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份，我在一座美国的寺庙里结识了May。
May是青岛人，微胖，看上去善良和怯懦，戴眼镜，脸上有青春痘，穿得很朴素。她管我叫“师姐“，我便乐意地应下，同她聊了起来。 原来她在美国读高中，今年准备毕业，家住附近，连续几年在这座华人寺庙里做义工。
她英文不好，很难融入美国文化，不过她所在的公立学校主要是墨西哥人和中国人，天然地分成两派，派内互相聚集，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她的父母关系不好，母亲独自带她来美国。她期盼回国，但因为绿卡还没有到手，所以还在等待，今年是第4年。
她喜欢白敬亭和Super Junior，夜里助眠的一个方法是编出自己同她喜欢偶像之间的浪漫故事。她还偶尔写点儿东西，放在喜欢的明星贴吧里。
一整天，May几乎都在我身边同我聊天。她说，同人讲中文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以前把中文当成空气，没觉得重要，换了个环境，才发现中文的魅力来。
告别时，May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问我，如果她现在回国内考大学，还来得及么？她在美国高中学分没修够，上不了普通大学。她很发愁，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要去向哪里。
May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美国升学的不难与难
May是2019年美国360万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其中40万来自于私立高中，另外320万像May一样就读于公立高中。
根据美国全国大学生招生咨询协会的数据，68%的私立学校都雇佣了升学顾问来为学生提供免费的申请咨询，而在公立高中里，只有33%的学校雇佣了顾问，每个顾问平均为47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咨询服务。每名学生平均每周只有5分钟。
美国上大学简单么？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简单。据美国教育部统计，超过80%的四年制大学和学院，新生录取率都超过了50%。这意味着申请者只要申请2个学校，平均至少能拿到一个录取（offer）。除此外，美国还有超过1000家的社区学院，对所有申请者开放，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2016年秋季美国大学申请和注册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点击看大图）
美国上大学难么？一个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取决于你想要上的学校。美国东部的常春藤联盟（美国一流私立名校）在2018年的录取率平均为8.3%。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2018年的录取率仅为4.3%，意味着大约20个学生在竞争一个录取名额。
一所美国排名前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像一座独木桥，学生战战兢兢地前进，生怕一失足就跌落，家长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为子女保驾护航，而公众则对桥的彼岸充满了好奇。但每个人都想知道：究竟如何才能过桥？
教育学者Rebecca Zwick的著作《录取谁？》(Who Gets in?)分析和研究了那些高竞争大学（录取率低于10%）的招生政策。她发现，大学预修课程（注：AP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赞助和授权的高中先修课程，可以在大学兑换学分，比一般高中课程难度更大和更复杂）的成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所谓的美国“高考”成绩——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考试）——因为其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可能造成不公，更多地作为门槛来帮助精英学校初筛。除此外，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的身份、申请人的地理位置、是否为校友子女（legacy applicants）、是否具有杰出的运动或艺术才能、家庭的捐赠能力、是否对学校展现兴趣以及是否具有支付能力都可以影响招生结果。
Zwick利用建模发现，如果申请者是少数族裔或者来自低收入群体，其在招生上的优势等同于额外的200分SAT成绩。这一额外考量一方面帮助推进教育的机会均等（即不以种族、性别、家庭背景阻碍学生获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多元的学生背景有利于学生从不同人身上获得不一样的经验，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如果申请者的家族有潜在大额捐赠的能力，等同于隐形地为其SAT成绩增加300-400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名学府多为私立大学，其经营和运作的主要经济来源为校友捐赠和捐款，故招生不仅同培养人才这一目标有关，亦影响着学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获得的捐赠数额。
与之呼应，据《纽约时报》报道，哈佛大学在招生时有一些专门的术语来指代不同的申请人情况。“小奖励(tips)”指的是那些针对于少数族裔、校友子女、哈佛员工子女、捐赠者亲属和运动员的额外考虑。“院长的感兴趣名单（dean’s interest list）”指的是那些同哈佛捐赠方有利益关系以及同哈佛有关系的申请者，这份名单上的申请者录取的概率会显著增加。
除此外，哈佛还有一个专门的“Z名单（Z list）”，指代哈佛希望录取但其学术成绩处在录取边缘的申请人，每年大约60人，多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哈佛会为他们提供推迟入学的录取。
总之，纳入诸如校友子女、家庭背景等考量因素，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的招生目标不是单纯地为了聚集“最好的个体（best individuals）”，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最优的集合（best ensemble）”。 这个容纳了多元背景的学生群体，像个万花筒，千变万化又色彩斑斓，满足了学校在自身经营和创造多元学习体验上的多重目标，使得整体的运作能够实现最优。
但正如同电影票房无法完全告诉我们电影的质量好坏一样，大学的录取率也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衡量大学教育质量。过分沉溺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忽略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成长，而在人的发展中，“合适”这个词可能扮演了更大的分量。
教育系统中的选择与第二次机会
在左右衡量后，May觉得自己回国的可能性不大，一来跟不上，二来是因为绿卡迟迟未批，她不方便回国。她决定今年高中毕业后，先上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读两年，修够学分后转学到普通大学，继续读完剩下的两年。我由衷地支持她的想法。
刚来美国时，我怀抱着一种虚妄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所谓的社区学院不过是职业技术学院，低门槛甚至零门槛意味着没有筛选，鱼龙混杂，质量难以保证。
之后因为在教育研究生院读书，我才了解到，社区学院是美国一种独特的教育系统，更像是个大杂烩，既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还能提供两年的本科教育，内容设置和普通大学相似，种类丰富，修读的学分可以转换，为那些之前未准备好的学生提供二次跳板。尽管如此，我仍坚定地认为，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同顶尖名校的质量不可相提并论。
改观发生在3个月前，我在社区学院上了一个短期的编剧学习的项目，为期八周，每周五次课，每堂课两个半小时，课后有作业，八周后一个最重要的产出是写完一个至少90页的长篇剧本。算下来学费平均每小时30美元，是我在一家常春藤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的五分之一。
项目一共有12人报名，分别来自10个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爱尔兰，比利时等等），年龄从19到40岁不等。所有人集体上一门关于编剧入门和技巧的大课，而后学院为了确保每个人能够有针对性地得到教师反馈，又分成了2个小班，确保在150分钟内每个人平均至少能够得到25分钟的反馈时间。
印象很深的是参与感。因为没有门槛，大多数申请人是凭藉自己的兴趣选择的项目和课程。课堂上，每个人都很有发问和表达的欲望。有些人勉强能开口说英语，很费力，但努力去让对方理解。有人认为老师过分推崇好莱坞体系而忽略电影创作的多样性，便公开提出质疑，一度在课堂上争执，但这仍是有益的讨论。
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原先在研究生院里上课，学校鼓励表达，美国同学都很习惯于开口，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了再说，我的反应速度慢，有时候刚想好说什么，打好腹稿后，已经换了个话题；哪怕是发了言，也往往陷入一种虚妄的自我沉浸，在脑海里回放好几遍，生怕自己的表达不够聪明。反倒是在社区学院上课的经历，使我更加坦然，明白学习本身即是自我完善，因此一切的学习行为只要让自己舒服和受益即可。
如果说申请竞争激烈的名校，更像是一个通过高等教育稳固社会阶层的方式（一个直观的证据是2017年的调研发现67%的哈佛新生其家庭年收入为社会的前20%，仅4.5%来自于社会低收入家庭），为那些已拥有优越社会资源的申请者锦上添花；那么广泛而普遍的社区学院则更像是雪中送炭，以其低廉的学费以及合格的教育资源，为那些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学生提供另外的选择和第二次机会，使得他们仍然能够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改善个人处境。
结语
诚如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言，最有效的限制自由的方式便是选择的匮乏。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精英大学对学生的选择，抑或是学生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的选择，都可以窥见某种多样性。不以单一的标准作为考察学生的指标，不以精英大学作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大学和学生拥有了更大的自由以满足他们对教育的期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的多样性在意味着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灰色地带，复杂纠缠的利益关系共同博弈影响着选择结果。如何增加大学选择过程中的透明和公正，如何降低学生选择过程中的非理性和认知偏差，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亟需面对的挑战。
（文中人物May为化名。作者马煜曦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展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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