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 深圳报道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部分获境外大学录取的中国学生无法按预期时间出境开展学习。为了解决这一群体学生的实际困难，去年9月，教育部允许他们在一定条件下转入部分国内中外合作大学（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下同）完成学业。
今年，这一措施仍然延续。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继续支持以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缓解疫情影响下我学生出国学习困难》文章，指出2021年秋季学期来临之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出入境和人员往来受限，不少学生面临求学困境，教育部继续支持竞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通过自主招生，缓解疫情影响下我学生无法出国学习的困难。
根据教育部披露的自主招生院校清单，9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中，有6所在招生名单之列，分别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广东以色列理工大学。
教育部指出，此次自主招生不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对高校其它各类招生不产生影响。
同时，教育部还继续支持相关高校在确保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以校际交流、委托培养等学分互认形式，接收出国留学生短期就读，为其提供国内学习平台。
招生范围扩大至“往届生”
上述6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均在官网公布了自主招生简章。其中，西交利物浦大学和温州肯恩大学公布了拟招收的本科生人数，分别为600人和300人，其他学校则暂未公布具体的招生人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去年主要招收的是当年出境受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有不少咨询者关注的是，已经在境外读了一段时间，是否有可能“转学”回国？
今年的6所中外合作大学，大多面向非应届学生开通了申请通道。譬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在招生章程里明确了招生对象范围为：已取得境外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或已在境外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提出的选拔对象要求包括：1、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原计划就读境外本科的中国内地学生；2、已获得高中毕业证；3、英语水平符合一定的要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电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招生办公室获悉，只要满足条件，已经在境外就读了一定年限的中国内地学生也可以申请。学校并没有对外公开招生人数，最终会秉持择优录取的原则。
有业内人士指出，绝大部分国际学校的高中生能够符合报考要求，但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轻易被录取。
不久前，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去年的增额招生情况，“我们开放了一百多个指标，而且录取条件是学生们已获世界排名(QS)前150位大学或前50名专业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结果有3000名左右的申请者，在这种压力下我们不得不扩大计划，录取了500名。”
在近日的一场关于全国国际学校升学的峰会上，国际教育数据机构宜校创始人肖经栋指出，根据他们调研了解的情况，去年“回流”的本科生，进入到中外合作大学的平均录取率大约为20%到30%左右，竞争仍然称得上激烈。
今年，因为国际疫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上这几所学校面向“往届生”开放，最终的录取结果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绕开高考读国内大学？
在疫情的影响下，部分学生、家长对于留学心存疑虑。从经济账来看，这6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学费大约为6万-10万元/学年，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尽管比国内公立大学高出不少，但如果与出境留学相比，又相对便宜，这也是一部分学生选择“回流”的考量。
从中外合作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升学表现来看，留学深造的比例甚至可能高达80%以上。这也意味着，对于今后仍然有着留学打算的学生而言，“回流”至中外合作大学，很大程度享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从各学校提出的本科报考要求来看，基本上都是读国际学校的高中生才能满足，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回流”的学生也的确绝大部分是国际学校的毕业生。
这引起了担忧和讨论，中外合作大学的自主招生，是否会成为一些投机者逃避高考制度的手段？是否会损害教育公平？
根据中国当前的学位制度，这些“回流”学生如果不参加高考，无法进入中国的大学里学习，也没有办法拿到中国大学的学位。
去年、今年中外合作大学的增额自主招生，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途径，把学生录取到“外方”大学，但是在中国的校园里学习，最终授予的是国际合作办学的“外方”学位。
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参加了高考的本科生，毕业时可获西交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国教育部监制），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直接颁发，中国教育部认可）。
而通过自主招生的学生，毕业时仅可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直接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认可，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获得认证）。
深圳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管理人士向21世纪经济记者表示，这两年的政策，的确给了一些人绕开高考入读国内大学的机会，但由于是出于应对疫情的考虑，应该更多地解读为满足多元化需求，至于明年以及今后政策会如何变化，还无法下判断。
席酉民也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方法。从长远看，解决跨境“转学”问题的前提在于学位制度的改革，由“国家的学位制度”变成“各个大学自己认定的学位制度”，解决大学的独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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