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当留学生钱宁夫妇回到寓所时，数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工作人员已经等候多时。
“美国这么富有、文明，你们为什么非得回去？”
“美国确实很好，但就像作客，你家客厅再好、沙发再软，那是你家的，不是我们家的。”
实际上，1951年钱宁就拿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也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那时，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但美国移民局规定：理工农医科留学生不能回中国。就在钱宁突破重重阻碍，即将踏上归途前，FBI仍心有不甘地做盘查。
“他们那辈人那种‘没有国就没有家’的情怀我们无法感受，那种对祖国无怨无悔的爱，别人也难以理解。”在近日举行的“钱宁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钱宁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宁之子钱心毅在追忆父辈放弃美国优渥生活、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搞建设时说，不只是FBI的特工难以理解，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在国外备受歧视的人都无法理解那一代人急切要用所学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
回到“母亲河”
1922年12月4日，钱宁出生于南京。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兵燹和动荡中度过的。战乱中，他的父亲带着全家一路从南京迁到长沙，再从长沙逃难至重庆。
在重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时，教授们讲黄河水患给钱宁留下了深刻印象。历史上，黄河既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是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问题河”。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淤积、决堤、改道，这条让人束手无策的大河成为真正的“洪水猛兽”。
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研究黄河泥沙问题的权威仍是一位外国学者，这大大激发了钱宁要治理黄河、为人民做点实事的责任感。
1947年，钱宁赴美留学。他先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水利系，在流体力学权威亨特·劳斯教授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泥沙专业学习，师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之子、泥沙专家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30多岁的钱宁就在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些结论被泥沙学者引用，初步奠定了他在国际泥沙界的学术地位。导师希望他留在美国进行研究，但钱宁深知，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在中国有很多像黄河一样泥沙问题严重的河流亟待研究治理。他没有忘记远渡重洋出国求学的初心：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到野外去”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治学主张是“go out in the field”（到野外去）。作为最受器重的学生之一，钱宁重视野外考察的学术精神和导师一脉相承。
1955年6月，钱宁回到祖国，不久就徒步考察了北京西郊“小黄河”（永定河）。同年9月，他成为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筹建，后并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并很快开始了黄河考察。12月4日，钱宁在黄河秦厂水文站度过了33岁生日。
此后，他查勘了郑州至河口段，又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赴陕北、晋西北及陇东地区调查黄河中游的地表物质组成……
回国后的前11年，钱宁年年都在黄河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参与黄河规划和工程审查。
治黄认识的重大突破
1959年，钱宁在郑州花园口黄河滩地考察一座施工挖出的古墓时，发现历史时期淤积下来的泥沙比黄河河床上的泥沙粗得多。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回到郑州，他开始广泛收集河床钻孔资料，发现淤积在河床深处的泥沙都比表层泥沙粗，这部分泥沙绝大部分粒径大于0.05毫米。20世纪50年代的水文统计资料显示，多年平均粗泥沙量达3亿～4亿吨，占黄河下游总沙量的1/5。
“这样看来，防止黄河下游泥沙淤积恶化，主要应控制这部分泥沙。”钱宁在文章中写道，“那么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区是否存在一个比较集中的粗泥沙区，可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便成为一个亟待查明的关键课题。”
1962年，我国第二次制定黄河规划时，钱宁带领科研人员深入黄河中游，调查各地地表物质组成。
当时缺乏交通工具，调查人员坐长途汽车、搭敞篷卡车，有时候“屁股下垫块砖就是一路”。他们先到县城住下，步行踏勘附近的河流，一个地方的工作搞完了，再转战下一个县城。就这样，从延水、无定河、大理河，到北上榆林看榆溪河，南下西行到靖边看芦河和旧城水库，再经定边、安边、盐池看清水河，最后翻过六盘山，沿泾河、渭河回到西安。
通过这次资料分析和现场调查，钱宁弄清了黄河中游产沙最多的3个片区，并发现其中有两个粗泥沙区。他一方面明确了造成黄河下游危害的主要是粗泥沙，另一方面又查清了中游粗泥沙的集中产沙区。
此后，钱宁又组织力量，查明黄土高原43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中有80%的粗泥沙来自10万平方公里范围，其中5万平方公里的产沙量就占到粗泥沙量的50%，这5万~10万平方公里应该作为水土保持的重点。
这项历时20余年的成果被业界认为是“治黄认识上的重大突破”。1982年，该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把队伍带起来
钱宁是我国泥沙研究领域的先驱，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泥沙研究学者。他先后著有具有很高理论及实用价值的《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学》，并主编了《高含沙水流运动》。
在泥沙治理实践中，钱宁意识到泥沙问题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他希望培养出一支专业队伍。在黄河治理委员会工作时，钱宁利用午休时间给大家讲泥沙课程，那时候夏天连电风扇都没有，钱宁脖子上搭条毛巾、手拿蒲扇就走上了讲台。
在清华大学三门峡基地，钱宁指导师生修建了400多米的河道泥沙模型，研究葛洲坝水库回水变动区的泥沙冲淤和治理措施。当三门峡基地准备撤回北京时，他说服学校和教育部领导，在清华大学建立泥沙研究室。他一面承担研究任务，一面组织教师学习，同时争取相关部门资助，在清华园建设起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泥沙实验室。
1979年，钱宁被查出罹患癌症。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一面积极配合治疗，一面争分夺秒拼命工作。他希望上天能给自己5年时间，把“清华这支泥沙队伍带起来，也可以把几本书写出来”。
一座“黄学”研究的灯塔
钱宁曾7次住院，在病床上，只要眼睛能看、手还能写，他就没停止过思考、阅读和写作。同事和学生去看望他，他立下规矩：不谈病情、只谈工作。
1979年，第二届泥沙研究班结束后，学员李九发暂留清华园，协助钱宁开展黄河下游挟沙能力计算和河床调整机理研究。
“在此期间，钱先生每周六下午定时对我一周的计算结果进行检查，并利用美国友人送他的小型计算器进行复验。”现在已是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的李九发说，“钱先生对科学研究的责任心，激励我坚持进行复杂条件下水流挟沙能力的计算。”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倪晋仁是钱宁最后招收的一批博士生之一。1985年，倪晋仁硕士即将毕业，导师推荐他报考钱宁的博士生。联系报名时，钱宁将倪晋仁的硕士论文草稿要去。一周后，看到回复意见的倪晋仁愣住了。
“钱先生的回复意见竟然整整写了9页稿纸。”此后很多年，倪晋仁每次翻开论文，看到页尾“4月13日，钱宁”的署名时总是感叹，“当时先生病体弱，还关心着三峡、黄河、中国水利建设等一系列大问题。我的一篇硕士论文，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年代，先生一笔一画写了9页稿纸的回复。”
在3600多字的深刻评论和建议中，倪晋仁还能看到笔画间隐约的颤抖。“每次想到这些，对先生除了怀念，还有敬重。”倪晋仁说，“这就是科学精神。这些又有几人能做到？”
病榻之上，钱宁依然关注黄河并写下《“黄学”研究前景广阔》，号召人们研究黄河。垂危之际，他连翻书的力气都没有了，听看望他的同志谈泥沙、谈试验、谈论文，成了他的一种特殊享受。
1986年12月6日凌晨，钱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两周后，亲友遵照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入他心系一生的黄河。
“钱老师像一座灯塔、一座丰碑。”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教授唐洪武说，“他是我们水利科技工作者和教育者的楷模，感召后学沿着他开辟的科学道路攀登。”（张双虎）
来源：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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