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朝鲜开城北面的山谷里刚过拂晓，志愿军工兵张荣清攥着钳子、猫着腰，顶着零下二十度的寒风往前爬。前方停着一枚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指针在滴答乱跳，运输线就卡在这颗炸弹上。两分钟后，炸弹被他拖进弹坑，闷响震起的泥雪落在棉帽上——这一次，他又把整排人的命拽了回来。没人想到，这个口音带点别扭的“东北兵”，实际上是出生于日本京都的砂原惠。
战友们对他早有好奇：中文说得顺溜，却写一手偏旁部首奇怪的字；打枪凶狠，休息时却蹲在角落里练毛笔。“老张啊，你到底哪旮沓的人？”有人调侃，他笑着抖肩，只说一句“咱黑土地长大的”。在枪炮的间隙，这个答案一直被默许，直到战争的硝烟开始淡去。
往前推十三年，1938年夏天，日本全面侵华的第二年，5岁的砂原惠跟着任职于伪满机关的父亲来到奉天。父亲私下常叮嘱——“别欺负中国人”，孩子记住了这句简单的话。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染病身亡，母子俩被时代抛进辽北的一个小村。靠放牛挣口粮，村民并未排斥这对异乡人，甚至逢年过节还塞一袋苞米面。
1948年秋，解放军进村，土改运动把砂原母子划成雇农，分给两亩薄地。“头回有人把地分给咱。”少年的心被击中，感情像杂草疯长。为了掩住日本身份，他照着屯里祠堂的牌位，给自己挑了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张荣清。就这样，他在沈阳报名参军，冬日的征兵站前挂着红旗，无人怀疑他的来历。
新兵连里，他拼命练刺杀、修电话线、趴雪地侦察。三个月后上战场，滚烫的第一次立功章拴在胸口，他把真名埋得更深。1949至1950年间，他随部队一路南下到云南，又转防东北。抗美援朝号角响起，张荣清主动写血书：“我是穷孩子，愿跨江打仗。”毛笔字横平竖直，谁也看不出字里行间的日式笔意。
跨过鸭绿江那晚，他刚满十八岁，是整支队伍里唯一的外籍面孔，却无人知情。两年多的岭南山地战、清川江阻击战、铁原翻山越河分分钟掉脑袋，他活了下来，还捞了两个二等功。高寒条件里，他给大家教绑足布的窍门，“脚趾缠成八字，起泡少一半”，连指导员都跟着学。
1953年夏，他突然接到命令：暂时离前线，返沈阳探望病危的母亲。列车到长春站时，师里派来的干事取出一份机要文件，开口很直白：“你不是张荣清，你是砂原惠，对吧？”那一瞬间，九年伪装像破布一样掉地上。沉默良久，他只说了句：“我欠这身军装太多。”短短十余字，算是全部辩解。
国际法摆在那，日本公民不能参战。首长拍了拍他的肩，“部队有纪律，咱得遵守。”张荣清被调到东北航校，协助日籍教官修理九七式发动机，同时等候遣返。操场另一头，日籍教官能吃到白米白面，他心里拧成一团，甚至连续两顿不进食。有人问缘由，他低声嘟囔：“前线兄弟还嚼树皮，这口饭咽不下。”
1955年春，美军撤完最後一架B-29，辽东港口开来归国船队。他站在甲板上，压着帽檐望向岸边，心里五味杂陈。船起航，鸭绿江口的浮冰像断裂的镜面，反射着刺眼阳光。从此，他成了日本国籍的砂原惠，护照编号以J打头，却坚持对任何人说“我是中国培养的兵”。
回到东京后，他先在一家贸易行当翻译，帮忙接待1956年来访的郭沫若代表团。他口译时情绪饱满，同行的日本同事背后议论：“这人像在替对岸说话。”1963年，他自立门户，注册“东亚商事”，选在7月1日递交材料——那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生日，公司章程首页还印着一句汉语：服务友好。
从70年代起，他每年都往返北京、沈阳三四趟，手机普及后干脆把铃声设成《解放军进行曲》。见面寒暄，他拍着老战友的肩：“铃一响，魂就到营房去了。”身边的年轻日本职员对此哭笑不得，却改不了他的坚持。更有意思的是，他常年组织昔日日籍老兵赴华寻访，拉着一群白发老人走遍志愿军烈士陵园，再三鞠躬。
2021年初夏，砂原惠在东京家中病逝，享年88岁。告别式有两首背景音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友谊地久天长》。按照遗愿，他的骨灰被分成两半，一半留在京都家族墓地，另一半由旧日战友带往沈阳，撒在当年练兵的冻土地。那天天刚蒙蒙亮，泥土潮湿，风很大，仿佛回到了1951年的朝鲜山谷。
有人说，他的一生像被两条国境线拉扯：血缘在日本，灵魂嵌进了中国。也有人质疑，他毕竟拿过步枪对准自己的祖国。但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只是选择了心底那块最温热的土地。身份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记录进档案，唯独无法束缚一个人真正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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