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页皱巴巴的笔记，揭开了一座城市曾被按下的阴暗开关。
1938年元旦，名叫新井淳的步兵在日记里写下半句话——给下士官三十分钟、一块五；兵卒价格再低。看似索然无味的补给清单，却把活人塞进和罐头、绷带同一栏。纸张如今陈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灯光昏黄，让铅笔字显得更冷。有人说那只是个人记录，可翻到后页就明白他在做什么：罐头二字被划去，改成朝鲜女。小小涂改，映出制度的冰冷框架，大于任何个人恶意。日本军队自1932年在上海设立最早的“公娼所”起，已经把性暴力写进后勤学教材。七年后，他们只是在南京把教材付诸实践。
从南京城东到浦口，研究者确认的慰安所多达四十余处。 夫子庙夜色正浓时，远处仍能听到军靴踩碎青石板。酒铺老板回忆，日本兵总是一手粮票一手军票，先灌两杯，再进隔壁“浪花楼”放松。木牌上限时三十分钟，像澡堂也像麻将馆。门里却是按编号排队的女性，最小不到十四岁。军政府兴建这些地点的速率惊人：一处房屋，测量、粉刷、挂招牌，普遍不超过三天。城防未必如此迅捷。
为什么要急？军中有一套账。一支旅团若想稳定驻扎，必须递交卫生风险报告。军医担心性病拖慢攻势，幕僚担心外媒抓住强奸新闻。于是“慰安所”被描述为公共卫生工程。可南京屠城的血迹还没干，日本参谋上村利道就在12月28日批准扩建方案，他的日记里写得极轻：“审议”。这是标准参谋术语，避开了暴行二字，却给屠刀披上手续。
利济巷2号当年叫“东云”。账房的灰本子里，朴永心成了编号76号。她被刺刀穿喉，只因那天拒绝接客。中国杂工夜里翻窗，把她抬去柳营路医院。这个动作后来被会计写成“设备维修”，费用两角五分，金额低到荒谬，却又精准反映了一个事实：女性在此框架里算资产折旧。
军票上有菊花纹，士兵管它叫“女人票”。 每周二发票的队列里，管后勤的下士总要吼一句别和饭票弄混。刻意的戏谑最能消弭耻感。老兵回忆，袋子里装着子弹、香烟、票据，一样重量。日常化便是洗白的第一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随军记者曾在镇江拍下标牌，上书“皇军専用”，刊出后引发国联讨论，但外交谴责传到前线，只有文件编号，听不见哭声。
慰安妇的沉默也让后人误以为尘埃落定。湖南岳阳的彭仁寿与彭竹英两姐妹直到2018年才敢表露身份。老人说，自己十四岁被剖腹灌汞，几十年洗澡不照镜子。妹妹九岁时因细菌弹致盲，却仍被拖进暗室。她去世前反复嘱咐女儿别提。女儿摇着录音笔却哭了：不是忘记，是怕再被扎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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