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天,浙江德清中学的教室里,煤油灯把袁钧英的影子钉在墙上,像一张拉满的弓。她手里那本《高等数学习题集》被翻得脱了线,纸页间还夹着父亲用毛笔写的“国家”两个字。四天后,她成为浙江省高考状元,而整个浙江的录取率只有4.8%,相当于把一千人扔进湖里,只捞上来四十八个会喘气的。
1982年,她揣着教育部给的五百美元盘缠落地波士顿,羽绒服在海关被划了道口子,露出里面鼓囊囊的英语卡片——那是她在飞机上背完的第三套《医学英语常用词》。哈佛神经生物系的实验室里,第一次做小鼠脑片染色,她把同一块组织切了十七刀,导师马丁·施瓦茨站在背后没吭声,只递过来一张纸巾:先把眼泪擦了,再擦切片机。
熬过十八个月每天十四小时的“英语苦役”后,她发现自己还是听不懂美国同学讲的笑话,但能看懂《自然》杂志上的每个逗号。1995年凌晨两点,她在荧光显微镜里看到一团细胞像爆米花般炸裂,记录下“necroptosis”这个后来写进教科书的单词。那天实验室的冷气坏了,她抱着离心机睡了一夜,梦里全是细胞在跳踢踏舞。
有人翻出她九十年代初写给国内导师的信,信纸抬头还印着“复旦大学”,末尾却贴着一张哈佛医学院的圣诞贺卡。被问“为什么不回国”时,她干脆把1994年中国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拍在桌上:0.6%,还不够买一台进口共聚焦显微镜。这句大实话后来传成“袁钧英嫌国内条件差”,她听见也只是笑笑,转身去帮交大建分子医学研究院,把二十三个博士毕业生一个一个塞进回国的航班。
2019年清华讲堂,她放了一张对比图:左边是1983年复旦实验室的搪瓷盘,右边是2019年上海交大刚装的活细胞工作站。说完“科学需要最合适土壤”后,她补了句掏心窝子的:“但土壤不是祖宗牌位,哪块肥就去哪块,只要记得留根。”台下有学生嘀咕“精致利己”,她听见了,把自己的工资条投到大屏幕上——哈佛终身教授年薪的三分之一,这些年悄悄换成了国内合作实验室的试剂盒。
现在,她的神经保护剂在中国做三期临床,第一批试药的是六位阿尔茨海默症老太太,其中有一位正是当年德清中学的监考老师。药瓶标签上没写“哈佛”也没写“爱国”,只有一行小字:Nec-1s,人类 trial 第零天。
声明:壹贝网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版权归原作者wangteng@admin所有,原文出处。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 756005163@qq.com 删除。
本文链接:https://www.ebaa.cn/710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