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并要求现有国际学生转学之际，香港科技大学5月23日发表声明，欢迎这些国际生加入港科大，并表示为哈佛大学学生提供无条件入学、简化入学程序和学术支持。而早在今年5月初，香港大学也曾官宣接收国际转校生。
港校向哈佛大学的国际生伸出“橄榄枝”，这既给这些国际生一个转学的选择，也体现了港校吸引优秀学生的积极态度。对此，也有网友提出，中国内地高校，如清华北大，能否推出类似措施，接受哈佛的国际生转学申请？
北大清华没有接收哈佛中国本科生的渠道
港科大可以无条件接收哈佛大学的国际生，这是因为其面向全球自主招生，且认可哈佛的招生标准和教学质量，即达到哈佛大学招生标准，且在哈佛大学修读课程获得学分，受政策因素影响无法在哈佛大学继续完成学业的国际生，完全具备入学港校，在港校完成学业的条件。
但中国内地高校的招生制度却不同。按照现行的招生制度，清华北大招收国际生，有可能接受哈佛的非中国籍国际生转学；而在哈佛的中国籍国际生，则需要分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不同学历而论。
对于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中国本科生，即便这些学生再优秀，当前清华北大没有可接受这些学生转学的渠道，如果这些学生想回国完成本科学业，需要参加高考、按高考成绩填报志愿、录取。当然，哈佛大学的中国本科留学生很少。根据哈佛大学2024年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留学生在读人数为1365人，本科生则只有53人。也就是说，每年哈佛录取的本科生，中国学生只有十多名，本科申请哈佛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对于在哈佛求学的中国硕士研究生，鉴于哈佛的研究生项目，有很多是一年的课程硕士，这些学生也就没有实际转学需求，有实际转学需求的研究生，是那些学制为2到3年的研究生项目。这些研究生要回到国内读研，也很难。中国高校、科研机构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推荐免试与统一考研两个渠道，而要获得推荐免试资格，需要国内高校按学生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确定。
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如果要回国读博士，则是可能的。因为博士招生已经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导师有较大的招生自主权。这些学生可以和博导联系，只要博导愿意接收，回国攻读博士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中国高校也有必要探索建立转学制度
客观地说，哈佛大学的国际生如果申请转学，接受他们申请的世界名校将有很多。美国国内的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都会给他们“一路绿灯”。
这是因为欧美高等教育，本就有成熟的转学制度，转学制度还是扩大学生选择权，促进高校竞争的基本制度。美国USNews针对美国国内高校的大学排行榜，还把新生留校率作为评价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新生留校率是指本科生完成一年学业后，有多少愿意继续留在本校学习的比率，留校率高，表明学生对教育质量和学校服务认可程度高。
因此，即便哈佛大学最终因为和特朗普政府“硬刚”失去招收国际生的资格——当地时间5月23日，哈佛大学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立即阻止美国政府作出的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的决定。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同日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在举行听证会之前“维持现状”——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哈佛大学，而在哈佛就读的国际生，或已经拿到哈佛大学OFFER准备到哈佛读书的国际生，虽然不能继续在哈佛完成学业，不得不调整学业规划，但是，到其他大学就读，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此看，有多少哈佛的国际生，会选择去港校继续完成学业，还有待观察。对于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如果不得已必须转学，那么，转学到港校，也是值得考虑的。他们回到中国内地高校继续完成学业的可能则不大。
但是，仍有必要思考，中国内地高校能否进一步推进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建立与国外高校接轨的转学制度？
近年来，中国内地高校在推进校内转专业改革，部分高校提出“零门槛”转专业，其用意是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以此吸引学生报考。但校内“转专业”也遭遇质疑，有人认为，学生从高考录取分数低的专业转入高考录取分数高的专业不公平，要转，就必须从高分专业转到低分专业。校内“转专业”都很难，就更别提校际之间转学了。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学生原则上应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但若因患病或面临特殊困难、特别需要，导致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可申请转学。然而，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学生，不得转学：入学未满一学期或毕业前一年的；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也就是说，学生要转学只能从高学历层次转低学历层次（或者平级），从录取分数高的转到录取分数低的，而且还需要有正当理由。在现实中，真正能转学的学生很少。这是为了维护高考公平、研考公平。但也需要意识到，没有健全的转学制度，正让高校推进的“严出”培养制度遭遇阻力。
据报道，美国常青藤盟校等名校的本科学生淘汰率平均都超过20%。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800名左右本科生，平均要淘汰200名左右，淘汰率约为25%。根据2025年4月的数据，美国本科院校的总体淘汰率为29.2%。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9年普通本科招生431.29万，2021年专科起点本科招生71.77万人，两者加在一起，为503.06万人（在2023年毕业），而2023年高校本科毕业生人数为489.74万人，以此测算，本科淘汰率只有2.6%。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后，“宽进严出”是高等教育确保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教育部也要求高校要严把培养质量关。而与严把质量关对应的，必然是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但高校淘汰学业不合格的学生，却很难，原因在于，这些被淘汰的学生，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与学籍管理制度下，如果要继续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需要重回高考体系，参加高考、按高考分数填报志愿，才能被大学录取，就如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要回国内全日制高校读书一样。这就带来现实难题，如果高校严格要求，淘汰大批不合格的学生，这些学生怎么办？
被淘汰（退学）的这些学生，面临不能转到其他高校完成学业的阻力。有不少家长和社会舆论还认为，这是剥夺学生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让学生花钱上大学，却拿不到毕业证，是对学生不负责。形象点说，一名学生在大三时被清华退学，这名学生也不能申请转到一所普通本科就读，而只能重新参加高考。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让每个高校毕业生都货真价实，这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宽进严出”。这就需要探索建立与退学、淘汰相配套的转学制度，而建立转学制度，从根本上说，也是进行招生录取制度的深层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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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责编 辛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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