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西外”，以为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在上海办的中学，原来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现在名字简省了，就叫“上海市西外外国语学校”。校长是林敏博士，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博士，曾在国外大学任教多年、担任过教授、系主任、校长特别助理，据说还担任过博导。
在拥挤的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我排着长长的队伍，远远望见博士用英语与台前的应聘者谈笑风生，心生羡慕，有几个校长能用英语面试老师？心底莫名以为博士是香港人，其实博士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递上简历，博士看了下，对我的高中很感兴趣，笑道：“是某位领导人的校友。”对我要从虹口来松江表示不解，因为在一些人眼里，虹口是上海市。我作了解释，博士问了一个问题：“初中你能教吗？”我从虹口来松江，多半还是冲着高中去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为我后面的三年教学埋下了“伏笔”。
没过多久，便被召见听博士宣讲。宣讲会上，博士滔滔不绝，讲得慷慨激昂，犹记得博士说他在国外枕边放着《论语》，每日必读《论语》。回到国内办学，起早贪黑，如何辛苦，甚至直言“你们要是嫌苦的，就不要来了”。哪一个不被吊足了胃口，即便是再苦再累，也要来尝尝到底是何种滋味。
很快，我便去试讲，试讲的是铁凝的《哦，香雪》。讲完，听课老师竟让我拿着评分表送到教导处，博士领导的学校就是这样奇特。我似乎不敢正视那张表格，偷偷瞥了一眼，评分表上赫然打着“90”分，这才放心了。
可是后来隔了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到了“五一”前，学校下发下学期意向表，我实在等不及了，打去电话，总算有了答复。
没想到七月接到高中部张主任的电话，大意还要试讲。我起初以为是诈骗电话，直言问他合同都签了，怎么还要试讲。他忙改口说来校聊聊。原来是和我协商，让我去初中部。也许并非他本意，但是我也骑虎难下，只得应从，这似乎应了当初“初中你能教吗”这句话。
我原以为在高中部能多多受到博士海外教育思想的熏陶，没想到到了初中部还是重复以前的老路。只不过在微信公众号“第一教育”上时常拜读博士的教育随笔，尤其是他对课堂教学“低结构”的阐释，引起了我教学思想的转变。因为在一些“正高特级”看来，课堂没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是不可思议的，课堂不精准实施教学设计是“不可饶恕”的，好像授课老师怠工了，没有完成既定任务，“不会教学”，至于“教学节奏把握不当、拖沓拖堂、没有完成教学任务”之类的言论那就更不要说了，他们脑子里似乎只有这一种“完美教学”，其它的似乎都不“标准”。博士笔耕不辍，集腋成裘，出版《兰花与情书——林敏教育随笔录》。的确，这种“低结构”“低控制”的教育之美正如“空谷幽兰”，也许只有我辈之人把它当作“情书”来读。
虽在西外授教三年，每次见到博士也常是匆匆而过，博士见面总是笑呵呵问道：“王老师还好吗？”对其他老师常握拳挥舞说：“Do you best！”每次九月开学典礼，博士似乎总要“盛装”出行，记得博士耳沾长须，扮作“孔子”与柏拉图对话；穿着长衫，效仿清末民初大师；甚至带领千人，在操场振臂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离开西外，没想到自己也做起“正高特级”的美梦，要返回原工作单位索要聘书和最近五年的年度考核表，以为这等小事不必劳烦博士。虹口的张校长和李女士极其热情，不用我去竟快递给我了。西外到底是“外国语学校”，人事把我以前遗留的档案从后门铁栅栏上递给我就不理我了，似乎这不关她的事。只得去找当时的“部里领导”，没想到“部里领导”也搞不清，以为外地评好的职称上海是不认的，要重新评定，似乎我是没有资格评高级的。加上我从网上购了一纸空白聘书填好相关信息，想让学校盖章，这似乎有点类似于大街小巷角落里贴的“牛皮鲜”。
幸得我老乡顾老师鼎力相助，向博士说明情况，解释清楚，加之我电联博士，请博士“高抬贵手”，没想到博士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浑厚——“哪里哪里，应当应当”，并提醒我以后办事要提前规划，不要临时匆忙。
博士的风度依旧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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