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州克莱登大学

《斯通纳》：左手生活，右手意义

作者：付如初

一本被“复活”的小说

年终岁末，2015年的各类好书排行榜还在竞艳正酣的时候，一本叫《斯通纳》的“新书”却已然开启了2016年的小说阅读风潮。同事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还只看了个开头，对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显然也所知甚少，他说：这看上去像是美国版的《平凡的世界》，只不过改变主人公命运的不是对城市的向往，而是被莎士比亚吸引，看来，文学对人还是有力量的。

对所谓“文学的力量”，或者换个说法，文学具有的影响人、改变人的价值，我其实无时不在“有”和“无”的犹疑之中：确认它“无”，理由万千，否则“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也不至于前仆后继地进行了百余年之后还是灰头土脸，也不至于现在眼睁睁看着读者日益离文学而去；而确认它“有”，只有一个，就是对具体个体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越来越只与“自我”有关：自我建构、自我完善，甚至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

总之，文学是不是有力量并不是我决定读《斯通纳》的原因：多少小说里都曾写主人公的命运因文学而改变，更何况是一个上个世纪美国文青的命运呢。促使我读的，是百度而来的关于这本书的信息——原来，它是一本被“复活”的小说。跟《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

这本书初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版只卖掉了2000册，第二版也是反响平平，而两次绝版之后，突然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巨大的市场销量，尤其是在欧洲，销量和口碑几乎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足以让五十年后的读者还要还它一个销量？

几乎第一眼，这本书就调动了我的好奇心：一个长篇小说，居然用这么老实本分的开头，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作者要么特别平庸，要么特别厉害：“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他的职称始终没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级别。修完他的课后记忆犹新的学生寥寥无几。”

要知道，《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可是先声夺人，用父亲教导自己的人生箴言语惊四座：“当你想要批评人的时候，只要想一想，世上的人不是都像你那么幸运。”而这本书，却将斯通纳平庸的一生和盘托出：他是一个大学里的无名者，一个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教学上都建树了了的人，甚至算得上一个loser。

显然，与写英雄、写美国梦的作家相比，《斯通纳》的作者约翰·威廉斯有更大的野心，或者更强悍的自信——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用一个平庸者不做梦的故事打动世界。

所谓命运，只跟选择和爱有关

“斯通纳”的英文是stoner，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跟石头有关的名字。整本书也几乎是用石头般冷峻的笔调写了斯通纳如石头般平凡、固执、刻板甚至带着点冷漠和麻木的性格，也写了他如石头般冰冷、单调的生活，以及任由岁月和外部世界的流水随意冲刷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处处都令人压抑，或者说斯通纳时时都让人不喜欢。

阅读斯通纳的过程，很像了解一个邻家大叔的一生，一边了解一边后悔自己曾经对他的轻慢和嘲笑；更像离开校园之后才了解一个老师的才情和追求，忽然反省自己曾经对他的不屑和揶揄。斯通纳显然是这样一种人，因为太平凡太普通太乏善可陈，就需要靠着年龄和阅历的累加赢得重视和尊重。变老，对他而言，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悲剧，更意味着一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证明。死，对他而言，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悲剧，更印证着生的每一步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小说按照斯通纳的年龄，一步步呈现他的一生。可以说，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跟着他活了一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芸芸众生都会经历的，求学、工作、恋爱、结婚、买房、生孩子、职场烦恼乃至婚外情感、中年危机、病和死，无一漏掉。普通即是永恒，是斯通纳用自己的一生跟所有人对话的基础。

然而，如果仅仅是共性，斯通纳就不是斯通纳了。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真正迷人之处，或者说一个人真正成为他自己，永远是共性之上的个性，而个性则永远跟选择和爱有关。如果按照“性格即命运”的逻辑，甚至可以说，选择和爱是解读所有命运的两个密码。

斯通纳一生经历过四次最重要的选择。第一次是他内心懵懵懂懂的自我忽然被莎士比亚唤醒，选择从农学院转到文学系。如果没有这次选择，他的命运轨迹就是来自土地回到土地，而有了这一次，他割裂了自己跟土地的联系，变成了一个文艺青年。这种割裂后来一再在他的生活中，以对父母的情感变化的面貌出现。父母去世之后，变成了他们早已为之献身的土地的一部分，此时的斯通纳悲伤却不悲痛，因为他看到了父母这一生的“执拗的无意义”。

第二次选择是一战期间不参军，拒绝强制征兵。选择的时候，他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可能面临的道德压力和道义指责，更没有想到这可能是永远错过了使人生大放异彩的机会，甚至他都没有起码的男儿意识。他的两个好友都参战了，一个战死一个回来，二人都是荣誉加身，从此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而他，对此毫无内疚，也毫无悔恨，他此时只专注于文学导师斯隆的情绪变化：面对学院的宁静被战争打破、年轻人被战争改变的事实，斯隆的失声痛哭让他感伤不已。名利和功业于他如浮云，倒是精神父亲的一举一动对他影响至深。

第三次是他的婚姻。这是唯一一次斯通纳完全主动的选择。甚至，此时的斯通纳都不像斯通纳了。他不再被动和沉默，变得主动而殷勤。他敢于承诺带爱人去欧洲旅行，也敢于对准岳父说“我从未考虑过这些物质上的事”。他甚至前所未有地放声大笑，毫无保留地憧憬幸福。这或许是全书写得最轻盈的一部分，也是斯通纳一生中难得地自信与舒展的阶段。可惜，很快他就知道了婚姻的意味，“不出一个月，斯通纳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不到一年，他已经不抱改善的希望。”然而，斯通纳除了学会了沉默和忍耐，从未想过用行动去改变，以至于他的一生都仿佛变成了这次主动选择的赎罪之旅。

第四次是他和院长的矛盾。因为一个略有才华而人品有瑕疵的学生，斯通纳选择了不通融、不让步，为此甚至赔上了职称和爱情。但对中国的读者而言，这种斗争的戏剧性没有超出预期，斯通纳不是斗士；单纯从矛盾冲突的角度而言，他也远远不是“权势”的对手。但这次选择却是斯通纳最有人格光彩的一次，他对学术和大学纯洁性的捍卫，总算让人看到了一个男性敢做敢当的风采。当然，这种风采，很快就被他在婚外情中的软弱退缩遮蔽了。对现实中的爱，包括爱情、友情和亲情，他一再展示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也更加反衬了他对大学精神的捍卫是多么一厢情愿。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因为，只在尘世上走一遭，我们既不能和前世相比，也无法对来世加以完善。”或许，斯通纳的选择也不过是一次次印证了人生之不可彩排和命运之不可转圜，一如他眼看着自己的生命之火随着真爱凯瑟琳离去而熄灭。

当整个世界都变成监狱的时候，麻木是一种力量

读《斯通纳》，总是能够让人想到《围城》里的方鸿渐，想到他们同在战争和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卑微弱小的生存；想到他们有很好的同性朋友，而且朋友对他们的评价总是一语成谶；想到他们同在大学的不得志；想到他们同在爱情和婚姻围城中的无力和沉默；甚至想到他们共同的“不讨厌，却全无用处。”

当然，斯通纳缺少方鸿渐那种中国式的投机和狡黠，他只用了一年就学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对待学术的态度更是郑重又郑重，不可能像方鸿渐一样去买一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文凭。而且，虽然同是男性作家写的男性趣味的小说，约翰·威廉斯也没有钱钟书那般尖刻和擅长讽刺。惟其如此，斯通纳的悲剧意味才更浓：一个老老实实的好人，德行无亏，终生都不与世界作对，但整个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亏待他，“无论他从哪里转过身，这个世界都像一座监狱。”

而世界这个监狱，是从婚姻这个监狱开始的。如果把斯通纳与妻子的相遇比作监狱中曾经出现的一次火柴闪亮的话，那与凯瑟琳的相遇就是一盆温暖而持久的知心炉火。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想“白玫瑰和红玫瑰”的问题，就陷入了与凯瑟琳的相知里，是那种茫茫人海中的高山流水，那种连沉默都是心意相通的相知，或许唯有人到中年，才能感受和体会这种近似于上帝恩赐的情感。

古今中外，多少文学作品都曾写到，这种情感足以让主人公不顾一切。然而斯通纳却一再选择最与众不同的方式，与他的爱同步的，永远不是情感的泛滥和欲望的放纵，跟自我解放的行动也没有关系，他只专注内在的自我。

斯通纳几乎是用做学问的方式体会爱：“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终极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而他体会的人到中年的爱情，“既不是一种优美的状态，也非虚幻”，而是“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一个人“只有在爱的时候才会对自己有所了解”。

显然，内在的自我永远意味着孤独，而且，一个人越是曾经有过不需要孤独的时刻，重新降临的孤独就越发显得荒寒。凯瑟琳走了，四十三岁的斯通纳迅速“凋谢”和“败落”，他“心怀无法度量的悲伤”，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死人”，唯有习惯性的意志，唯有麻木和沉默，才能支撑他接下来的生命。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自我哀悼的时候，周围的世界却因为他的绯闻喧嚣起来，流言把他的婚外情和他跟院长的斗争联系起来，把他和妻子的关系联系起来，于是他成了“段子”和“传奇”，校园里到处流传着他的故事。在斯通纳默默地用“自我”感受世界的时候，世界却在用另一种形象塑造他、感受他。读到此处，真是让人悲从中来——每个人都是斯通纳。

但斯通纳真正的传奇之处却在于，“他没有想过，面对外人，面对这个世界，他要显得像什么样子。一时间，他认为自己显示出的样子就是他必须显示的样子。”斯通纳的晚熟和不觉悟，甚至他对外部世界一切秩序和规则的无知和麻木，都成了他避免外部伤害的护身符，当然，也让他避免了被外在于“自我”的一切力量影响所可能产生的焦虑。

跟方鸿渐能够感受到“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人生讽刺和伤感不同，斯通纳不在这些情绪之中，他用麻木自成一个世界。对于人生而言，这种麻木未尝不是一种不自觉的通达。

翻译说最大的感受是“苦涩”

这本书译者杨向荣说，作者一定是消化了很多枚苦果，才写出了《斯通纳》，他翻译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苦涩”，一种男人的苦涩。据说，《斯通纳》有作者自传的影子。

应该说，作为一个男人，斯通纳的世界非常完整：有启蒙老师，有诤友和密友，有事业，有家庭，有孩子。而且，一个男人一生中能够从四个最重要的女人——母亲、妻子、情人和女儿身上感受到的温暖和爱他都曾感受到。然而，为什么他的一生还是充满了难以言传的悲苦、一种“原罪”般的悲苦呢？

其实，这种悲苦，一直是现代派小说的主题。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又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人置身于完全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生存状态，开始有了个体与社会隔绝的苦闷，被世界异化的苦闷，而伴随着这种苦闷，产生了充满颓废色彩和焦虑感的文学，产生了碎片式的、充满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的文学。从波德莱尔到卡夫卡，欧美文学无不在表达世界与个体的撕扯和反撕扯，表达人对按部就班的人生的反抗。曾有人说，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具有永恒的穿透力。显然，如今的网络时代，这种困境的穿透力更无法回避。

然而，在与卡夫卡几乎同时代生活的斯通纳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些。斯通纳不反抗，他承受和忍耐，他用内在的自我说服、自我修复与整个外部世界对话，乃至和解。尽管这种和解其实是以他的完败和外部世界的完胜为结局的。

他甚至不像美国文学中所擅长的那样，比如同类题材的，《断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鲁的长篇小说《船讯》，比如菲利普·罗斯的《凡人》等等，或者用征服自然的行动自我救赎，或者用身体的放纵摆脱平庸的宿命。他都没有。斯通纳没有行动。他克制欲望，从不主动进取，也从不自我可怜。他用土地般的卑微姿态，用石头般的无感状态，用学者式的冥思苦想，接受生命本身所有的悲苦。

这种悲苦，甚至都不像中国文学擅长的那样，能够找到历史、社会和体制的理由——尽管书中也几次写到了战争，但它因为斯通纳的选择而离他的命运很远。借用鸡汤文学的说法，活着本身，于他是一种修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通纳》也如几乎同时期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塑造了“反英雄”的形象。在霍尔顿创造文学新伦理的行动中，原来也有斯通纳的身影。可以说，他的卑微和渺小、忍耐和承受也是一种新的“英雄主义”，一种有别于单纯的牺牲精神的、“苦涩英雄主义”，一种个性。

《斯通纳》的作者说：“我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很多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觉得斯通纳的人生太可怜和不幸了，我却觉得他的人生过得很好。显然，他的生活比大多数人要好。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充满感情，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工作给了他某种特别的身份感，成就了他的自我。”

“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乔桑”

这是斯通纳的好友，在战场上死掉的马斯特斯对他说的话。他对斯通纳的判断和预言是如此笃定，以至于显得作者塑造这个形象都仿佛是为了寻找命运的先知。马斯特斯主要说的是大学，他觉得斯通纳把梦想和希望放在大学注定是徒劳，在大学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斯通纳“没有安身之地”。

但斯通纳恰恰在大学安身立命了一辈子。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大学这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环境，以斯通纳的性格，他的自我能否得以保全。生活一再证明，斯通纳是为学术和大学而生的。在大学里，他不只是一个享受了自己身份感的“英雄”，他还是一个幸运儿。

书中写，每当他感到无比绝望和虚无的时候；每当他“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事物”的时候；每当他无法回答“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是否有过生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都会退回到大学，退回到研究和学术这种“从来不曾背叛过他”的那个“唯一的生活”。

甚至，因为与大学的血肉联系，他都开始审视自己的精神父亲斯隆，思考他为之殉道的那个被战争冲击之前的大学——当整个世界都在冲向一个不可知的终点，大学怎么可能自保呢？自我又如何能托付给推动世界的“那些毫无理性和黑暗的力量”呢？

这时候的斯通纳越来越像一个智者，一个在此生此世中获得平凡的诗意的智者。他牢记着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本分，专注于艺术的“真”，而且坚信这“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蠢傻、不足或者不够格没有多大关系。”同时，他也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语言以及心智神秘性的热爱”，并每每能“在字母和词语的细腻、奇妙、出其不意的组合中，在最漆黑和冰冷的印刷文字中”体会这种爱。

斯通纳有爱，而且有爱的能力、有保持爱的恒心，只不过这种爱都给了大学和文学，一个与理想和现实无关的、只与自己有关的大学和文学。他靠着这个支撑自己的平庸，支撑自己生活上的失败，支撑自己贫瘠的情感生活，支撑自己对生活的敬重，也支撑自己面对死亡时候的从容——他抚摸着自己写的书死去。

对读者而言，尤其是对从未放弃精神生活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斯通纳显然足以成为偶像。在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朴素的日常生活之间，斯通纳达到了被无数哲学家和文学家追寻的“适度”的状态。或许，这也是今天的读者之所以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充满了破坏力、每一种微小的力量都足以摧毁一个生命的世界上，他不惜任何代价想要自我保全。他不只是生命的英雄，甚至，他都无限接近了哲学家所说的“自由主体”。

令人遗憾的是，在《斯通纳》被阅读和讨论的时候，微信上正在悼念华东师范大学自杀身亡的政治系教师江绪林。据他的朋友介绍，他五岁丧母，十二岁丧父，跟姐姐长大，一路从乡村走到了北京，拿到了博士学位。看他的求学履历，哲学和宗教的学术支撑格外炫目，而对他的悼念，对他的生命观的讨论，也纠结着性格、环境、体制、学识，包括信仰危机、理想主义危机等种种元素。我忍不住天真地设想，如果江绪林碰巧读过这本书，会不会一下子就能体会到斯通纳那种在绝望中自我转圜的力量呢？斯通纳对生命和生活的敬重，一边保全自己一边追求意义的方式，会不会也能给他以启发呢？

卡夫卡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毕竟，知识和理想，意义和价值，原本都是为生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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