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m法国时装学院

1990年8月，22岁的陈婕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父母告别，只身前往美国纽约。

她拖着两个沉甸甸的行李箱，里面有母亲捎上的毛毯，怕她生病带的药，还有各类生活必需品。这段30多年前出行的细节，陈婕有些淡忘了，但离别的伤感和对美国生活期待的矛盾心情，她至今还记忆犹新。

1984年，中国首次打开自费留学的大门，紧接着国内就掀起了一股“留学热”。1983年自费出国人数仅一千多，但在四年后，留学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剧照

“当年出国其实想得非常简单，就是知道美国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想去。”陈婕告诉南风窗，她当时没有做长远的打算，想着先读个两三年再看。

陈婕在北京出生长大，从小书香门第，父母都曾留学苏联，哥哥也于八十年代初公派留学。所以“留学”一词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再加上本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专业，身边几乎人人都有留学梦。

大洋彼岸的天堂

199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与国外有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肯德基和星巴克纷纷登陆北京，街上偶尔有日本车呼啸而过，天安门广场上还能看到西方面孔前来参观。

1990年代，北京街头，骑着自行车的行人被麦当劳的广告气球吸引

陈婕和丈夫石斌也会听听美国之音，看看欧美的影视剧。当年的美剧《神探亨特》和《鹰冠庄园》是她的最爱，剧中加州的阳光沙滩，警察飙车追击嫌犯的惊险画面，还有主角家里的独立浴室，都激起了她对美国的无限憧憬。

“有些学长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后，都很兴奋地说那边‘跟天堂一样’。”石斌也深有同感，他说，“当时国内一家四口能住40平方米的房子，就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但美国的普通人家里都有一栋别墅，这听起来就是新世界。”

1986年，石斌从清华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外企工作，薪资已经超出普通工作好几倍。“那个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是中国的300倍，是根本无法比较的。”在国内工作几年后，石斌也决定辞职前往美国读研，于1991年和陈婕在康涅狄格大学汇合。在他看来，当年留学生其实也没有考虑，到底是为了钻研学术还是移民定居，因为“出国”二字本身就足够吸引人。

电影《中国合伙人》剧照

“你能出国不出，是不是傻？”这话曾是他父亲对他的“鞭策”。

陈婕也笑道：“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出国机会，不出国的话，可能会觉得你脑子不对。”

“新世界”的魅力不仅吸引着上层精英，也让“寒门学子”唐永蠢蠢欲动。

1988年，唐永从湖南的一个偏远小镇，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是当时镇上凤毛麟角的名牌大学生。在上大学前，“留学”对于唐永来说还过于陌生，当时身边人能去到省城长沙，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更别提出国。唐永的父母也都是镇上的普通上班族，收入微薄，供他读大学已经竭尽全力。

刚进大一，唐永就发现身边大部分人都有出国的想法，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托福、GRE等出国考试项目。“当时学校的风气就是如果能去美国留学，然后留下来工作，那就应该在收入和各方面都会很好。”但考虑到家里的条件，他并没有马上决定出去，只是有了念头，也知悉了申请方式。

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毕业后，唐永先是南下，到汕头海洋公司工作，但人刚到，就被通知项目被砍，资金链断裂。几天后，他只得折回北京，在学校实验室打工。当时他拿着勉强糊口的工资，还时不时需要父母的接济。但那时，唐永在美国读研的校友，已经有每月1000美元的收入。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天文数字。几番考量后，唐永也决定出国读研。

有着中科大的硬实力背景，唐永在申请路上还算顺利。对当时出国的急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管学校好坏，只要给奖学金免学费，哪怕是半奖的，基本也都出去了。”

1997年春，一个薄薄的暗黄牛皮纸信封寄到了他所在的实验室，看到寄件方是几行飞舞的英文字，唐永激动地拆开，散落出好几份文件。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封以“Congratulations（恭喜）”开头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校方还为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以及一份每月1000美元的实验室助理工作。

“当时非常激动，因为等了好长时间。那个时候国内电子邮件还很少见，所以中间也无法直接联系。”

1992年，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前留影（图源：环球时报）

“终于可以去美国了。”唐永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与其说是被梦校录取的喜悦，更像是一种释然——终于可以宣告经济独立，生活稳定了。“父母也总算是不用再担心，毕竟有份正经工作，每个月省下来的钱换算成人民币也是不菲的。”

那时的美国，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几乎是“先进”和“富裕”的化身。早在1980年，美国大“预言家”托夫勒就已经在《第三次浪潮》中，思考一个“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内的学术界和领导层产生了不小的轰动，石斌所在的清华经济信息管理学院对此还深有研究，他表示“我们那时还在第二次浪潮中摸索呢，两国完全没法比”。

陈婕、石斌和唐永，三人三种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对出国趋之若鹜，折射出1990年代的出国风向 ：登陆大洋彼岸，就是着陆天堂。

新叶寻根

留学生涯结束后，陈婕、石斌和唐永都如愿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并在美国定居。

唐永最近一次回国是2018年，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湖南和妻子的老家北京，还抽空去了成都，玩了近一个月。

尽管孩子都在美国出生长大，但夫妻俩在孩子小时候坚持用中文交流，送他们去中文学校学语言。大女儿唐梦悦今年即将上大学，虽然还没有确定专业，不过梦悦告诉南风窗，她会主修或者辅修中文，争取以后来做交换生来中国，把中文水平提高到母语的水准。

“身为华裔，我时常觉得自己是被卡在了两个国家之间，有时会倒向美国，想跟美国人更熟。但我现在认为如果我不了解我父母辈的故事，还有我祖先的历史和文化的话，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梦悦坦言，“华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曾使她陷入身份认知的困境。

电影《别告诉她》剧照

梦悦在纽约州波基浦西市长大，当地亚裔人口占比不足1%，所以光看外表，她平时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在家一直说中文，梦悦表示自己上幼儿园时自己像个小“哑巴”。

“但我小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不同。”梦悦当时还并没有“种族”和“肤色”的概念，直到进入小学后，她时不时会遭到一些同龄人对她的恶意。“有些人会对我说‘滚回你的国家’，或者戏谑地说‘香港女孩’。”梦悦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少数群体，是“异类”。

梦悦本身性格比较安静，成绩也很好，“所以也几乎完美满足了外界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她笑道，同时那些种族主义言论的攻击也只让她更加沉默。她时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缩在壳里的乌龟，在被伤害后要过好一阵才能鼓起勇气，再探出头。那段时间，梦悦也尝试过融入所谓“美国人”的圈子，比如吃午餐时加入一个大群体中，但到头来她也只是默默吃自己的。

以亚裔女孩为主角的美国青春电影《致所有我爱曾爱过的男孩》剧照

“长大后，我结识了一些有多重文化背景的朋友，和他们比较有共鸣，我闺蜜就是波多黎各和印度的混血。”高中后，梦悦逐渐脱离身份认知困境。为何一定要选择一方呢？她想，会双语，有双重文化背景是优势才对。

“我其实现在也跟身边人都挺不像的。但我会更加为‘自己从哪来’和自己的民族血统感到自豪。我能给他们带来亚洲文化，而且互相了解不同的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交流的一部分。”

除了接纳并且想进一步了解自己华裔的身份，中国也是一直令梦悦向往的地方。她随父母每隔2至4年会回国一次，在她眼中，中国是热闹、有朝气，处处都能给她带来惊喜的，与平静的波基浦西市截然不同。

在近一个小时的中文语音采访中，梦悦对答如流，很少卡壳，偶尔还能蹦出几个成语。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份的迷失，她曾一度放弃中文，这几年才开始恶补，同时还爱上了看国产剧和综艺，最近在追大火的《山河令》。梦悦说明年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回国待上两个月，她也早早地发誓一定只用中文交流。

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们

唐永一家两代人身上也能看到一个有趣的心态转换：二十多年前，美国的繁荣吸引着唐永前来谋生，如今，是文化也是国内的繁荣吸引他的后代回乡旅游、学习甚至发展。

唐永表示：“现在国内的形势好，机会多，如果梦悦想回国发展我也是完全支持的。”

巴黎香街不香了

“国内是机会多，但内卷也厉害。”23岁的杨衣渺感叹道，“当然我更没想过要留在法国，我总觉得我是会回去的，也许是我恋家吧。”

杨衣渺高中出国时就没走“寻常路”，为了圆服装设计师的梦，15岁就独自去了法国。

“当时知道法国的巴黎时装周、设计师、高定都很有名，而且文化气息浓厚。另外我也想学一门第二外语，以后找工作有优势。”

法高毕业后，杨衣渺如愿考上了在巴黎的IFM法国时装学院。她设想先在巴黎工作两年，再回国工作或者创业。不过在巴黎完成学业后，衣渺现在对于是否要继续在巴黎工作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巴黎浓厚的时尚气氛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图源：Vogue）

原因一是在巴黎的生活烦恼。高中因为有寄宿家庭的照顾，所以衣渺无须操心一日三餐以及生活琐事。但在巴黎独居后，揭开这座浪漫文艺之都的表皮，巴黎一些街区的治安、公共卫生还有生活便利的问题，都不尽如人意。

最老大难的就是巴黎的小偷，无论是在街上、地铁上还是在学校里，巴黎小偷令人防不胜防。“在玛德琳地铁站，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在那被偷了钱包手机，有的连居留证都被偷了。”衣渺后来发现学校也有人偷钱，还有他们设计工作需要的尺子、剪刀、模具等等。

如今再加上疫情的冲击，看着日均几万的确诊人数，衣渺只想马上回国。

罗浮宫博物馆外戴着口罩的游客们

此外，在海外做华人设计师，“要不要在设计里融入中国元素”也是个甜蜜的负担。

衣渺认为设计是带有主观意愿和彰显个人风格的一项工作。但似乎在外国人眼里，中国设计师和中国风就是标配，他们会问“为什么你不融入一些你们中国元素进去？”

“但我平时做衣服其实不太敢用中国元素。虽然想用，但怕最后出来效果不好，给人一种为了中国风而中国风的僵硬感。”衣渺认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风”大多也只是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或者中国元素，只是觉得是他们眼里的那个样子就行了。

“比如圣罗兰在上世纪出了一个系列叫‘中国人’，用了斗笠还有一些清朝服饰的版型和花色。那一季因为真的太火了，很多外国人就是到现在为止都还觉得‘哦，现在中国也是那个样子’。”衣渺哭笑不得。

圣罗兰在1977年推出了的时装系列“中国人”

今年8月，她将去英国继续深造服装设计。

“换个地方，换个心情。哪都有好学校，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文中陈婕、石斌和唐永为化名）

作者 | 本刊记者 赵菀滢

编辑 | 雷墨 lm@nfcmag.com

排版 | 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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