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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谓经济圈“熟脸”经济学家。
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获奖，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听过他们的名字或看过著作。一位基金经理表示，“20年前就读过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论文模型”，也有人评论：“阿吉翁和豪伊特可谓中文畅销书的常客，莫基尔获奖还是出乎意料。”
揭示技术创新长期逻辑，三位经济学大咖得奖不意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学者，恰好也是我长期深耕的研究领域。其中，阿吉翁与豪伊特是我预测的头号人选，他们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王勇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10月13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莫基尔作为一位经济史研究者，其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增长是如何产生的，而作为理论家，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贡献则主要在于用模型刻画了“创造性毁灭”机制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产生的相关影响。
王勇则认为，阿吉翁与豪伊特的贡献在于，将创新定义为质量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至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知识产权、金融约束乃至经济周期等多个维度，形成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统一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也广泛进入教科书体系，其学术地位早已公认。
“莫基尔与阿吉翁、豪伊特的组合，看似意外，实则合理——一个提供历史根基，一个提供理论模型，共同揭示了技术创新的长期逻辑。”王勇表示，这一组合也印证了诺奖的评选取向：奖励具有长期重要性的问题，而非追逐短期热点。
从公开经历来看，莫基尔是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于1946年7月出生在荷兰莱顿（Leyden），现任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阿吉翁于1956年出生在法国巴黎，曾在多所名校任教。2015年，他回到法国出任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直到现在。除了经济学方面的成就，阿吉翁出身同样是坊间话题——母亲是著名的市场设计师、奢侈品品牌蔻依（Chloé）创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
豪伊特则是阿吉翁的长期合作者。他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曾在麦吉尔大学和安大略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并于1972年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毕业后，他在安大略大学任教，并于2000年加入美国布朗大学，直到退休。
创新何以驱动长期增长？ 对中国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阿吉翁和豪伊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关于“创造性毁灭”思想的研究。
王勇指出，二人199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通过创造性毁灭实现增长》，构建了“垂直创新”的理论框架——即新技术优于旧技术，从而淘汰落后技术与产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之相对的“水平创新”（引入不同类型但无优劣之分的新产品）此前已有学者获奖。
而另一位得主莫基尔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他聚焦于经济史与制度史，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技术进步的深层动因，属于非形式化的定性研究，强调思想性，虽属相对小众领域，但提供了关于“技术为何能在特定时代爆发”的关键洞见。
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告诉贝壳财经记者，莫基尔从经济史入手，论证了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提出工业革命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他提出将知识视为“可累积产物”，并将知识区分为“命题性知识”（解释自然规律）和“操作性知识”（实践方法），并结合知识传播成本，探讨了有用的知识对创新的作用。阿吉翁与豪伊特则用数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宏观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也就是熊彼特式增长模型。
“三位学者不仅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维度解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而且提出包容性制度（如产权保护、学术自由）对于减少创新阻力的作用。”滕泰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未来各国推动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式增长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勇认为，这一奖项对中国当下极具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三大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这正是“创造性毁灭”的本质，而且五大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首。今年诺奖恰恰回应了这一主题：它系统回答了垂直创新如何产生、由何驱动、与制度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影响收入、金融与贸易等重大议题。
“对于我国而言，如何有效促进创新，不能只是停留在对发达国家照猫画虎式的复制模式上，而是要更好地营造一个与自身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相匹配的、有利于促进合理创新的环境和制度，并且要真的能够最后落实到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只有如此方能让创新质量更高，也更能落地，而不是停留在创新口号与单纯的专利数量上。这些对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王勇指出。
滕泰强调，事实上，中外学者都在研究创新，可见当前阶段引导经济学界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无论对于宏观政策还是企业的微观行为，都有积极意义。中国这些年“创新引领”的政策也早已走在这些获奖理论前面，期望西方学者也可以更多关注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的增长模式创新和经济发展成果。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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