。

早在4年前，也就是1916年，周佛海已经离开家乡湖南沅陵前往日本留学，这一去就是4年。

在此之前，周佛海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很有研究，也写过许多文章。可是在上海，经朋友介绍结识陈独秀以后，他的观点很快发生改变。

周佛海立即抛弃信奉已久的无政府主义，转舵信仰马克思主义。经陈独秀介绍，他在上海马上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列名“58人名单”中的其中一位。

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功创建

暑假结束，周佛海回到日本鹿儿岛。此时的日本已有2个党员在那“潜伏”。

1920年春，旅法中国留学生在张申府努力下，先后发展刘清杨、周恩来、赵世炎等入党，再加上从上海来的陈公培，成功创建“旅法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旅居日本的党建工作，自然也不甘落，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施存统前往日本时，陈独秀已要他抄写好刚刚拟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并嘱咐他到日本后尽快寻找志同道合者。

为了在日本发展党员、进而创建组织，陈独秀想起施存统、周佛海，分别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尽快在日本创建组织并发展党员。

施存统和周佛海虽然都在日本，但是两人的住地并不相同，甚至相隔很远。

为了落实陈独秀指示，在“东京”留学的施存统立即出以，前往周佛海的留学地“鹿儿岛”。

在此之前，经陈独秀书信介绍，两人从1920年秋天起就已取得联系。毕竟分居两地，往来并不方便，他们还没有正式见面。为了这次见面，两人信来信往已不知多少回。

根据权威史料，施存统和周佛海首次见面的时间，发生在1921年4月19日。当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标志“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施有统

曾有资料称在此之前，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陈独秀指定的驻日代表，后来根据周佛海提出建议，改由施存统一人担任。

周佛海曾给陈独秀写信，说自己明年就要离开鹿儿岛，转往京都继续读书，无论是鹿儿岛还是京都，都不如东京联系方便，建议由施存统担任代表。

周佛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认可，于是决定施存统担任负责人。对这件事，施存统后来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在指定施存统负责以前，陈独秀曾与国内已创立小组的负责人进行过讨论。

有一份研究成果这样指示：“陈独秀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后，任命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以期改变‘日本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的局面。”

也许有人已发现，刚刚成立的旅日小组似乎存在不合规的现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法国，先后创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其人数都在三人以上，只有旅日小组格外不同，创立之初只有区区两人。

这似乎有点奇特，也似乎与相关规定与所不同。可是能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秘密创建出党的组织，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人数虽少，毕竟组织已经创建，在党史上也是熠熠生辉。

三、送派代表回国参加“一大”

根据据陈独秀指示，旅日小组由施存统负责，周佛海配合。接下来就有两件大事，需要他们尽快完成。

一是启动组织发展程序，想方设法吸纳优秀青年入党；二是推选代表准备回国参加创立大会。

一转眼暑假就要来临，国内已寄来在上海召开创立大会的邀请函。旅日小组虽然只有2人，还是决定派人参加。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平时难得一遇，怎能缺席错过？

究竟派谁去参会？施存统、周佛海两人相互推让，最后还是施存统说了算，决定派周佛海出席。

施存统之所以这么做，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自己刚到日本，马上就回国并不合适。第二，施存统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要是朋友戴季陶和日本老师不提供资助，他是无法来日本留学的。第三，周佛海正与上海的女青年杨淑慧苦恋，利用这一机会正好团圆。第四，施存统本时就已身患疾病，还在治疗期，自然难以脱身。

“一大”开幕前一天，已回到上海的周佛海，作为13名参会代表之一，带着女友杨淑慧出现在会场。当时他就住在李汉俊家。

一大会址

四、旅日支部发展哪些人入党？

从那份流传很广的名单看，“一大”召开前包括旅居海外者在内，全国共有58名党员。人数似乎有点少，所以壮大组织、吸收更多志同道合者入党，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早在旅日小组成立以前，施存统就已开始考虑这事。与周佛海在鹿儿岛见面时，这也是两人反复讨论的重点。所以在周佛海回国参加会期间，施存统并没有闲着，仍然在想方设法暗暗寻找同路人。

第一个被施存统纳入发展视野的，是大名鼎鼎的彭湃。

澎湃是广东海丰人，早在1917年就已来到日本，就读于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在这所大学，彭湃很活跃，也很有凝聚力。一些有志青年总喜欢聚在他身边，为他创建社团，凝聚力量打下基础。

施存统之所以慧眼识中彭湃，源自于日本老师的推荐，然后由相识到相交，再到向相而行。

老师告诉他，在早稻田大学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已联合创建“赤心社”，常常开展活动。得此线索，施存统非常兴奋，仅从社团名称看他就有预感：这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同道者。

“赤心社”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就是来自于广东的彭湃。他的左膀右臂分别是来自于广东潮州的李春涛，和来自于湖北黄梅的杨嗣震。

经过接触，施存统的判断得到证实：赤心社经常开展的活动，就是以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样本，研究如何带领劳苦老百姓走上幸福路。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最终的结果令人振奋，但是过程还是有些曲折。

1921年3月，在与周佛海正式见面前，施存统通过老师介绍，就已经与赤心社负责人彭湃见面。

彭 湃

晚年时，施存统曾在《和彭湃的一次谈话》中这样回忆：“我在日本期间，和彭湃有见过几次面，也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作过一次长谈。”

这次交谈给施存统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彭湃“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当他得知彭湃正在撰写《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等他完稿后马上寄给陈独秀，很快发表于刚刚开办的《共产党》刊物内。

彭湃写的《告中国的农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早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最早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回国后的彭湃之所以最早创办农民协会，最早成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这与他最早研究农民问题有直接关系。难怪有人称赞他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农民王”。

经过第一次交流，施存统觉得彭湃的确不错，应该就是他要想找的人，应该就是他的发展对象，可是又觉得彭湃的某些观点，似乎与党的某些主张还不完全相同。

但是这并不影响进一步的交流。后来又经过几次讨论，彭湃也开始修正某些不当观点，思想已全面成熟。

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在“一大”召开后不久，施存统正式介绍彭湃入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彭湃是第一个在日本入党的党员。

彭湃

彭湃已入党，聚集在他身边的好友，自然也会成为组织发展的潜在目标。

遗憾的是，就在施存统已经启动程序，准备介绍彭湃入党时，与彭湃关系最密切的李春涛已经提前毕业回国，自然无法纳入发展范围。

此时的国内，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已经形成，刚一回国后的李春涛很快就加入国民党，成为当地有名的“左派”。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背叛革命。仅仅只过了二天，李春涛遭到敌人逮捕，于当天4月27日被反动派残酷杀害，年仅30岁。

李春涛

彭湃刚刚入党，突然收到国内来信，得知祖母身患重病，他也正好毕业，只好收拾行李匆匆回国。

回到国内的彭湃，经施存统书信介绍，马上与广州的陈独秀取得联系，开始汇入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在他家乡所在地的海丰一带，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农民运动。

李春涛、彭湃相继回国，他们的战友杨嗣震还暂时留在日本。已经错失李春涛，施存统自然不会再错失杨嗣震。

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把两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施存统主动邀请杨嗣震与自己住在一起，很快就将其介绍入党。

革命烈士杨嗣震

杨嗣震是湖北黄梅人，他家乡在长江边的孔垅镇。这里曾经属于江西九江，后来划入湖北黄梅。在日本入党的杨嗣震，是黄梅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日本留学生中的第二个。

接下来，施存统把目光对准另一个留学生，他的名字叫林孔照。

遗憾的是因时间久远，现在己经不知道林孔照究竟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的结局。

网上曾偶遇一则短文，称其可能是福建人，但是缺乏佐证，实在难以弄清，不知道又没有知道的？

对年轻时在日本发展组织的事，施存统曾回忆说，在“一大”召开后，旅日支部很快发展到十人左右。但是他还能记住的，只有彭湃、杨嗣震、林孔照三人。其他人的名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为何出现这种让人揪心的事？因为他后来曾脱党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担任劳动部首任副部长。

或许正是因为这段无法启齿的经历，让他在特殊年代不仅丢官罢职，还受尽苦头。

1956年12月，在接受党史部门专访时，施存统先后两次对旅日支部的发展问题进行回忆。

第一次访谈时他回忆说：“1921年7月后，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其中有彭湃同志。还有一个好象叫杨嗣震，其余的名字已忘。该小组由我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开过二、三次小组会，会议内容已记不清。”

第二次访谈时他又作了些补充：“小组开始只有我和周佛海两人，后来发展到十余人，现在记起来的有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

彭湃、杨嗣震、李春涛三人，早已在南昌起义前后分别牺牲，周佛海是可耻叛徒和汉奸，早已病死监狱。施存统的回忆应该是迄今为止的唯一资料。

施存统都已记不清，又有谁能知道另外几人身份？

五、协助张太雷物色“远东大会”日方参会代表

1921年底，施存统协助张太雷完成一件载入史册的重大事。

那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想要达到瓜分远东利益的可耻目的，在华盛顿组织召开反动的国际大会，史称“华盛顿会议”。

苏联一直把远东地区当成自己势力范围，怎能让美国阴谋得逞？开始针锋相对，计划召开“远东会议”。

共产国际把寻找日本代表的任务交给马林，马林又转手交给他的翻译张太雷。

1921年10月，张太雷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身份，秘密前往日本。他先找到周佛海，可是周佛海并不热心，转手把他介绍给施存统。

在施存统帮助下，张太雷顺利完成任务，不仅成功物色到合适的参会代表，还委托施存统把随身带来的交通补贴费交给他们。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会就是人们常说的“远东会议”。

日本派出的16 名代表，全是施存统帮助找到的。负责带队的，就是与施存统经常见面的堺利彦。

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在苏联建议和帮助下，日本那批对共产主义有研究的学者，于1922年7月在东京成功创立“日本共产党”，首任委员长就是当时带队的堺利彦。

张太雷

六、施存统被“驱逐"回国

张太雷率日本代表刚出发，施存统这边转身就出事，而且还是大事。他竟然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

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是这种结局？

1921年12月20日，施存统被日本警方突然逮捕。理由有点吓人，说他帮助日本激进分子拟成立非法组织，阴谋推翻日本政府。

根据日本早已批露的史料，早在施存统到日本之初，他就引起日本警方怀疑，纳入重点监控目标，周佛海自然也不例外。其实早在周佛海回国出席“一大”会议之前，他的一举一动就已经受到监视。

也许有人知道一件奇怪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即将闭幕，会场突然出现一个神秘来者，导致会议被迫中断，会场只好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

从日本批露的史料看，日本警方早已侦知此事，提前通报给上海法租界。那个以找人为理由突然冲进会场的人，就与此事有关。

日本警方逮捕施存统，将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仅仅过了7天，也就是当年12月20日，将他驱逐出境。

回到国内的施存统得到中央重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他被选举他为团中央书记。

施存统已离开日本，仍在那留学的周佛海开始接任旅日支部负责人。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把发展组织和壮大队伍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做他的学问，导致那里的党员人数并无增长。

1924年夏天，完成学业的周佛海启程回国。从1917年赴日本，到1924年毕业，他在日本呆了整整7年。

周佛海回国时，国共合作已进入加速状态。到处都缺人，到处都在要人。受戴季陶邀请，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

让人惊诧的是，周佛海既是“一大”代表，又是旅日支部第二任负责人，本该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可是他却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退党。

好多人都去给他做工作，就连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多次上门劝说，可是仍然挽回不了他那去意已决的心。

综上所述，旅日支部是在陈独秀策划和指导下建立的，成立之时仅有2人，后经施存统串联和发展，在他于1921年12月回国之时，已经壮大至十人左右。

让人遗憾的是，往事已逾百年，能在史书上留下名字的，仅仅只有5人。

他们是施存统、周佛海、彭湃、杨嗣震、林孔昭。

其他人的姓名早已尘封历史，再也无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