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龙希成
编者按：
据香港科技大学消息，该校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于3月2日逝世，享年87岁。吴家玮对香港科技大学成为全球领先的研究型大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一书中，作者、时任学术副校长钱致榕回顾了筹建创校的艰辛曲折历程，他与吴家玮是老友，默契合拍，相互理解、信任与支持，组建的创校团队创造了3年建成香港科技大学的奇迹。
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港科大）于1991年10月2日开学上课，10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自2011年至今，其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每年稳居前66名以内，在2022年全世界400所年轻知名大学中排名第三。
当然，排名并非最重要。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港科大用时3年创建完成，即被世界高教界视为奇迹。“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港科大创建时的理想和理念是怎样的？它何以能行稳致远？
1988年9月1日，钱致榕到港科大报到，成为首位在港科大全职履职的教授，“疯狂忙碌”3年有余，于1992年3月1日功成身退。他先为理学院院长，后为学术副校长，在创校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说，那是“我们”坚持理想、探讨理念、凝聚共识、精诚合作的结果。
钱致榕口中的“我们”是指他和最初的校长、校董会成员，身在世界各地为创校规划的各院系拟聘的院长、系主任，以及各中心主任、全体教职员等组成的创校团队。
钱致榕的著作《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详述了筹建创校的艰辛曲折历程，记录了他们的视野、品格、努力和贡献，为当今正向世界一流大学奋力攀登的高校提供借鉴。尽管过去已有讲述港科大最初几年发展故事的书籍，但它们都未能对开学前的1988至1991年的筹建创校过程娓娓道来，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头规划一所研究型大学
1986年，香港地区打算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这激发了世界华人学者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他们在海外奋斗二三十年，熟悉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各自所在的名校积累了丰富的教研经验，现在终于有机会实现理想——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头规划创建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中国培养文理兼备、独立思考、能够解决未来问题的人才，给后代留下一份贵重礼物。
这成为所有人为创校而奋斗的强大动力。创校团队人才济济：谢定裕、蒲慕明等凭借自身渊博的学识以及精准的判断力，为创校作出了重要贡献；聂华桐带来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名校教研经验和广阔视野，用时3个月帮助拟定招聘及教员职称审核程序，甚至还吸引了外国人，比如，日裔教授平冈弘之加入创立港科大化学系，美国“蓝领”胡立人担任实验设备服务中心主任。
创校团队推动成立香港研究资助局，并希望大学注重科研、发展科技、培养科技人才。同时优化高教生态，各大学不相互挖墙脚、不争资源，联手把“饼”做大、互助协作，共同迈向世界一流。
“我在这里受尊重”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实力基点在系。创校团队在设置院系架构时，确立了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和社科两个学部）“四院十七系”。学校要求开学时每个系的平均学术水平不能低于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是先聘请一流系主任，要求系主任招聘资深学术“领头羊”、聘请年轻人，组建学术团队，打造稳健和谐系。系主任拥有相当大的人事权和财权，可以自治而不受校长、院长变动的影响。
为了让教授感到“这是我的大学，教书育人、科研学术是核心，我在这里受尊重”，创校团队招聘人才不“守株待兔”，而是在全世界求贤。同时，明确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属服务性职位，不列入管理层，最终要回归教学科研岗位担任教授；还要求无论职级高低，每位教授教学工作量都一样。
港科大重视年轻人，不分讲座教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一律称“教授”，其研究室、实验室也一律平等，助理教授有能力即可带博士生。在开学典礼上，可以看到创校团队特意突出了一个细节：在所有人注目下56位教授出场，由拓扑学家项武忠执学术权杖——象征港科大注重学术水平；钱致榕带领教授鱼贯登台，跟总督、校董、嘉宾同坐台上，表明常务副校长亦属教授一员。
港科大尊重学术，不仅尊重教授，也尊重教育本身、坚守育人的本心。
当前，许多大学存在过于注重科研、忽视本科生教育的问题。但基础学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基，是培养一流人才的最佳乃至唯一途径。港科大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观——大学的职责并非仅限于科研，本科生教育至关重要！为此，学校设计了以“人学分”来衡量教学工作量，即教学工作量以实际教课选课的人的学分计算，并据此分配各学院的教员名额与教学资源。
创校团队成功说服校董会，除建设强大的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外，一流的人文学院、人文教育同样不可或缺，正所谓“不学中国文化，就难以真正成为中国人”。他们给予人文学院50个教员名额，这些教员不仅承担全校学生的通识课教学任务，也被寄予厚望：在未来数十年间，以广阔的世界视野，发展中国文化和历史，赋能未来中国英才。
钱致榕：“我来为种树”
行政是大学的“肢体”，提高行政“肢体”效率，才能促进院系交叉交流。不少大学在人才引进时注重以待遇、职位聘人，等人才到位后，却出现教研工作迟迟不能展开、行政效率低下、各方办事相互掣肘等问题，致使人才流失。这造成了大学发展开局热闹，但很快就陷入瓶颈的现象。
钱致榕认为，大学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教员的智力和时间。于是，他主持建设全世界第一个全光纤校园，率先建立一流的图书馆、网络与计算机中心、实验设备服务中心、教学技术服务中心，全方位高效服务教员教研工作。教员们工作效率更高、氛围更好、出成果更快，自然乐意留任。
钱致榕推动构建由全校电脑和网络连接的现代化行政服务体系，学校的每个院、系、中心都是人事和财务独立的预算单位，院长、主任能及时知晓工作进度、把控工作品质、掌控预算情况。
港科大招聘也颇有亮点，在办公与研究空间上，每位教授都能坐在自己的“海景研究室”中看见清水湾，而其研究室和实验室无论面积还是位置都尊重个人的选择。在校园通行上，任何人从宿舍走到教室都不超过15分钟，师生乘坐新建的交叉开放式电动扶梯，上下皆能看到静谧的清水湾，令人心旷神怡。在促进学术交流方面，每个系的办公区可在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向选择邻居，这种院系交叉，促进了学术交流。
钱致榕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成“科大设计，责任在我”。当时，他意外发现全校学术大楼设计有误。原先按理工类学院设计、造价12亿港币，现在按研究型大学要求设计、造价30亿港币。可问题是，谁来推动重新设计？那时，钱致榕虽只是理学院院长，但吴家玮校长一句“你不管，别人搞砸了，会不会后悔”，让他毅然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钱致榕作为学术副校长，以服务全校教学科研的“后勤司令”自称，带动每一位系主任、中心主任把学校的事当自己的事，讲求实干，注重细节，满足每一位教员的教学科研需要。在他的引领下，全校教职员责任感增强，高效而细致地完成了创校工作。
钱致榕与校董会成员通过讨论聘人标准而增进彼此了解、建立互信，争取授权、提高效率。在与校董会成员的晚宴上，他的即席演说赢得“一诺千金”，每一位校董都答应“全力支持”。
当然，至为关键的是，钱致榕与校长吴家玮是老友，二人默契合拍，相互理解、信任与支持。这种默契，让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扩大共识，办事效率极高。创校的一把手与二把手心灵相通、紧密合作，感染了周围的人，营造出开诚布公、齐心协力的良好风气。这既是他们二人的幸运，也是港科大的幸事。
钱致榕的工作状态近乎疯狂，每日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他秉持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走”的精神，在离开之时，正值自身贡献与声誉的巅峰期。但他的态度是“我来为种树，我去花未开”。他说：“交了很多精彩的朋友，扩展了我的人生！”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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